诠释的偏移与义理的变形——庄子“小大之辩”及“逍遥”义理迁变之省思

庄子"小大之辩"原本"扬大抑小"的义理旨趣,为何会被向秀、郭象与支遁偏移为"小大同扬"和"小大同抑",造成其"无待逍遥义"被变形为"适性逍遥义"与"至足逍遥义"。通过解析"小大之辩"的四种内在义涵,分析"小大之辩"四种可能的价值取向及三种现实的诠释进路在"逍遥义"发展史上的落实演进,可以发现,"小大之辩"概念广泛的能指性和前后文意义联系结构的松散性导致的多种理解的可能性;以及庄子因寓言的手法,以不同物类间的"小大之别"类比同属人类的"小大之别",其间所存在的喻比象征的不相类,是导致庄学史上注家对"小大之辩"的根本主旨发生诠释的偏移,进而造成"逍遥"义理发生变形的直接原因。     

孟子“义袭”说辨正

在论述如何涵养"浩然之气"时,孟子以"集义"与"义袭"相对。他认为:作为涵养工夫,"养气"与"集义"须臾不可相离。唯有如此,"浩然之气"方得充实与浩大,以致"塞于天地之间"。"集义"即"配义与道",体现的是行为的"居仁由义"性。与此相对,"义袭"之为则属于"行仁义",是不具有道德自足性的,故不能生发、滋养"浩然之气"。所谓"其为气也,……是集义所生者,非义袭而取之也",其义为:"浩然之气"乃是"集义"所生,非为假"义"之名可自外而一举袭得之也。     

重建社会秩序的荀子思想

荀子认为,"群"使人得以生存,重建社会秩序的目标是"群居和一",包括群的质量保证和群的规模扩大。"明分使群"是荀子建构社会秩序的形式,"分"使"群"成为可能,社会等级秩序和职业分工体系构成了"明分"的主体内容,二者纵横交错,构织成一张社会秩序网,每一个社会成员都能在这张网上找到自己的位置。"义"又使"分"成为可能,"义"代表"公",也就是"群"的利益和价值;"义"的对立面是"利","利"代表"私",也就是"己"的利益和价值;荀子希望建立群己之间的和谐关系,表现为他重义轻利但不弃利;荀子比孔孟更加无条件地强调社会利益,比孔孟更为右倾。荀子认为"礼"使"义"成为可能,"礼"是荀子重建社会秩序的"主路","乐"和"刑罚"是荀子重建社会秩序的两条"辅道";和孔孟不同的是,荀子认为"礼"对于社会成员来说是外在的、人为的、强制的行为规范。     

《齐物论》中圣人使用语言的层次

《齐物论》描述圣人使用语言有"存而不论"、"论而不议"、"议而不辩"三层。"论"好比"围观",是从各个方面、各个角度去描述对象;"议"是下定义,是对对象的性质、边界给予定论,是形成价值判断、构建意义的语言;"议"是对"义"的表达,一种"议"必然不能满足所有的义,于是必然有"辩";"辩"是对已定之"议"的辩解、反驳,是对已经建立的意义的维护或推翻。无休止地"辩"将消解"议",带来秩序的毁灭,导致意义本身是否可能的问题。存、论、议、辩四层语言形式依次吻合了"未始有物"、"有物而未始有封"、"有封而未始有是非"、"是非之彰"这四种认知状态。从无言到有言,语言从粗略到精密,语言的特性表现得越来越强,而道的意味却越来越淡薄。     

从孟告之辩看告子思想

《孟子·告子上》中孟子与告子之间的论辩,是记载告子思想的主要素材。在孟学史的传统解释中,孟告之辩的主题是人性论,孟子通过对告子的批判,捍卫了其"仁义内在"的性善论主张。然而在《荀子》和近年出土文献中可以发现,"善"的含义并不限于孟子式的道德心理意向。通过对孟告之辩的分析可以发现,告子思想的核心问题是"义外",在人性中并没有生来具备规范性的伦理原则。告子的义外说导向"学礼"的修养工夫,在儒家传统中接近荀子一脉。     

荀子“分”“和”思想的四重内涵

荀子以礼来构建社会秩序,始终贯穿着"分"的思维与"和"的原则。其"分""和"思想具有四重内涵:"天人之分"反映的是代际正义,体现的是天人和谐;"性伪"之分反映的是秩序正义,体现的是人性和谐;"明分使群"反映的是关系正义,体现的是差序和谐;"义分则和"反映的是制度正义,体现的是人群和谐。     

睽而知其类,异而知其通——《周易》睽卦卦爻辞新释

睽卦卦义为睽而通,其卦辞与各爻爻辞亦皆围绕此义而展开。睽是睽乖之义,睽乖之所以能通,是因为本卦还有逊退之象义。卦辞之所以仅"小事吉",是因为逊退只能用于非原则性冲突,或者仅作为一种策略运用。初九爻:"丧马"是睽,"勿逐自复"是通;"见恶人"是睽,"无咎"是通。九二爻:臣仆遇主人,本应退避,但"遇主于巷",避无所避,是睽;因属情势所逼,自身无过,故"无咎",是通。六三爻:受刑者艰难赶车,是睽;因赶车很卖力,喻能洗心革面,终能获吉,是通。九四爻:睽孤无助,是睽;遇元夫得助,是通。六五爻:同宗之间有乖违之事,是悔,是睽;乖违之事消解,故同宗之人一起登上宗祠吃肉庆祝,是通。上九爻:求婚或娶亲队伍似寇盗,是睽;"往遇雨则吉",是通。     

不辩与不得不辩:孟子与庄子的言辩观念比较研究

善辩如孟、庄,其实都处于不辩与不得不辩的张力之中:"不辩"的观念来自于学术渊源与自身思想对言辩本身的警惕和省察,而"不得不辩"的行动则是对战国时期风行的公共论辩的现实回应。欲理解孟子与庄子言辩观念的内在张力,有必要先考察孔子与老子围绕"言"与"名"的言辩观念以及好恶情感的介入。孟子与庄子分别绍继孔子与老子的思考,进而透过"言""心""气"诸概念从语言、心性、气论、情感各层面反思辩论本身,并检讨言论观点的产生与接受机制,由此促使孟、庄在不辩与不得不辩的张力之中采取了迥然不同的辩论姿态。     

技进于道——论“道”与“器”在艺术美学中的统一

中国古典哲学认为,世间万物皆可归于"道",现代唯物主义则认为世间万物皆属客观存在,皆为"器"。无论是艺术文化上而言的艺术境界的"道",还是政治经济上代表权术规律的"道",或是宇宙自然其广博奥妙的规律之"道","其上"与"其下"都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在艺术创作中,"器"作为基础,"道"生而为源泉;"器"是具体的创作根本,"道"是抽象的艺术境界;"器"是"道"低层次的表现,"道"是"器"高层次的衍生,在这之中更体现了"道"和"器"相互转化、动态上升的过程,在至高的层次,最终达到艺术的相通。     

朱熹的敬畏伦理思想及其现代意蕴

"伦"、"理"二字,早在<尚书>、<诗经>、<易经>等经典中已分别出现."伦"有类、辈分、顺序、秩序等含义,可被引申为不同辈份之间应有的关系."理"则具有治玉、分别、条理、道理、治理等义."伦理"二字合用,最早见于秦汉之际成书的<礼记>:"凡音者,生于人心者也;乐者,通伦理者也".大约西汉初年,人们开始较为广泛地使用"伦理"一词,以概括人与人之间的道德原则和规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