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律的悖论与罗尔斯的契约论解决

通过将西季维克的批判重构为一个立法者的悖论,文章展示了构成康德伦理学核心的自律理念内在的悖论性,并在此基础上阐释了罗尔斯《正义论》中的康德解释对西季维克的批判的回应。借助契约论,罗尔斯在与目的王国理念的关联中对康德的自律观作出了自己的独特的解释,这一解释将自律表述为一种受到制约的集体立法,从而避开了西季维克的指控,捍卫了康德自律的立法义。但是,文章也指出,罗尔斯对自律的这一解释事实上偏离了康德以个体意志自律的理念所表达出的道德理想主义,而转向一种以(理想)共同体为旨归的卢梭-黑格尔式的政治理想主义。     

康德的目的王国:形而上学的,而非政治的

受罗尔斯政治哲学的影响,学界对康德的目的王国理念有一种准政治性的解读,即将其理解为具有同等道德地位的公民交互立法的一种民主秩序的规范性理念,或者同类人之间在道德上共同合作的政治立法的理念。这一理念的首要目的就是促进个人对自律的卓有成效的寻求。这类解读的主要动机,是要证明康德道德哲学持续的实践意义,并且以此对其作为一种"空洞的形式主义"的传统理解方式提出质疑。但康德的定言命令式及其包含的目的王国理念都必须从一种实质性的实践形而上学的角度去考察,这种形而上学在理论上是不可证明的,却仍然是出自于纯粹实践理性的非人类学研究视域。学界的政治化解读,究其原因,就在于忽视了道德理念的这种实践上的实在性。     

康德的目的王国理念 ——对Katrin Flikschuh的莱布尼茨式解读的批判

康德的目的王国是一个伦理的共同体而非政治的共同体,Kaurin Flikschuh认为Christine M.Korsgaard等学者从共同立法和交互强制的角度将目的王国理念解读成了一种规范性的政治共同体.KatrinFlikschuh的核心观点在于目的王国是个体的有限理性存在者造就的,不是个体之间相互作用的结果,因为每个有限的理性存在者只受到自身道德法则的强制而不受他人道德法则的强制.这样的目的王国作为一个系统整体就像莱布尼茨的前定和谐的共同体一样,其中个体性成员之间任何实质的交互作用都被排除了.但目的王国的系统性恰恰在于其成员之间的“交互目的和手段”关系,Katrin Flikschuh的解读严重偏离了这一点.     

康德“目的王国”与阿佩尔“理想交往共同体”之比较——从阿佩尔视角解读康德的尝试

阿佩尔对话伦理学对康德道德哲学的改造预设了对后者的两个基本判断,即康德的道德哲学受限于主体性哲学,并且是一种严格的原则伦理或意向伦理。但从阿佩尔的视角反观康德则不难发现,阿佩尔先验语用学终极奠基的努力,以及他所强调的对话伦理学的责任伦理之维,在康德道德哲学的很多思想环节中都已有所体现。康德有关目的王国的思想就是其中一例。康德的目的王国与阿佩尔的理想交往共同体概念在内涵上非常相似,目的王国的法则与理想交往共同体之规范性前提以及目的王国的首领和理想对话的共识之间也存在对应性。这种比较最终得出,康德的定言命令式和阿佩尔对话伦理学的对话原则之间具有同构性,两者既包含了基本的道德原则,也是检验具体规范的程序性原则。这些都表明了康德与阿佩尔相似的思想洞见。     

重构道德法则的先验演绎——对康德伦理学两次演绎的考察

在《道德形而上学的奠基》与《实践理性批判》中,康德伦理学有两次不同的先验演绎。在《道德形而上学的奠基》,这一先验演绎是康德论证"一项定言命令式如何可能"的关键环节。而在《实践理性批判》,康德否定了先验演绎的必要性与可能性,并将其归咎于我们无法对自由理念作出理论阐明。然而,作为道德法则的先验演绎的替代方案,《实践理性批判》的"理性事实"并不令人信服。本文将考察两版演绎问题,进一步重构一个新的先验演绎,它将以《道德形而上学的奠基》的演绎为基础,通过"目的王国"概念联结道德法则与理性存在者;《实践理性批判》的"敬重情感"可以为这一新的演绎提供情感意义上的动机。这将形成一个《道德形而上学的奠基》与《实践理性批判》互补的解释,目的是通过构建新的道德法则的先验演绎,尝试阐明康德的道德法则如何可以运用于现实的人。     

规范的正当性如何可能 ——科尔斯戈德对康德伦理学的阐发路径

科尔斯戈德在梳理近代以来规范性论证的四种方案中,以"实践同一性"基础上"目的王国"的创建作为沟通"绝对命令"与"道德法则"、"理论理性"与"实践理性"的中介,不仅论证了规范的正当性,而且激活与推进了康德伦理学。如果基于康德的"先验逻辑"来考察科尔斯戈德对康德伦理学的阐发路径,还可以有效地回应柯亨等人对科尔斯戈德的质疑。     

欲成义人,先做善人——康德对道德与宗教关系的处理

本文首先对"单纯理性界限内的宗教"这一说法进行了辨析,认为康德把宗教看作由两个部分的内容构成——理性的内容和经验性的内容;前者是宗教的道德内核,后者是用于承载或表现这个道德内核的宗教性外衣。康德强调真宗教必须是此二者的结合;对于人来说,道德与宗教都不可或缺:离开道德的内核,只把宗教的外衣当作宗教的全部内容,会走向宗教妄想;而离开宗教的表现、以为道德能够提供实践理性的终极目的的全部条件,这是道德狂热。康德对这两种思想倾向及实践都进行了批判。基于对康德宗教思想的这种认识,本文重新审视了把康德看作取消宗教的独立地位、将其化约为道德的看法,认为此种看法不符合康德对于道德与宗教关系的观点,因而是错误的认识。     

康德道德宗教的理论位置及其合理意义

康德道德宗教的理论位置及其合理意义孙波批判与建设是康德哲学对时代精神的反映。从“批判”认识出发,经由“物自体”,导出伦理学,以“上帝”做为道德学说的证明和补充,这是宗教在康德哲学体系中所处的理论位置,也是我们理解康德道德宗教的合理起点。“上帝”是实践...     

约束性、反思和自由——康德伦理学的进路

通过对自我意识或反思的现象学分析,本文显明了自由与责任(约束性)的原始勾连。藉此,本文提供了通达康德的自由与自律的伦理学的一种途径,并从根本上拒斥了对康德伦理学的法律主义解读。这一解读通过对立责任与自由,最终将康德的伦理学释作一种以法与强制为要义的伦理学,缺乏对个体自由与道德理念的关注。     

舍勒与康德,殊途同归:道德的善

尽管康德和舍勒的伦理学形态存在着很大的差异,但是二者在根本上都属于自律伦理学.康德在人的意愿中探讨道德自律,而舍勒则在人的爱的秩序中探讨道德自律.但是与康德的理性自律不同,舍勒强调的是人格自律.对于舍勒来说,人格是道德的善的载体,人格的本质在于一种绝对时间化,而绝对时间化又是在其通过行为并在行为中持续的生成中进行的,因此道德的善必须具有绝对时间的特征.无论康德和舍勒伦理学之间的差异有多大,他们最终关注的都是道德的善的问题.     

“实践理性”与“伦理精神”——基于黑格尔道德形而上学理论资源的研究

一、道德形而上学难题及其理论假设如果试图建立道德的形上而学, 如果试图用形而上学的方法对中国伦理进行哲学把握, 那么, 以下三个问题可能是道德形而上学研究并未真正解决而又不可逾越的前沿性课题:1. 伦理道德的形上本性是什么: 具体地说, 到底是“实践理性”还是“精神”? 虽然自康德提出“实践理性”的概念以来, 伦理道德在相当程度上成为与“实践理性”可以相置换的概念, 然而,无论在逻辑还是历史的维度上, 这种学术定势都有待质疑和反省。审慎地梳理道德形而上学的历史资源就会发现, 关于伦理道德的形上本性, 在康德的“道德理性”…     

论康德道德哲学中的责任伦理思想——基于对至善思想的考察

韦伯、约纳斯和阿佩尔等责任伦理学家不管是将责任伦理视为对康德道德哲学的补充,还是将之视为对康德道德哲学的改造,都预设了后者是缺少责任伦理之维的意念伦理。本文质疑这一预设,试图基于对康德至善思想的考察,表明康德道德哲学思想中包含了责任伦理的思想。本文将先指出责任伦理学主张在承认道德原则的基础上在原则应用环节纳入对行动后果的考量,是一种整合义务论伦理学和后果论伦理学的尝试,并呈现了以阿佩尔为代表的典型责任伦理基本论证思路。在此基础上,本文在康德实践哲学的框架内对其至善思想展开考察,通过对至善所包含的德福一致思想、上帝理念的分析以及对其论证思路的重构,表明至善思想体现了责任伦理的主张,并且康德的论证思路与阿佩尔对责任伦理的论证思路基本一致。     

康德的德性理论

康德的德性论聚焦于人的道德而非一般的理性存在的道德,在理性与经验情感、规范与性情、神性与人性等方面有着系统的论述,对于理解康德伦理学的完整面貌、澄清多年来的一些误解,有着重要的意义.     

康德实践论中的人学思想及其对马克思主义的影响

康德终生关注人,尤其关注实践意义的人。在实践论范围内,他把人放置到人与自身、人与他人、人与上帝诸多关系中去加以审视。人与自身的关系其实就是理性与感性、自由与自然的关系。理性独立于并超越感性之自然从而争得自由,才有道德,才成其为人。于此,康德强调此种独立与超越之自由,强调理性自律的道德价值。人与他人的关系就是理性与理性、自由与自由的关系。理性与理性、自由与自由乃是基于道德之上的人格平等的关系,是诸多立法意志的平等关系。于此,康德强调人格之间的平等,强调理性立法的人格尊严。人与上帝的关系就是意志个别与意志一般、理性个别与理性一般的关系。康德引出上帝旨在解决道德与幸福的关系问题,即至善问题。在康德看来,上帝乃是理性自身的一种主观设定,人对上帝的信仰不过是理性对自身设定理想的信仰,即对正义的信仰。于此,康德强调正义,强调理性战胜人类自我、调整社会的理想。综上所述,可以看出,康德实践意义之人的真正内涵就是理性自由、理性平等、理性正义。康德大讲理性乃其一大贡献,但只讲理性又为其不足。马克思主义不满足于此,才有人是现实的社会关系的总和之说。     

试析康德伦理思想的起点及其现代价值

自由、主体、实践理性、善良意志、意志自律以至"绝对命令",在康德那里是相通的概念.正是独立于客体的主体概念奠定了道德的基础.在康德纯粹理性所划分的学科体系中,道德形而上学是作为伦理学的纯粹部分而存在的,它关注的是人的终极目的,涉及的是人的全部使命,体现的是人的高贵和尊严.所以它是优越于人类理性的任何其他追求的,而其他学科都是要为这个最高目的服务的.这是整个康德伦理思想的起点.康德伦理思想注意到了人生、人的理性的双层追求,力图将它们统一于整个先验哲学之中.     

人的双重有限性与至善的概念北大核心

康德在至善的概念中引入幸福,引发了诸多质疑。在康德的伦理学中,人既具有理性的有限性,又具有存在的有限性。这两种有限性有密切的联系,导致康德的伦理学存在着张力。将幸福引入至善的概念中,正是康德重视人的存在的有限性的体现。然而,这也使得康德在一些论述中让人们以为他违背了意志自律的基本原则。实际上,促进至善的义务在客观上并没有增加新的义务,只是在主观上添加了道德的人具有获得幸福的资格与希望。康德在后期可能试图消除人们的误解,在人的双重有限性的张力中,他更突出人的理性的有限性,因为它才是其构建道德的纯粹性的着眼点。     

论马克思伦理学的理论形态及其当代意义

重新理解马克思伦理学的理论形态,对于深化马克思伦理学革命及其历史地位的理解,对于破解当前中国社会的伦理难题,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马克思伦理学的理论形态体现在三个方面。其一,形而上学批判。马克思伦理学是对西方传统伦理学形而上学模式的颠覆,为现代伦理学奠定了新的存在论基础,伦理学的目光回归现实生活世界。其二,现代道德批判。马克思伦理学是对资本主义社会个体原子化以及伦理精神失落的全面透析,是对现代道德中道德主体与伦理实体分裂本质的深刻指认。其三,伦理共同体性谋划。共产主义是对资本文明形态下人与自然生态伦理难题的化解,它使得人类谋划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生态伦理共同体得以可能。     

基督教的神圣原则北大核心CSSCISSCI

田薇在2006年第2期《世界宗教研究》上发表文章《试论基督教的神圣原则》。基督教伦理作为一种宗教伦理,与世俗伦理的区别在于后者立足于世间生活和人类行为自身,道德的根据在于人的自律而不是神律,不是从神圣命令推出道德,而是从自我命令推出道德,道德是人的自律之域。文章从基督教伦理的上帝信仰、人性论预设、救赎观念、爱的规范、终末盼望等几个方面来阐释基督教伦理的神圣原则。     

论施莱尔马赫对康德基督论的超越

启蒙运动转变了传统基督论的提问方式,它不再讨论神人二性如何在耶稣基督中共存的形而上学问题,转而讨论历史的耶稣与宗教理想之间的关系问题。康德通过把宗教道德化,而把宗教理想设定为一种道德理想,并且他认为宗教理想只在实践理性中具有实在性,而历史的耶稣对于这种理想并非不可或缺。以此康德摧毁了基督教的根本信念:耶稣基督是唯一救主。施莱尔马赫对康德的超越表现在:一方面他论证了宗教的独立性,使宗教摆脱了对道德的依附性;更重要的是,他反对康德的先验基督论,试图表明历史的耶稣不仅是经验意义上的榜样而且是人类得救之所以可能的人性的原型。     

哈贝马斯后期宗教思想论析

方法论的无神论是哈贝马斯后期宗教思想的核心.从方法论无神论的立场出发,哈贝马斯既认可宗教的本质内涵是现代性的一项重要资源,又承认在后形而上学时代哲学与宗教可以平等共处,在后传统社会中理性包容着宗教,在以交往理性为基础的普遍主义和程序主义伦理学中宗教构成话语伦理学的伙伴,在包容着解放潜能的现代民主法制社会中宗教共同体乃是政治共同体中的一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