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代新儒家对儒学的诠释与创新

第三代新儒家在儒学诠释与创新中做出了超迈前贤的成就,代表了现代新儒学发展的四个新趋向:儒学本位坚持下的思想多元化的倾向;对知识论的注重与方法论的自觉,彰显"道问学"的转向;凸显批判精神和对话意识;批判"现代性"与"后现代"的儒学重建方向的肯定.与此同时,其思想也存在着内在的紧张.     

儒家“孝”观念的原始意义及其近代以来的多重命运

基于自然性的血缘情感关系的儒家“孝”观念,近代以来先后遭受西方来华传教士的宗教批判、五四运动的文化批判以及五四之后历年战争、革命、运动与晚近的改革开放之社会批判。而剥离、卸载传统“孝”观念的刚性意识形态等因素的额外负担,凸显其原始意义并进行适当的现代性诠释与定位,儒家“孝”观念在塑化个人情感、培养道德意识、复兴儒学资源、稳定家庭基础、缓解社会问题等方面,对于推进当代中国现代化进程仍然具有相当重要的理论价值与实践功能。     

从“不诚无物”看儒家的物观

与西方哲学人、物二元对立的架构不同,中国哲学(尤其是儒家)对物的探讨始终强调人的在场性和人、物的一体性。《中庸》以诚观物代表了儒家的观物之法,此种视域下的物既有本体论根基,又与人有着密不可分的价值关联。《中庸》这一端绪为朱熹和王阳明所继承、发展,但二人的理论旨趣又各有侧重。以"不诚无物"为切入点,联系宋明理学来讨论儒家物观,可揭示儒家世界观的丰富内容和基本线索,同时为解决现代人、物矛盾提供一种有益的视角。     

三代基督徒的承诺与守护

2013年10月16日,一位老牧师在电话里激动地告诉我：“今天《新民晚报》刊登的为犹太人保管书籍的人是我们怀恩堂的信徒……”于是,10月19日,记者如约来到上海市基督教怀恩堂,采访了央视及申城各大媒体报道的为犹太人保管书籍的潘碌姊妹,见证了她及其公公家三代基督徒的承诺与守护。     

王岱舆的“天命有三品”论与儒家的天命观

王岱舆作为明末清初四教（儒、释、道、回）皆通的伊斯兰著名学者,他提出的“天命有三品”论,既适应了当时以儒家为主流文化的背景,也保持了其独特的伊斯兰性,在巧妙地处理与儒家天命观分歧的同时,又开放地拿儒家文化为己所用,从而为两种文明都赢得了宽松的环境,使得两种文明能够共存、共荣、共同发展。本文从王岱舆天命观与儒家天命观的介绍入手,分析其与儒家天命观的契合与分歧。     

《礼记》“敬”“让”思想探析

“敬”、“让”是《礼记》这部儒家学者解释说明经书《仪礼》的礼学文献中反复出现的高频词,《礼记》在关于为礼必须端肃、恭敬、谦让的大量记录和论述中,对“敬”和“让”的伦理意义作了独到的阐发,在中国伦理史上首次提出了“敬让之道”的概念,视“敬”“让”为君子必具之德,并作为处理人际关系的重要道德规范;也首次提出了“敬业乐群”这个职业道德的核心概念.《礼记》所阐扬的敬让思想,丰富了中国伦理学理论宝库,对中华民族敬让美德的形成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至今仍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     

儒家真精神——“时中”

儒家时中是中和世界观和中庸方法论的统一 ,时中的内涵实质在依时而中、与时俱进 ,儒家的时中观包涵着深刻的唯物辩证思想 ,包含着强烈的适应进取精神 ,蕴涵着鲜明的知识理性内容。时中是儒家的真精神 ,是中华民族的真精神 ,是今天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真精神。     

从《儒家哲学》看梁启超的哲学史观

《儒家哲学》是梁启超晚年研究中国哲学史的一部力作。研读斯著 ,我们不仅可以发现许多深刻新颖的见解 ,而且能够寻绎出梁氏独特的哲学史观。其哲学史观之内容 ,约有三端 :其一 ,哲学之内涵并没有统一的标准 ,而是有地域之分和民族之别的 ;其二 ,不同哲学间的冲突和调和是哲学发展的内在根据 ,社会状况及地理环境的影响是哲学发展的外在根据 ;其三 ,诠释、分化、补充和修正是哲学发展的基本形式。梁氏在哲学史观上的系列观点 ,对于今天的中国哲学史研究仍不乏借鉴意义。     

重析西方文化传统中的“亲亲相隐”与“大义灭亲”之道德意涵——再评邓晓芒教授的《儒家伦理新批判》

为全盘批判将"亲亲相隐"视为美德的儒家伦理思想,邓晓芒教授基于其所谓的"西方文化参照系",将"亲亲相隐"解读为人性之恶,而将"大义灭亲"解读为道德之善。其实,邓教授对"亲亲相隐"与"大义灭亲"之道德意涵的分析存在诸多显见的逻辑矛盾。原因是邓教授没有准确把握其据以立论的西方文化经典。由此,邓教授的"儒家伦理新批判"究竟具有多大价值和意义,就成了一个有待重新审定的问题。     

“生”对儒家伦理的意义

“生”是儒家学说中一个很重要的概念 ,儒家的许多范畴和命题基本上都能从“生”中得到说明。只有正确理解“生”的内涵和意义上 ,才能准确理解“中庸”、“仁”、“忠恕之道”和“天人合一”的含义 ,也才能把握儒家重精神情操的思想特征和推己及人的行为方式。     

儒家自由主义何以可能？——狄百瑞儒家“人格主义”的实质及现代意义

为区别于西方自由主义、个人主义等概念,狄百瑞提出儒家人格主义一说,来阐发儒家之于个人、社群和国家的自由主义精神。狄氏认为,儒家自由主义精神昭显于孔子仁学一期,经宋明新儒家发展为由本心而发的道德实践,形成了一套关于个人自我养成(为己之学)、社群自治(修己治人)的理论表达范式和实践经验,与西方个人主义社群主义相比具有一定优异性。再者,中国古代虽没能发展出现代意义上的公民国家,但儒家思想中并不缺乏公民意识,东亚社会现代化的成功转型,在一定程度上彰显了儒家政治文明构想及其现代价值。因此,在狄百瑞看来,儒家自由主义精神贯穿于为己之学、修己治人与政治文明之中,具有一整套异于西方自由主义的自洽方案。     

论儒家的“困境智慧”

儒家的困境智慧是关于人类生存困境的根本性反思。儒家以主体性的德行修为与道义担当为本根,以终极性的天命为依托,通晓时遇和权变的方法原则,伴随着主体内在的充实和自信,保有乐观之心境,从而实现对外在困境态势的消解和转化。儒家的困境智慧蕴含着人生意义如何生成的内在考量,对于作为现实中的存在的人,具有广泛而深刻的指引意义。顺境中常思忧患意识,逆境中不忘困境智慧,两者相辅相成,共同构筑起儒家圆满自觉的人生智慧以及安身立命的人生哲学。     

“子奚不为政?”——试论儒家的“为政”方式

分析一下《论语》中孔子对“子奚不为政”问题的回答,可知儒家认为为政的方式有两种:居位而为政与非居位而为政;这两种为政方式的区分,取决于儒者在政治与伦理秩序中所处之地位和所担当的角色;对居位为政与非居位为政的不同为政方式的区分,来源于儒家“思不出其位”的思想。     

规范性与经验性的张力及其消解——西方协商民主“第三代”的理论进路及其局限

"第三代"协商民主理论与先前的西方协商民主理论存在着某种理论的承续性,在更为复杂的背景下对其加以考察具有重要意义。"第三代"理论家直面当代西方社会中的环境问题、种族冲突以及政治合法性问题,在进行民主化求解的过程中,一方面自觉肯认民主的协商转向并具体辨识协商民主的规范和原则,另一方面则将协商民主的规范和原则有意识地落实于经验世界的制度或实践,力图推进协商民主的制度化。因此,如何消解协商民主的规范性与现实经验世界的制度实践之间的张力,构成了"第三代"协商民主理论的总体进路。然而,由于他们对代议制民主与协商民主的关系缺乏一种辩证的历史意识,其消解努力最终是不成功的。     

代“天之天”为“人之天”及其多重意蕴

天人关系是儒家关注的基本问题之一。从先秦开始,辩析天人即构成了儒家价值观的重要内容,而由此形成的人文传统则绵绵不绝。明清之际,以天崩地解的社会震荡为背景,天人之辩获得了更为深刻的历史内涵,并进一步展开于儒家价值体系的各个侧面。当然,时代的变迁使明清之际诸儒在延续传统的同时,又对天人关系作了新的定位,后者从一个视角展示了明清之际儒家价值体系的转换。     

伊斯兰教“泰格瓦”的内涵探析——兼论伊斯兰教“敬畏之心”与儒家“四心说”的相通性CSSCISSCI

“泰格瓦”（ ）一词,在《古兰经》中出现了151次,如果加上同一词根的其他变位（包括名词、动词）语词,它在《古兰经》中出现达251次之多。这说明“泰格瓦”对穆斯林的信仰与生活是至关重要的。“泰格瓦”,意为“敬畏”,代表了信仰者基本属性﹐体现了认主独一的全部理念和真实感情。他的一切行为都以真主的教诲为准则,任何一点偏差都会使他感到羞愧和不安。     

孔子“君子学”的三种境界——《论语》首章集译

学界对于《论语》首章的解读,见仁见智,众说纷纭。笔者采用集译的体例,对有代表性的中、英、日多个译本进行辨析和商榷,并在此基础上提出自己的见解。《论语》首章应视为孔子君子学的开篇,体现出君子学习的三种境界:一是学习实践,二是相互切磋,三是求之于己。这就从学习方法、学习形式和学习态度入手,揭开了孔子君子学的恢宏篇章。就此而言,《论语》首章开的是君子学之宗,明的是学习三境界之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