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阮籍的人格特质及对后世文人人格建构的影响

阮籍在精神上倾向于老庄,在艰苦的精神探索中形成了"至人""大人先生"式绝对自由的理想人格;回到现实中的阮籍为了寻求身心的自由和放达,以放诞的行为佯狂寓世,在困顿煎熬中形成率真、纯净与和谐的审美人格。阮籍的这种游刃于"入世"与"出世"之间,理想人格与审美人格之间的双重人格对后世文人人格的建构产生了深远影响。     

西晋东莱人刘毅仕宦考

以门阀士族为其统治基础的西晋王朝,在确保士族权益的同时,皇族司马氏也需要一批事功派官僚以限制士族势力的过分膨胀,从而维持其君主的专制权威.然而,晋武帝却始终没有重用事功派官僚刘毅,作者认为,其主要原因是刘毅始终忠于曹魏,一直对司马氏的统治持敌视态度.而晋武帝"容忍"刘毅的主要原因则是当时亲曹力量依然十分庞大.     

庄子“逍遥”义考释

根据训诂学的一般原理,"逍遥"作为一个联绵词,必须按照相关规则进行训诂。张松辉先生依形训诂,得出"逍遥"的本意为"散步、闲逛而不带感情色彩",以此反对郭象解庄的"悠闲自在"说,并进而解释庄子的"逍遥"义,其结果并不能令人信服。"逍遥"的诸多异形词之一是"消摇","消摇"比"逍遥"为古,"消摇"作为一个没有"定字"的联绵词,不能依形训而当依声训,这就要回归经典文献,在文中还原"逍遥"的本意。通过对《诗经》《楚辞》等文献的"逍遥"义还原,得出"逍遥"是一种自由自在的精神体验而不止是漫步闲逛的结论。在庄子哲学中,"逍遥"是一种无拘无束、自如自在的生命体验,是生存之自由也是心灵之闲放,而大鹏正是这种自由精神的象征。     

《齐物论》与竹林玄学

《庄子》作为“三玄”之一,在魏晋玄学中大行其道。阮籍和嵇康是两位在任自然的旗帜下发挥庄子思想的名士。分析发现,阮籍对庄子的理解,大致来自《齐物论》。然《齐物论》对他的意义是双重的：既排遣其对现实的不满,又给因对现实的无能为力而游戏人生的生活态度提供掩饰。嵇康学理上的表现在于,其“声无哀乐”的见解,以乐论的形式,对《齐物论》中齐是非的观点作独特的补充,同时,却又在讨论人格的公（诚）私（伪）之分时,把它同是非问题联系起来,从而显露自己无法掩饰的价值立场。阮、嵇无论是言还是行的矛盾,都与庄子齐是非的悖论有关。     

论嵇康的哲学思想

嵇康(公元223—262年),字叔夜,谯国銍(今安徽宿县)人,三国时著名的文学家、思想家,在魏做过中散大夫,后人又称他为嵇中散。司马氏当政以后,嵇康被司马昭杀害,著作有《嵇康集》十卷。     

佛教视域中“逍遥”观念的考察

僧人对庄子逍遥思想的诠释是佛道交涉中的重要内容。"逍遥"在格义的语境下是被理解为佛教的价值旨趣的。而随着僧人对格义弊端的反思及佛道论衡的深入,僧人十分重视分判佛道之异,反对简单地混同庄子逍遥与佛教解脱。当三教会通渐成趋势之后,僧人们从更深入的层面广泛吸收儒道思想,并立足于佛教立场对逍遥思想予以重新定位和解释。由于宗派的不同,各家对逍遥思想的解释也不甚相同,如华严宗的德清会把逍遥境界解释为初禅天之乐,而禅宗的道盛仍会直接用"逍遥"表达佛教旨归;不过他们之间也有一个共同之处——即都会认为只有破除"我执"才能实现逍遥。     

阮籍矛盾性人格浅探

阮籍,字嗣宗,三国时期魏国的著名诗人,同时也是魏晋时期著名的玄学名士。阮籍本有济世之志,却生不逢时,生在了一个动乱的年代。相妥协于现实,他采取酗酒和故作旷达的方式来躲避政治迫害。于是,像阮籍这样胸怀大志却无处施展抱负的人,内心必定经受着巨大的痛苦折磨。在理想对现实的妥协方面,阮籍也是那个时代文人的缩影,阮籍人格的矛盾性对他在政治和生活中所作出的种种决定有着莫大的关联。阮籍也是魏晋风流的代表人物,其人格与作品都给后人留下了宝贵的借鉴。     

论支遁对“适性逍遥”的批评及其逍遥新义

支遁把"残害"归于桀、跖本性所具的恶性,并从郭象"适性逍遥"论中推出"桀、跖以残害世人为适性也是逍遥",进而否定"适性逍遥"。郭象的性包涵人的天赋能力、仁义德性,但未将恶作为普遍的人性规定,故此郭象、支遁两家之性不是同一个概念。所以支遁的推论因其违反概念的同一律而无效,他对"适性逍遥"的批评不具有严格的理论有效性。支遁的逍遥是佛门至人之心的至足境界,至人是证得般若空智并兼有庄学和易学色调的佛门得道之人。支遁认为,至人之心的至足区分于欲望的满足,欲望造成生死流转之苦,而至人之心以般若空智烛照万物性空,既能感通响应天下众生了脱死生的宗教诉求,接引、度化众生;又能超然物外,与世俗保持若即若离的自由关系。     

阮籍思想研究中的三个问题

很多学者认为,阮籍从不议论他人是非或评论时政,他鄙弃名教标志着士人"自我意识的觉醒"。然而研究表明,阮籍不但用行为的方式"议论"别人,而且用文学的形式针砭时政;他表面上鄙弃礼教,但礼教思想在他内心深处根深蒂固;他"自我意识的觉醒"表现为趋步老庄,而老庄思想具有一定程度的宗教因素。从魏晋士人思想演变的脉络看,阮籍思想是士人思想宗教化过程中的一个环节。     

维齐非齐自然合理

现实中的人和人是有差别的。荀子曾引用《尚书》中的"维齐非齐"来谈他对平等观念的理解,认为要达到社会的平等,就必须"非齐";一味追求"齐",结果可能反而是"不齐"。孟子说过"物之不齐,物之情也",如果都按照同一个标准去对待的话,那当然就"不齐"了。究竟是"齐"还是"不齐",不能只看表面现象。     

支遁“逍遥新义”新诠——兼论格义、即色与本无义

据史载,支遁曾在向秀、郭象之外另立新说,阐发《庄子》逍遥义。但何谓支遁"逍遥新义",因相关资料有限,异说纷纭。本文指出:支遁新义并非是对向郭的简单肯定或否定,支遁的阐释立场和角度与向郭有所不同,他化用老庄和佛学思想,将二者予以嫁接。但与前人普遍采用的"格义"解释模式不同,笔者并不认为支遁仅仅是运用时人熟悉的老庄来诠释佛教的般若学和禅学新知识,或者运用后者来发挥前者的固有之义。为了厘清支遁的"逍遥新义",必须整体考察其"即色说"与逍遥义的关系,考察其思想与宗教实践的关系,考察其言行的时代背景。为此,作者梳理了前人观点,重点对陈寅恪格义说、汤用彤对支遁与向郭玄学关系的论述、即色义与本无义的关系、道安是否反对格义等问题提出了自己的不同意见。     

爱国诗僧曼殊评传

(1) 政治思想曼殊的政治思想主要表现在两方面:一是具有强烈的爱国主义思想;二是反对清朝统治和反对袁世凯篡夺民国政权的民主革命思想。曼殊的反帝爱国思想是强烈的,而且是始终如一的。虽然他出生在日本,母亲又是日本人,而他对日本庶母河合氏有非常深厚的感情。但他对自己的祖国怀有真挚的爱,以自己是中华民族的一分子而自豪,为中国被帝国主义侵略而痛心。这在甲午战争、特别是在     

诠释的偏移与义理的变形——庄子“小大之辩”及“逍遥”义理迁变之省思

庄子"小大之辩"原本"扬大抑小"的义理旨趣,为何会被向秀、郭象与支遁偏移为"小大同扬"和"小大同抑",造成其"无待逍遥义"被变形为"适性逍遥义"与"至足逍遥义"。通过解析"小大之辩"的四种内在义涵,分析"小大之辩"四种可能的价值取向及三种现实的诠释进路在"逍遥义"发展史上的落实演进,可以发现,"小大之辩"概念广泛的能指性和前后文意义联系结构的松散性导致的多种理解的可能性;以及庄子因寓言的手法,以不同物类间的"小大之别"类比同属人类的"小大之别",其间所存在的喻比象征的不相类,是导致庄学史上注家对"小大之辩"的根本主旨发生诠释的偏移,进而造成"逍遥"义理发生变形的直接原因。     

人名与平仄

正汉语的声调,指语音高低、升降、长短的变化。现代汉语声调分为四声:阴平、阳平、上声、去声。四声又可归为两类:阴平和阳平为平声,上声和去声为仄声。平声的特点是"扬",读来语调平缓,可拉长但不变音;仄声的特点是"抑",发音较短,不能拉长,语调曲折。 历史人物并称的排序,平声者居前,仄声者列后的居多。例如:屈宋(屈原/宋玉)、刘项(刘邦/项羽)、嵇阮(嵇康/阮籍)、颜谢(颜延之/谢灵运)、韩柳(韩     

释“达”——玄学的生命情态论

"达"是玄学的重要范畴,它用以表述理解能力、指向物我关系、描述内在形上空间的理想状态,而且隐含朝向未来的过程性。"达"的基本义是到达,引申为通达德义,再引申为达命。这一范畴的演进与经术"失本""丧真"有关。针对礼容教化,玄学家以"达"倡导德性自觉,以"独"自得,以"安同异"处人。嵇康阐发心的认识能力与选择能力,阮籍关注性之至淳。二者体道途径不同,但追求与道合一的方向相同。元康及东晋玄学虽在"任情极性"上继承阮籍,但物我二分而"傲达","达"之德性自觉的社会意义由此终结。     

孙权经略辽东平议

孙权经略辽东平议何满子三国时吴大帝孙权即位后，曾费了很大心血，争取为曹魏所羁縻实为割据政权的辽东公孙渊为与国，使之成为北抗曹魏的犄角。利用海上通道，往复经营，虽终归失败，但却是东吴史乃至三国史上的一件大事。后来史家以成败论英雄，对此举颇致讥贬；其实，...     

嵇阮派玄学的“越名任心”论

在魏晋玄学中,竹林玄学派的代表嵇康、阮籍逆流而动,打出了“越名教而任自然”的 旗号。对此,思想史家中一向存在嵇阮阳尊道而阴奉儒之说。本文试图通过对嵇阮文本的详细阐释 表明,嵇阮的“越名任心”论乃是一种地地道道的道家反名教尊性情（自然）的观念。本文认为,嵇阮 二人早年都曾经服膺儒家目的性的礼教,但后来由于目睹现实的礼教沦为了手段性的礼教（成了捞 取名利的工具）,儒家理想的破灭使他们毅然弃绝儒家而走向道家,完全抛弃名教而推崇自然,“越名 任心”论就集中体现了这一点。     

且将佛语证南华——傅山对《庄子》的佛学解读

傅山曾尝试着运用佛教的思想去诠释《庄子》,希望能以此把握《庄子》的本意。他非常欣赏《逍遥游》中的大鹏,认为《齐物论》中的"吾丧我"说的是神识摆脱形体躯壳的束缚而获得解脱;他将《大宗师》中真人等同于禅宗的明心见性之人;他指出《养生主》中的薪火之喻有多方面的含义;他为"在己无居,形物自著"的道家观念与以《金刚经》为代表的佛教核心思想建立了一致性。他反对理学家的排斥佛老,欣赏佛老的"成己"之功。因此说,包括《庄子》在内的佛老二氏之学,成就了傅山不仕清廷、为明之遗民的志向和人格。     

四世纪的“崇圣”竞争与东晋太学、国学之兴废

东晋太学立于司马睿称晋王的同年(317)。这种紧迫性源自东晋所面临的汉、赵政权的正统性竞争与江左内部抨击"取才失所"的政论。在王导等人的推动下,东晋试图通过立太学、行释奠礼来展现"皇代之壮观",培育司马氏与门阀共同的阶层意识。东晋太学被赋予"崇圣"礼仪空间的意义,为释奠礼的固定场所。太元十年(385)新建国学设"夫子堂""皇太子堂"等礼仪场所以作"国子圣堂",正是对太学礼仪空间化的发展。东晋立太学、国学,行释奠礼,是门阀政治在文教领域的表现。咸康元年(335)释奠,咸康三年(337)立太学、国学及庾亮释奠,是琅邪王氏与颍川庾氏竞争的结果。永和八年(352)罢遣国学是门阀政治平衡被打破的产物。升平元年(357)释奠则以桓温两次北伐成功为背景。东晋立学,既与南北对峙时期的正统性问题相关,又受到门阀政治的影响。     

论“巧言令色”与“刚毅木讷”

"仁"是孔门儒家思想体系之核心。仁之具体意义为何,前人所论甚多,胜义纷陈。据清人阮元《论语论仁篇》所论,大抵仁须并为,离群独处则不能成仁。《论语》中有"巧言令色,鲜矣仁",以及"刚、毅、木、讷近仁"二句,前人在理解二句之时,每多以为多言者不能成仁,少言者则近仁,其实皆与儒家传统慎言之文化相关。可是,在适当的时候说合适的话,孔门儒家绝不反对。细究多言"鲜矣仁"与少言"近仁"之原委,对理解"仁"为何物当能有所裨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