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个结合”的历史贡献及实践要求

“两个结合”创新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话语体系,形成了“一体三翼”的叙事框架和“一本两基”的内在逻辑,拓展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历史深度。用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和方法解决社会主要矛盾,是中国化时代化马克思主义的生发逻辑。马克思主义同中国具体实际的契合机制,一旦与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伟大社会革命相联系,就会释放出改变中国的磅礴力量。马克思主义既激活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历史变迁的内在潜力,也为理性认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提供了科学的方法论。马克思主义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融通,产生了推动伟大社会革命的合力动能。基于“一对二双向互化”和“三翼互促”的历史原则,强化“两个结合”的整体性、系统性和协调性,其理论意义和实践意义极为重大。一方面,将从理论层面实现“继承与发展马克思主义的辩证统一”“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的辩证统一”“推进马克思主义时代化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现代化的辩证统一”;另一方面,将从实践层面推动马克思主义的“原生版”转化为“中国版”、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古代版”转化为“当代版”,在不断回答世界之问、中国之问、时代之问和人民之问的过程中,揭示马克思主义和中国互不辜负之...     

“马克思主义行”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根本经验

中国共产党有许多其他政党所不具备的优势。但归根到底,中国共产党的最大优势,莫过于始终坚持马克思主义真理。没有中国共产党对马克思主义矢志不渝的执着与坚持,就没有中国共产党在百年间开辟的伟大道路、创造的伟大事业、取得的伟大成就,就没有中国共产党的伟大、光荣、正确。这是理解"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为什么好,归根到底是因为马克思主义行"这个论断的一把钥匙。"马克思主义行",不是一个自然而然的过程。它包含着两个方面的规定性。一方面,马克思主义是真理,这是"行"的前提条件;另一方面,这一真理思想伟力在中华大地的实现,还需要中国共产党人独立自主地去创造,这是"行"的关键所在。只有把这两方面的规定性融合在一起,才可以彰显"马克思主义行"。由这两个规定性,决定了彰显"马克思主义行"的根本之道,只能是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这是从中国共产党百年理论探索史中得出的最高结论。其中,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实际相结合是基础、是关键,决定着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基本问题、根本方向和历史方位;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是前一个结合在文化层面的延伸、发展与深化,决定着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深入人心、掌握群众、影响社会的程度,决定着马克思主义深刻改变中国命运、改变民族面貌的程度,同时又为在实践中充分发挥马克思主义思想伟力提供着深厚的、源源不断的文化支撑。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充分证明,一个没有高度理论自觉和理论自信的政党,是不可能站在时代前列,引领和推动社会历史发展的;一个没有高度文化自觉和文化自信的政党,是不可能站在文明制高点,引领和推动人类文明发展的。这既是"马克思主义行"的成功密码,也是"中国共产党能"的奥秘所在。     

"智慧"说及其对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贡献

马克思主义哲学从传入中国时起,就存在着如何中国化的问题,也就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如何取得中国特色和中国气派,以便与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实际相结合,从而科学地解决“中国向何处去”这一近代以来的时代中心问题。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包括了政治层面的中国化和学术层面的中国化。政治层面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是指革命家、政治领袖运用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立场、观点和方法考察中国的历史和现状,科学地解答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进程中遇到的实际问题,从而形成指导中国革命和建设的正确理论、路线、方针和政策。政治层面的马克思主义哲学…     

中国复兴的思想基础与马克思主义的创新性变革

21世纪中国的复兴内含了思想层面的变革,这与作为基本约束性条件的马克思主义产生了直接关联。马克思主义能否以及如何在回应现实问题中指引中国复兴的方向?从现实看,马克思主义面临众多困境,这源于学术与政治之间的张力、理论与实践的矛盾等。让马克思主义恢复和展现其参与变革现实的力量,需要实现从理论到实践、从历史到现实的创新性变革,构建理论创新的系统机制。在实现文明复兴的进程中,中国的社会主义探索既需要马克思主义的指引也为其创新发展提供了经验支持。克服历史与现实中存在的种种局限,彰显马克思主义的批判精神与变革意识并探索社会主义新道路,将直接影响中国复兴的前景。     

新的文化生命体：基于马克思世界历史理论的考察

“第二个结合”是习近平文化思想的重大理论创新,是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中国化时代化的光辉典范。立足马克思世界历史理论,有助于深刻把握“第二个结合”的历史必然性与世界历史意义。在世界历史展开前,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具有朴素的社会主义元素,体现了“非资本主义”属性,这正是马克思主义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互相契合之处。同时,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也有“前资本主义”属性,亟待马克思主义的现代激活,也为马克思主义提供文化土壤,这正是二者的互相成就之处。进入世界历史后,“第二个结合”破解了如何在经济社会相对落后、资本主义基础薄弱的古老中国建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历史之谜”。当前世界历史正在发生重大转变,马克思主义的“再中国化”旨在实现“再现代化”,即合理扬弃资本主义现代化,在资本主义的文明限度上重新定义现代化,此即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世界历史意义。     

论汤一介关于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相结合之探讨

汤一介是上世纪80年代以来国内最早开始讨论马克思主义与传统文化关系的学者之一。他在用彤先生"文化调和说"的基础上提出"文化双向选择论",从文化交流与发展规律的角度说明二者结合的必然性;他认为当代中国文化无疑存在着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新、旧两个"传统",故二者结合有其必要性;他指出马克思主义与儒学有其契合处和互补性,提出了二者结合的可能性路径;他还以冯契先生"智慧说"哲学体系和张申府的哲学理论这两个成功的"接着讲",作为二者结合的现实性例证。汤一介的研究对于我们思考当今中国马克思主义与传统文化的关系问题显然具有启发意义。     

马克思主义时代化的基本路径

马克思主义时代化需要创新。马克思主义哲学时代化,要有创新的理论可能性,要有时代的理解和解释框架、问题系列、话语体系与思想品格,也需要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的双重创新。     

分析哲学与中国哲学北大核心CSSCISSCI

作为一代思潮分析哲学以语言作为研究对象,试图通过对语言的分析来把握世界和存在,表现了哲学思考在语言的层面寻求普遍性和确定性的趋向;以逻辑分析作为主要方法,分析哲学的基本特点表现为注重对概念的澄清、辨析、注重论证的严密性,这种论证过程以讲道理为实质的内容。语言的逻辑分析同时展开为意义的追寻,但在分析哲学中,意义的追寻主要侧重于认知-理解层面,与价值-目的相关联的意义则多少处于其视野之外,其中蕴含着对意义追寻的单向度性。从形式层面来看,中国哲学表现为既成性与生成性的统一以及与之相关的理论形态和历史形态的统一。就既成的或历史形态的中国哲学而言,借助分析哲学的研究方式,有助于澄清中国传统哲学的概念,揭示其理论内涵,并对其进行逻辑的重构;从中国哲学的生成性看,当代学者对中国哲学的研究、理解和建构过程,同时可以理解为中国哲学在当代的延续过程,在这一层面,应注意的首先是逻辑分析与形上智慧的结合;其次,分析哲学与中国哲学的关系背后,是不同哲学传统之间如何融合以及形成世界哲学视域的问题;复次,在注重逻辑分析的同时,应走出语言的界限,回归存在本身;最后,以成己与成物的统一为前提,当代中国哲学应扬弃分析哲学在意义追寻中的单向度性,在更广的背景中展开智慧之思。     

道德原则视域下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差异融合

集体主义和整体主义,作为社会道德原则,产生和生长于两种不同的社会生产关系中,既有本质差异又有诸多契合点。在社会亟需变革转型的特殊历史条件下,二者在中国大地上交汇、博弈,共时态出现。中国共产党深受马克思主义和中国传统文化的熏陶和滋养,在社会道德原则重构的过程中,将集体主义与传统整体主义有机结合,坚持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集体主义思想,又继承和转化了整体主义的精华部分,找到一条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实现差异融合的具体路径。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集体主义是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道德原则的鲜明特征,以实现共产主义为旨归,植根于中国传统文化的沃土,是中国传统道德理想的当代转化,是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差异融合的时代表现。     

葛兰西实践哲学的修辞学传统

葛兰西实践哲学是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创造性理解。它不仅重视政治修辞,继承了自柏拉图以来的修辞与政治相关联的传统,而且还把修辞与哲学结合在一起,通过在历史与现实之间阐明霸权理论,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实践哲学的文化哲学传统。从文化哲学视角考察葛兰西实践哲学的修辞学传统,对构建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实践哲学具有一定启发意义。     

From the fixity of the past to the fixity of the independent

There is an old but powerful argument for the claim that exhaustive divine foreknowledge is incompatible with the freedom to do otherwise. A crucial ingredient in this argument is the principle of the “Fixity of the Past” (FP). A seemingly new response to this argument has emerged, the so-called “dependence response,” which involves, among other things, abandoning FP for an alternative principle, the principle of the “Fixity of the Independent” (FI). This paper presents three arguments for the claim that FI ought to be preferred to FP.

     

On the interaction of the subject and the experiment in the matching model

Two types of matching designs, static and dynamic, are differentiated. While all matching designs are logically the same in terms of the probability model which determines chance level of performance, an attempt is made to demonstrate that there is an interaction between the tactics, strategies, and actual knowledge ofS and the type of design used which will, in turn, lead to different results even whenS's knowledge is held constant. It is suggested that analogous situations may exist within the framework of the traditional psychometric model.The work reported in this paper was supported by a National Science Foundation Undergraduate Research Participation Grant (NSF-G15797) to the senior author. The authors are indebted to Joel E. Greene for his advice and criticism.     

In the beginning was the doing: the premises of the practical syllogism

If practical reasoning deserves its name, its form must be different from that of ordinary (theoretical) reasoning. A few have thought that the conclusion of practical reasoning is an action, rather than a mental state. I argue here that if the conclusion is an action, then so too is one of the premises. You might reason your way from doing one thing to doing another: from browsing journal abstracts to reading a particular journal article. I motivate this by sympathetically re-examining Hume's claim that a conclusion about what ought to be done follows only from an argument one of whose premises is likewise about what ought to be done.     

城市化与道德嬗变

从 1 9世纪开始的大规模城市化进程是和工业化、商品化、市场化密不可分的。它带来了社会人际关系的变化和道德嬗变。它使业缘道德取代血缘道德成为社会道德的中心 ,并通过交换行为和交换价值促进道德发展和更新 ,还进一步确立了竭诚服务的社会理念。城市化是人类社会的进步 ,是现代社会文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