乡村传播的社会治理功能探析

传播与治理具有天然的联系,传播是治理权力的来源,是治理过程的本质,也是有效治理的保障。在乡村治理过程中,传播发挥了政治认同功能、社区整合功能和乡村社会的发展功能。乡村社会的大众传播和人际传播分别有助于村民对中央政府和基层政府的政治认同,同时,乡村传播有利于乡村社会关联的建立、增进和调动,也有效地促进了乡村经济发展、个人的发展和乡村社会的发展。改革开放后尤其是税费改革以来,国家对乡村治理的方式正由行政型迈向传播型,传播型治理具有治理主体多元化、国家与社会双向互动及信息担负治理媒介等特征。     

陕甘宁边区乡村社会治理的策略选择与实践

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陕甘宁边区是新民主主义社会的雏形，它的乡村社会治理策略具有其独有的特征。在社会治理力量有效性不足的历史情境下，面对边区严重的社会问题，中国共产党极力协调各种力量和要素进行乡村治理模式的转换和重建，一方面充分发挥基层核心领导下村民自治作用，激发乡村社会治理的内生力量；另一方面颁布实施一系列社会治理政策，为社会治理提供制度支持和制度保障；加之利用民间公约及习俗等，发挥德治力量，采取自治、法治和德治相互融合的策略，全面提升了边区乡村社会治理的效能，稳固了陕甘宁边区基层社会基础，使陕甘宁边区乡村治理顺利地实现了由原有的治理模式向新民主主义治理模式的转型。研究延安时期陕甘宁边区乡村社会治理体系的策略选择及其实践，不仅对加强陕甘宁边区历史研究具有重要意义，而且对于推进当代我党现代基层社会治理制度也具有重要启示意义。     

乡村治理伦理的审视与现代转型

在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进程中,乡村治理的价值理念、主体伦理、关系伦理、制度伦理正面临和经历着深刻的转型和变迁。促进当代乡村基层治理伦理的转型与发展,在尊重社会发展规律和满足社会发展需求的基础上,从更深层次打破传统的个人、社会、国家关系模式,不断创新基层治理理念,促进和实现乡村治理的伦理转型,建构和实现良善的基层治理秩序,是我国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和基层社会治理的一项长期性、基础性工程。     

乡村文化的道德治理功能

乡村文化是乡村社会建设的重要内容,也是乡村社会治理的基本工具。在乡村社会治理中,乡村文化具有凝聚村民价值共识、化解乡村社会矛盾、规范村民行为、构建村民精神家园等道德治理功能。随着乡村社会的变迁,乡村文化的道德治理功能正在弱化,表现在民间信仰的衰落、家族宗族影响的弱化、村规民约的失范和乡贤人才的流失等。必须大力加强乡村文化建设,积极传播当代价值观念,培育现代公民;打造有价值的乡村文化品牌,努力展示乡村文化的独特魅力;增强乡村文化公共产品的制度供给;加快乡村文化的现代转型,从而促进乡村社会治理走向善治。     

乡村经济伦理的转型与发展

传统乡村经济伦理表现出务本重农、勤勉耕作,信任熟人、互帮互助,勤俭节约、量入为出等特征。随着中国乡村社会的发展变迁,传统乡村经济伦理在现代中国也发生了一定变化。传统乡村经济伦理思想的转型主要表现为:勤劳致富、物质利益为先;等价交换、注重公平交易;享受生活、适度超前消费。转型的原因主要在于乡村经济活动基础的变化、乡土社会基本特征的变化、乡村社会文化的多元发展等。新时期,在现代乡村经济伦理建设中,我们应该弘扬优秀传统文化,加强乡村经济治理;开展经济伦理教育,增强经济道德观念;加强乡村诚信建设,树立市场契约意识;推动"礼""法"共治,重构乡村经济秩序。     

论乡村环境协同治理的行动者网络及其优化策略

我国当前的乡村环境治理体系和运行模式难以适应乡村振兴要求。一是国家力量进场虽然强化了科层治理能力,但是深层的体制性障碍仍然存在;二是由于缺乏完备高效的制度激励,市场行动者的参与功能未能充分发挥;三是农村空心化和自治组织软体化趋势,造成市场与社会力量参与水平不高。基于此,乡村环境治理模式转型,必须嵌入基层社会空间的行动者网络之中,通过重构和优化行动者关系结构,将科层、市场和社会自组织力量结合起来,构建乡村环境协同治理的新模式。     

中国乡村治理的三个阶段及其伦理特征

乡村治理是国家治理的重要组成部分。我国乡村治理先后经历了传统时期内生性治理、近代社会嵌入性治理和新中国成立以来融合性治理三个阶段。传统时期内生性乡村治理以道德权威为主体,基于风俗惯习处理村庄事务;在近代社会嵌入性乡村治理中,村庄被外部多元价值所裹挟,不同组织依靠各自价值诉求,进行乡村建设;新中国成立以来,多种力量以村民利益为基础,协同参与村庄道德文化建设,形成了融合性乡村治理。     

推进基层治理的社会改革——基于城乡基层社会治理实践的制度分析

创新基层社会治理体制是一个社会改革问题,涉及政府与社会的关系以及市场与社会的关系等领域的改革。当前基层社会治理创新实践主要是对传统基层社会治理体制的巩固和强化,也就是说,在传统的社会管控逻辑和思维主导下,基层政府还处在不断的加强单中心行政权威治理和社会管控能力的实践中。这样的实践,与社会发展脱节,与社会需求脱节,不具有从现行旧体制走向未来新体制的社会改革意义。因此,推进基层治理的现代转型,就是要明确当前基层治理的社会改革核心议题所在,亦即处理好政府与社会的关系以及市场与社会的关系,涉及政府治理的公共性建构、改革社会组织体制、建构政府、社会、市场等多元主体参与的基层社会治理体系。     

乡村文化如何振兴——毛泽东的探索及其当代启示

在长期的革命和建设实践中,毛泽东在乡村宣传思想工作和文化建设等领域有丰富的思考和深入的探索。他促进新文化的大众化价值转向;以本土文化资源促进乡村文化内部凝聚整合;传承发展提升乡村文化的价值品格;注重讲好乡村故事,提高乡村社会的文化地位。毛泽东的这些思想和实践启示我们,应充分理解乡村文化振兴的紧迫性,必须讲好乡村故事以彰显乡村文化独特价值,要在城乡文化互动中提升乡村文化的地位。     

“乡村振兴”视角下的毛泽东农民文化现代化思想探析

在革命和建设的不同时期,毛泽东从提升农民的科学文化素质和培育农民的现代文化性格两个方面深刻阐述了中国农民文化现代化的必要性和实现路径,并进行了可贵的实践探索。从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实现乡村文化振兴的角度来看,毛泽东的这些思想和实践有重要的启示意义:要使农民文化在现代文化体系中找到自己独特的价值和地位;既要传承和发展农耕文明,又要反对文化复古主义错误倾向;要加强和改善党的领导,让基层党组织成为乡村文化振兴的主心骨。     

“电视下乡”:新时期国家整合乡村社会的逻辑

上世纪90年代电视在中国农村迅速普及,客观上为国家介入乡村治理并对乡村社会进行整合提供了一个“经济”而有效的策略.通过电视下乡,农民的自主意识、组织意识不断增强,他们逐步懂得运用法律赋予他们的权利,有能力与乡村的各种赢利型经纪人进行合法抗争.电视下乡是一种国家力量对乡村社会的“嵌入”,建立了政策“直达”机制,瓦解了基层政府及村庄精英对乡村的垄断.电视传播建立了农民对国家的心理认同,提升了国家在广大乡村民众中的权威地位.“电视下乡”改变了乡村政治生态,形成了农民、中央政府、基层政府之间的“三角”关系,从而在乡村社会形成国家、基层政府与农民三种力量相互制衡的动态均衡.     

毛泽东基于“组织起来”的乡村振兴战略布局——以《一九五六年到一九六七年全国农业发展纲要》为中心的考察

《一九五六年到一九六七年全国农业发展纲要》作为新中国第一个乡村振兴的战略性规划文件,蕴含着毛泽东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远景目标,是在合作化高潮基础上制定的农业生产、农村发展的全面布局,也是将农业生产、农村发展纳入国家整体建设和计划体系之中的重要步骤。这种以"组织起来"为核心、农业生产发展为基础的战略布局包括三方面:1.传统农业的社会主义和现代化改造;2.属地合作式的农村全面治理;3.农民生活方式的改进。毛泽东乡村振兴战略的特质在于以合作社为载体实现农村的属地全面治理,《纲要》的内容体现了毛泽东全面振兴中国乡村的目标、途径和总体布局。     

嵌入式整合:后“政党下乡”时代乡村治理的政党逻辑

乡村社会自治性、自主性的不断发展深刻改变了政党与社会关系的形态,表现为政党与乡村社会的自治力量之间产生摩擦和冲突。与此同时,乡村社会的自主性和分散性,使社会自治力量的成熟发展需要继续寻求政党力量的引导和规范。茗山实践中,党的基层组织通过党建引领、组织嵌入和要素整合等途径嵌入乡村社会,在此过程中,政党力量凭借其政治资源、组织资源和党政资源等比较优势,引导和规范社会力量,实现对乡村社会的有效整合;社会力量则在政党的规范和引导下,凭借其自治性、自主性和开放性等比较优势,实现了治理动力的内生、治理功能的强化和治理模式的优化。由此,政党与乡村社会凭借各自的比较优势互为补充,形成了政党力量有效整合社会,自治力量有效治理社会的"嵌入式整合"模式。     

培植社会资本:乡村环境治理的一个理论视角

我国乡村环境正面临着治理困境,因为,现行的由政府主导的治理模式已不能适应乡村环境发展的需要。乡村环境治理需要强化公众参与和协同合作,这就要求发挥社会资本的作用。目前,我国乡村环境治理正面临着社会资本式微的境况,一方面表现为乡村传统社会资本的衰减,另一方面表现为乡村现代社会资本的微弱。因此,乡村环境治理必须强化培植乡村社会资本。     

传统乡村伦理文化的式微与转型——基于乡村治理的视角

本文从现代性的冲击与内生机制僵化两方面因素分析了传统乡村伦理文化式微的原因,从农民生活、农村稳定、农业发展三方面阐述了传统乡村伦理文化在现代乡村治理中的传承意义,并提出在现代乡村治理中,传统乡村伦理文化的创新路径应当建立在与现代乡村结构的区域差异相适应、与现代乡村代际关系更迭变化相适应的基础之上。     

我国女性乡村医生生存状况的政策建议

在对我国乡村医生概念梳理的基础上，文章对我国乡村医生的特点和发展情况做了简明的介绍。进而，女性乡村医生作为文章的分析重点，对我国女性乡村医生数量少、整体实力不足的情况做了分析。从社会性别视角来看待我国乡村医生的生存状况，更能突出女性乡村医生在我国基层卫生事业中的重要角色，从而站在社会性别的视角，提出了一些关于乡村医生事业发展的建议。     

徐勇、徐增阳著:《流动中的乡村治理》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 0 0 3年10月,9 2 81页　　乡村治理是中国现代化进程中一个十分重要的问题,关系着九亿农民的生活和命运,也与国家的稳定与发展密切关联。《流动中的乡村治理》一书从政治社会学的角度对农民流动问题进行了系统分析。对乡村的有效治理是国家治理的基础,而现     

毛泽东"组织起来"思想与中国农村现代化社会基础之再造

在当前农民“原子化”状态严重、出现一定程度乡村治理危机和“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战略目标提出的背景下,重读毛泽东同志《组织起来》具有非常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毛泽东在《组织起来》中所阐述的思想,实质上阐发了一种改造原有社会关系模式、重组社会结构、再造农村社会基础的理论方法。农民在党和国家主导下“组织起来”,是中国农村经济发展的必由之路,是中国农村现代化的基本前提,也是增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的必然要求。     

乡村振兴与乡村生活重建

乡村衰落是一个全球的现象,衰落的原因在于工业化以后的城乡分工,乡村被定义为农业生产的空间,产业的单一和社会生活的缺乏排挤了乡村居民,造成乡村的空心化。乡村振兴需要重建乡村生活。乡村生活重建首先需要有居民居住在乡村,但不能通过人为地设置障碍来阻止乡村人口外流,只能通过加强城乡融合,建立城乡之间的人口双向流动机制,让乡村成为乡村居民而非单纯农民的生活空间;其次,乡村生活是乡村的社会生活,单纯的农业产业发展不足以实现乡村振兴,乡村振兴需要找回乡村社会;第三,乡村生活是乡村的,因此要避免复制城市生活。近年来出台的针对三农的政策,需要在重建乡村生活的视角下,重新加以审视,避免农业兴而乡村衰的政策和经验。     

嵌入乡村治理结构的“土地政治”——以近代中国乡村社会为表述对象

以土地为中心的政治运作在乡村治理结构中居于重要地位。本文选取近代中国这一历史断面,借助布尔迪厄的场域-资本理论对土地权力对乡村治理结构的嵌入性影响进行了分析。研究表明,在乡村治理场域当中,作为一种经济资本的土地决定了进入到乡村精英阶层的经济基础,作为一种社会资本的土地有效维系了各类组织的运作和公共救济的开展,而当土地通过其象征意义的铺陈与乡村权力再生产联系起来时,体现的则是其象征资本特性。研究呈现和确证了一种嵌入乡村治理结构的"土地政治",即以土地为中心的政治活动成为嵌入到乡村治理结构中的一个基础性要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