性朴、性恶与向善:荀子人性学说的三个层次

荀子将人性定义为人与生俱来的自然属性,包括人的欲望、情感、材质和能力等内容。荀子的人性学说包括三个层次:其一,性朴是荀子对人性的基本认定,这是对"生之谓性"古义的继承;其二,性恶是荀子人性学说的独特贡献,这是关注人性消极的层面(欲)的结果;其三,人性向善是荀子对儒家基本立场的坚守,包括人性应该向善、愿意向善、能够向善等内容,并给出了礼义、师法与乐等向善的途径。荀子的人性学说层层递进、逻辑清晰,并不存在不可调和的矛盾。在诠释荀子的人性学说时,首先要注重其层次性,其次要处理好文本上的"矛盾",再次要跳出以孟判荀的窠臼,最后要掌握好诠释的度。     

礼制的规范与人性的理解——荀子人性新论

荀子对"性"概念的界定是属于"生之谓性",是指人基于其自然生命之上种种生理及心理的本能和欲望。孟子的"性"是基于"人之所以异于禽兽者"而立言,而荀子的"性"则相反,其所指恰恰是人与禽兽之共通性的属性而言。从广义上来说,荀子人性论内涵心、性、情、欲四者;从狭义上来讲,荀子人性论主要是指情与欲二者。荀子通过外在的"礼"与内在的"心"实现了人性的自然性向符合社会规范的社会性转换,这也是人的自然性向社会性转变的过程。     

荀子“天人并立”思想诠说

"究天人之际"系中国古代思想史的永恒母题。荀子的思想大厦亦以其天人论为根基。荀子认为:"天道有常",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但人可"制天命而用之",实现人的自我长养,进而通过践行礼义而成为圣贤,在德性人格上达到"与天地参"的境界。荀子的天人论是"天人之分"与天人相系的辩证统一,既反对畏天、慕天、"错人而思天",又反对"天人二分",人定胜天,让天与人的价值皆得以彰显,避免了天与人的"互役",形成友好型伙伴关系,可谓之"天人并立"。荀子在《天论》篇中完成了"天人并立"思想的逻辑证成,并将其贯穿于"性恶论"(自然维度)和"礼论"(文化维度)之中,成为荀子天人论的思想内核。本文通过分析天论、性恶论和礼论中的人学意蕴,让"天人并立"这一伟大思想显豁起来,从而让我们对荀子思想有一个更加深刻系统的把握。     

荀子“性恶”论辨正

荀子所言的"性"和"恶"都有其自身特殊的含义,"性"是指人的自然生理欲求与反应以及心表现出来的天生的"知"与"能","恶"是指人的行为或社会秩序不符合礼义之道而表现出"偏险悖乱"的状态.在此基础上,荀子认为心生而不具有礼义之道,故不能以礼义作为思虑的标准,因此心的认知常常表现为偏执之蔽,进而在面时情欲时亦无法做出正确的判断和选择,最终做出"偏险悖乱"的行为而成恶了.所以,荀子所谓的"性恶"是指作为"性"之心由于生而不具有礼义,且亦不能认知礼义之道而易导致事实上的非礼义的"偏险悖乱"的状态.     

差等、度量分界与权利——荀子义概念中的正义观

荀子"义"概念的一项主要意涵是"上下有差"。礼义建构并维持了此种差等社会,也确定了社会成员的"分义",亦即他们的位阶、角色和职业等及其义务与相应之权利。荀子虽然认为"上下有差"乃天下通义,但上下位阶并非固定不变的,而是可以流通升降,其原则在于礼义、道德、贤能等,而这是每个人凭其天赋之人性能力与后天之修为皆能成就的。这实际上是对宗法制的革命性颠覆,使得公职向所有人开放成为可能,也使得依系于这些公职的社会资源得以较为公正地被分配。荀子的礼义差等社会实际上蕴含有一定程度的公平正义。     

“礼义化性”与“习俗化性”——论荀子思想中礼与俗的作用

"性恶论"是荀子礼治思想的人性基础,他主张以礼义变化人的情欲之性。礼义化性主要通过对人的教化,使心认可礼义,进而通过心之所可来节制欲望,并发挥心的思虑功能使情欲对象符合礼的规定。荀子又认为"注错习俗"也可以化性,"注错习俗"的差异造成了君子和小人的区别。个人修养应该谨慎于风俗习惯,国家的治理者则应通过礼、乐、刑、政等来改变恶俗,形成美俗。从礼俗关系来看,礼和俗都具有"化性"的作用,而美俗的形成依赖于礼乐教化,美俗应该是符合礼义的俗,是礼的民众化。     

性朴欲趋恶论视域下的荀子政治哲学

荀子的人性论实为性朴欲趋恶论,这直接影响了人们对荀子政治哲学的理解与把握。“性朴”,则人性可善可恶,说明人性可伪可化;“欲趋恶”,彰显人性有流于恶的可能,说明涂之人化性难为。以此为逻辑起点,荀子通过“天人相分”的理论形式对天人之间的边界进行了自觉清理与界定,充分发掘出了人的主体性,进而以此为进路探求圣王如何获得异于涂之人的“大清明”之心,从而为圣王创制礼义法度提供难以辩驳的正当性。如此,荀子的政治哲学就有了不同于孔孟政治哲学的理论面目：在没有否定圣王之德的前提下,更为重视圣王创制礼义法度之功。与孔孟的政治哲学思想相比,荀子的政治哲学思想无疑更加适应战国时期由封邦建国政治权力体系(周制)向中央集权政治制度(秦制)过渡的天下大势。     

荀子人性论再解读

荀子"人性"包含本然性即自然属性和实然性即社会属性两个层面。二者并非静态并列的关系,而表现为从本然性到实然性的落实与发用的动态过程,依次展现为从人的内在生命机理显现为自然本能、从自然本能外化为不同的社会心理和认知倾向的过程,此过程与人从出生开始的社会化过程相表里。荀子论"性",始于"性伪之分",此性为本然性;论善恶,终于"性伪之合",此性为实然性。善恶皆属于"性伪合",是性与不同之伪结合的结果。荀子言"恶",意在强调人要对社会化过程极有可能出现的各种偏弊有高度的警醒和自觉意识,并通过礼义教化及时进行防范与补救。     

亲情与恩义:论荀子孝道观的价值维度

儒家孝道所建构的人伦关系,基于血缘亲情与恩义而建立,蕴含着子女对双亲的感恩之情和家庭伦理责任。养亲、敬亲、顺亲、谏亲是考察儒家孝道的四个主要价值维度。与孔孟孝论强调"亲亲",注重子女对父母的养、敬、顺有所不同,荀子孝论以人性恶为理论基础,凸显了礼义对孝道的引导和矫正功能。荀子提出"孝子之道,礼义之文理",主张从义不从父,将子道与臣道相贯通,把持义谏亲的社群价值置于诚敬顺亲的族群价值之上,为解决"顺亲"和"谏亲"两种价值观念的冲突提供了一条可行道路,在一定程度上保障了社会组织系统的有效运转和社会公德、社会正义的实现。     

富民与教民之关系——以老子、荀子、韩非子的思想为例

先秦诸子生活在一个动乱的时代,他们都试图为君主提供治国的良方。思想家们普遍承认百姓在政治中的重要性,承认百姓的物质需求的合理性,主张富民,同时又对欲利之心保持警惕,希望通过教化来避免富民与逐利会带来的负面后果。老子主张君主"无为"而让百姓"自富",但富足的水平只可达到满足人的生存之需。他认为大量的财物会刺激人的欲望,主张通过君主的"不言之教"使百姓"无知无欲"。荀子认为人的欲望是生而本有的情性,主张通过富民满足人的欲望,但同时主张通过礼教来节制人的欲望以避免社会混乱。韩非子承认人的好利本性的正当性,主张通过法的规定为百姓求富提供正当的方式,而这一方式同时对国家富强有利。所以,教民并不是改变人的好利本性,而是通过"以法为教"来规范人的求富行为。     

“以道制欲,乐而不乱”——试论荀子的音乐教育思想

荀子是战国末期的儒学大师,杰出的思想家,对中国古代音乐美学的发展有重要贡献。荀子的音乐教育思想集中反映在《荀子.乐论》中。他认为人需要音乐,肯定了音乐在沟通人们情感以及在人性教化中的巨大作用,具有＂中和之美＂。要使其成为教育人的手段和工具,防止音乐陷入邪乱,就必须使其符合道德礼义的要求。本文以荀子＂以道制欲,则乐而不乱＂的礼乐哲学思想为基点,全面阐述了荀子礼乐教育思想的内容、本质和作用以及其对当代音乐发展的启示。     

戴震"仁"学考论

戴震对儒家"仁"学进行了细致且系统的考辨。在戴震看来,"仁"合于"道",根于"人伦日用",合本体、准则、德性于一,表现为:形上之"生生"、人伦之"欲无私"与人伦之"遂欲通情";"生生"是"欲无私"与"遂欲通情"的形上根基、"欲无私"与"遂欲通情"表现且确证"生生""遂欲通情"又是"欲无私"的推己及人;由"生生"而"欲无私"再"遂欲达情"乃"归于必然,适完其自然",三者圆融一体。这在发扬原始儒家"生生"之仁的同时,实现了原始儒家以"仁"统贯诸德的初衷,并通过对欲、理、仁关系的厘清和爱人、忠恕的新诠完成其对宋儒之仁的批判与孔孟之仁的超越,从而还"欲"于"仁",将伦理根植于生活,倡导了一种事实与价值合一、德性与幸福一致的伦理生活,开启儒家"仁"学一代新风。     

礼义、情性、大众与名誉——荀子对申徒狄、陈仲、史䲡的审别与衡鉴

荀子对历史人物的审鉴构筑了诸子争鸣中的一大学术景观。拈出其对申徒狄、陈仲、史䲡的审别与衡鉴,可见既有显性评价,又有隐性寓示。荀子的评价与后世存在巨大反差。在荀子看来,申徒狄之行属“行之难为而不贵”,非礼义之中,是倚魁之行,当为天下所弃。从中可推测出荀子对屈原沉江的真实态度。陈仲、史䲡则悖离人之欲恶通情,不中礼义,不合大众,是沽名钓誉的盗名者,尚不如盗货者。荀子对三人贬抑与其传孔子诛少正卯存在一些关联。探赜荀子评判与诠释背后蕴含的微言大义,可洞察社会思想转折之几。审别与衡鉴之中,贯穿着荀子透辟的时代省察与深刻的人性之思,贯穿着荀子以礼义为中心的人物鉴别衡定标准以及与时迁徙、与世偃仰的处世哲学。     

荀子学辨

荀子的学术思想渊深复杂,因而在对他的研究中,至今仍有若干易于致疑之点,犹有辨明之必要。如荀子虽推崇仲尼、子弓,但不能仅据此认为其学即出自此二人。荀子对他们的推崇实与其治学宗旨相关,即认为仲尼、子弓的学行已臻于圣王至足之境,可为天下学者师法。因而不能认为荀子对仲尼、子弓的推崇,是在自标师承之门。荀子又每以礼法并称,但他所谓法同法家之法是有区别的概念。荀子所谓法不具备法家所谓法的绝对法制意义,乃是相对于礼的次一级规范或法则,已有被礼同化的趋势,并被用来调整、充实和完善儒家的礼制体系。荀子对其前的诸子几无不攻驳,虽儒家亦所不免。但可注意者,惟不见对法家商鞅的讥弹。此或可窥见到荀子思想中法家因素的来源。荀子关于数义之说,实质上是对周代贵族礼乐文化传统的继承。此说以君子知义为本,官人守数为末。这影响及于他的政治伦理思想,即以君子、礼义为纲,以君子、礼义为建构其学说体系的核心要素。     

荀子思想的黄老意

黄老学是战国中后期主流思想流派,它"因阴阳之大顺,采儒、墨之善,摄名、法之要",对先秦百家思想进行了理性的总结,提炼出"隆礼重法"的治道精神以"一天下"。作为三为稷下学宫祭酒的荀子深受黄老学思想的影响:在本体论上以"道"为基,衍化"天""气""性""礼""法";在认识论上以"虚壹而静"为方法,"解蔽"心灵,以加深对"道""礼""法"的认识;在方法论上以"道治"为基础,衍化出"道法""礼法"等治道精神,并在此基础上提炼出"隆礼重法""德主法辅"的治道精神。认识到荀子思想的黄老意,有利于澄清学界对其思想的误读,了断学术纷争,提高对其思想利用的精准度和效率,于现代"依法治国"与"以德治国"相结合的治理模式有一定启示意义。     

朱熹视域中的荀子人性论

朱熹在对性之内涵及其与心、情、欲之关系的理解上与荀子相异。朱熹最为指责荀子人性论的一点在于其不能接受荀子将人性设定为恶,他坚持性理本体的善的绝对性,而只承认恶是由后起的气质所引起。在修养论和工夫论方面,朱熹与荀子却有诸多相通之处,他们都强调学习、致知的重要性,并且朱熹认可荀子提出的对"偷则自行"之心的拟制和对"使之则谋"之心的塑造。     

礼养与性朴:《荀子·礼论》研究

探讨《荀子·礼论》是研究《荀子》专篇思想的重要尝试。《礼论》一篇可划分为三小节,分别讨论"礼养""礼文""丧礼"三个论题。礼养与性朴是篇中最值得重视的两个观点。荀子认为,礼的确立是为了养护人的欲望,欲望是正面的而不是负面的。礼的意义和目的是"养",养欲、养情、养德。篇中"性者,本始材朴也"的说法表明,人性原初既不是善、也不是恶,而是质朴的。这与《性恶》的观点非常不同。《性恶》与《礼论》在人性的说法、性伪关系、礼与情欲关系上都存在尖锐的对立,而性朴的思想在《性恶》外的《荀子》其他重要篇章都有不同程度的体现。所以,《性恶》不是荀子本人所作,荀子是性朴论者而非性恶论者。     

荀子对数术的系统批判——以占卜、相术、厌劾祠禳为中心

荀子对数术虽没有专门立论批评,但检视《荀子》一书,可抽绎出其对数术传统的系统批判。占卜、相术、厌劾祠禳构成了数术系统的三个重要组成部分。针对占卜,荀子提出"善为易者不占",将占筮的预测功能与礼义文饰功能划清界限,有将《周易》解读进一步人文理性化的倾向。其对《周易》的诠解主要表现为引用卦爻辞以重其言,化用《易传》以解礼,袭用《易传》语词以为己说注解。针对相术,荀子提出相形不如论心、择术,将人内在的思想层面与外在行为方式结合起来评价,建立了全面衡量人才之"德"与"能"的礼义与法度相结合的标准。针对厌劾祠禳,荀子反对鬼神、巫术之说,将儒家的脱巫、去魅倾向贯彻得更加彻底。荀子对数术的系统批判,既有战国末期的社会现实原因,也是思想史逻辑发展之必然,亦与荀子个人对战国学术思潮的批判与熔铸分不开。     

荀子论圣王与政治性秩序之实现

荀子将政治秩序之实现诉诸于集道德权威与政治权力于一体的圣王并尊崇之,其间原因既有迫于"今圣王没,天下乱"的现实需要,也有出于其"人之性恶"的理论逻辑的必然。荀子第一次完整而系统地为我们构想了一幅人类生存中"争则乱,乱则穷"的"自然状态"的图景,并认为摆脱"自然状态"、实现政治性秩序的唯一途径,必须诉诸于真正的德位一体的圣王。在因何而必须要秩序、由谁来建立秩序、又如何来建立秩序等问题上,荀子为我们呈现出了系统而条贯的思考。     

克己复礼为仁新诠——基于荀子的辨析

复礼为仁,是荀子为了实现孔子克己复礼为仁的目标而进行的理论探索.克己,主要是指治欲,方法是“以义克利”.而礼义的制定与践履,就是“复礼”的意涵,具体方法就是法后王以察先王之道.一方面,制定与践履礼义可以克己(治理人欲),从而“克己”被进一步收归到“复礼”中.而另一方面,“处仁以义,然后仁也”表明复礼才是真正完满意义上仁的达成,即复礼为仁.复礼为仁的思想转向,不仅将礼与仁的内涵进一步深化,而且还对后世儒者影响深远,因而在当代的克己复礼为仁思想研究中不能被忽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