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人的问题的展望

这里译出的是布伯尔的《人的问题》(Das Problem des Menschen》海德堡1961年版)的结束语。作者以“第三者”的姿态出现,批评了自康德以来德国思想传统中的个人主义与集体主义思潮,提出一套否认阶级关系、“超越”个人主义与集体主义、主张人与人“接触”、“交往”的所谓“居间者”理论。作者说集体主义现在处于鼎盛时期,因此他号召人们“揭竿而起”,反对集体主义,即马克思主义。显然,这是一种反动的资产阶级个人主义理论,只不过采取了更加虚伪、更加迷人的手法罢了。     

中国集体主义的历史与现状

集体主义是中国文化区别于西方文化的一个重要标志,已经有不少文章讨论了当代中国集体主义问题。但是这些文章多集中探讨现实生活中的市场经济与集体主义的关系,至于中国集体主义传统是如何形成的,古代集体主义与当代集体主义之间有什么联系与区别,如何评价古代集体主义传统的当代价值,实行合同制、聘任制会引起集体主义内涵发生哪些变化,当代集体主义究竟包括哪些内容,应该如何理顺中国当代多重集体主义内容的关系,这些问题都还缺乏深入的探讨。本文拟从历史的逻辑角度勾勒出中国集体主义的历史与现实的发生发展轨迹,并在此基础上…     

关于牛津法学大辞典上的“集体主义”

关于牛津法学大辞典上的“集体主义”王渭功集体主义不仅是一个道德原则,也是一个政治原则,甚至法律上也有集体主义范畴。了解不同学科对于集体主义的解释,对于伦理学研究可能会有某种帮助。在沃克的《牛津法学大辞典》上,有集体谈判、集体责任制、集体安全等一系列概...     

集体主义:面临困境还是机遇

在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历史条件下,如何协调集体利益与个人利益的关系,关键是要实践马克思主义“真实的集体”、真正的集体主义思想。以社会主义公有制为主体的经济制度为实行集体主义奠定了坚实的客观基础,贯彻集体主义道德原则是构建和谐社会的必然要求。     

中国雇员组织承诺特征之道德追溯

从现有文献的研究成果看,中国雇员特有的组织承诺特征可以总结为五点：一是从结构模型上的理想因子显现;二是情感承诺更加影响中国雇员的组织行为;三是承诺指向上级而非组织;四是离职动因注重在位能得到什么;五是集体主义与个人主义的冲突。通过对各个特征进行道德追溯,我们发现,“理想人格”解释了理想承诺,“仁”造就了中国雇员的情感承诺,“忠”的思想使承诺指向上级,离职动因在于“谨慎”思考,集体主义与个人主义的冲突改变了传统道德集体主义的提倡。     

二次否定:市场经济条件下社会主义道德建设的“路径”选择

以《公民道德建设实施纲要》为指导,循着经济发展与道德建设的互动逻辑,揭示市场经济条件下我国社会主义道德“双重否定”式的“路径”选择:第一重否定是市场经济之物化的主体精神对计划经济之抽象集体主义的否定;第二重否定是通过社会主义制度与市场经济的结合来否定后者利己拜物的自发倾向,并在新的基础上实现主体精神与社会本位主义的有机统一,使集体主义道德摆脱抽象性,从天国重返人间。     

史景迁著:《王氏之死》

美国史学大师史景迁的著述陆续被翻译成中文出版,以至于我们能够拜读到西方人视野下的历史研究成果。他的著述主要有《康熙自画像》、《中国纵横》、《曹寅与康熙》、《皇帝与秀才》、《天国之子和他的世俗王朝》、《王氏之死》等,这些书籍在中国畅销的原因是作者研究历史的独特视角,以及他超乎寻常的“叙述”历史的方式。《王氏之死》这本书主要通过一些“小事情”来反映17世纪山东郯城县人民的生活。在写作过程中,作者也穿插了一些合理的想象,更显得近乎历史真实。此书的资料来源主要有三种:冯可参主编的《郯城县志》、曾经做过郯城县知县…     

孟子之心与性：史华兹与牟宗三的虚拟对话

所谓真了解者必神游冥想 ,与立说之古人处于同一境界 ,而对其持论所以不得不如是之苦心孤诣表一种之同情 ,始能批评其学说之是非得失 ,而无隔阂肤廓之论。─陈寅恪 ,“对冯友兰《中国哲学史》的审查报告”其初也 ,依语以明义。其终也“依义不依语”。─牟宗三 ,《现象与物自身》 ,序 ,3一如既往 ,过去的历史不可避免地继续变成“现在的历史”。─史华兹 ,《中国古代的思想世界》 ,     

从“经”到《圣经》:HOLY BIBLE汉译书名之演变

宗教传播的历史业已证明,经典翻译对外来宗教的传布至为重要。圣经汉译与基督教在中国的传播同步,迄今已有1300多年的历史,但《圣经》成为基督教汉译经典书名却不足百年,其间经历了从“经”“圣经”“遗诏书、圣书”“《旧约全书》《新约全书》”到《圣经》的演变。这一过程实际上是基督教在中国如何实现关联化、本色化的过程。不同时期译名的选择,反映了译者的此种考虑。众多不同名称的汉语《圣经》译本的存在,既丰富了中西文化交流的内容,也构成中国版本史上一道绚丽的风景。此诚可视为基督教传华对中国文化的一种实质性贡献。     

全国报刊部分哲学论文索引

马列主义经典作家思想研究破除现代迷信与信仰马克思主义徐君华《新华日报》1981年5月19日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历史命运刘谷《复旦学报》1981年第4期马克思的“异化”理论与“人化的自然”说虞频频《复旦学报》1981年第     

青春的“发现”与“想象”

在中国,“青春”当然一直是一个美好的词汇,但它作为青春时期的指称而浮出历史的水面并受到普遍关注和尊崇,却是进入二十世纪之后的事情。近代中国人对青春的发现,与“进化论”在中国的传播有着密切的关联。如果不是严复于1897年在《国闻汇编》上连载《天演论》, 首次向中国人译介赫胥黎的《进化论与伦理学》,传播“进化论”思想,恐怕中国人还得过很长一段“尊老爱幼”的生活,“青春”仍然要被继续湮没在黑暗之中。而“进化论”思     

温故而知新--兼论当前关于"科学主义"的争论

当前我国出现了一场关于“反科学主义”、“科学传播”的争论。在历史上也曾出现过此类争论。温故知新。回顾一下历史上的有关争论,也许不无裨益。 一、历史上关于科学的争论 20世纪上半世纪,中外历史上发生过两次世人瞩目的关于科学问题的争论。其中一次发生在20世纪20年代的中国。1915年9月,《新青年》杂志在上海创刊。初名《青年杂志》,第2卷起改名《新青年》。《新青年》向中国引进了“德先生”和“赛先生”,提出“民主”和“科学”的口号,成为中国新文化运动的倡导者和主要宣传阵地。就在“科学”刚开始日益深入人心的时候,在中国社会中出现了反弹。     

恩格斯谈集体主义的一封信

1877年6月14日,恩格斯用意大利文写过一封信。信是写给意大利社会主义者的,刊登在1877年6月18日的《人民报》上。这封信收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5卷,题为“英因农业工人联合会和农村的集体主义运动”。     

“中国实学研讨会”在澳门举行

由澳门中国哲学会主办 ,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实学研究会、台湾东吴大学协办的“中国实学研讨会” ,于 2 0 0 3年 8月 2 5日至 2 7日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澳门特别行政区举行。海峡两岸“四地”的 3 4位学者参加了会议 ,与会学者集中围绕着中国实学的主要范畴、历史人物、典型事件、社会影响、现代价值进行了深入的研讨。第一 ,对实学理论体系进行了深入的探讨。如葛荣晋的《关于中国实学的“泛化”和“窄化”》、刘源俊的《实学、科学与现代教育》、赵吉惠的《论中国实学的研究对象》、林义正的《中国实学的反思 :实学批判与批判实学》等 ,对“…     

20世纪易学研究的回顾与展望——读《20世纪中国易学史》

《周易》是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六经”之首、三玄之一。对《周易》的研究,滥觞于先秦,经汉代的“独尊儒术”,被奉为儒家经典,成为经学家们研治的一项专门学问,称之为“易学”。《周易》作为集中国文化古老智慧之大成的“元典”,不仅受到经学家的重视,而且在中国历史上一直受到思想家、哲学家、史学家乃至自然科学家的青睐。     

从中华民族的形成看儒家思想的历史作用

中国哲学史讲的是“中国”的哲学的历史,或“中国的”哲学的历史,不是“哲学在中国”。我们可以写一部《中国数学史》。这个史,实际上是“数学在中国”,或“数学在中国的发展”,因为“数学就是数学”,没有“中国的”数学。但哲学、文学,则不同。确实是有“中国的”哲学,“中国的”文学,或总称曰“中国的”文化。     

从个体伦理到“集体与个体”二维伦理——论当代集体主义道德建构路径

集体主义道德需要在当代语境中予以诠释。这一诠释的立意在于强调集体主义道德话语需要凸显其对成员个体的尊严、自由、权利和利益的关怀与保障, 并在提供这种关怀与保障的基础上对集体主义之“整体利益”的道德合法性提供论证。不仅如此, 集体主义话语还必须对当代伦理学前沿话语作出回应。这一切正是集体主义道德的传统所未予言说的东西, 也是其在当代社会中陷入困境的根源所在。一、传统集体主义话语解读传统集体主义道德意识形态是中国社会主义传统制度语境中的显性话语。不可否认, 随着市场经济所衍生的道德关系、道德原则、道德标准、…     

国学研究、意识形态和百家争鸣

国学研究、意识形态和百家争鸣——向汤一介先生请教罗卜在关于传统文化的研讨中,汤一介先生的《古今中西之争与中国现代文化的发展》（《江淮论坛》１９９４年第６期,以下简称《古》文）和《“文化热”与“国学热”》（香港《二十一世纪》创刊五周年论丛,以下简称《文》文）值得一读。这两篇文章不仅为我们提供了一份典型的中国现代文化批判大纲,而且对文化批判提出了耐人寻味的忠告。在论及“国学热”的前景时,汤先生忧心忡忡地写道：“从历史的经验和目前某种发展趋势看,也有另一种可能,这就是中国传统文化的研究离开了学术的轨道…     

中国数理哲学续论：从“混沌—崩裂”到“七日来复”

在中国古代之数的基本体系中,一、三、五、七之数实为易数的不同表现。《乾凿度》所记一、七、九,可藉谢尔宾斯基三角形观其分形数理,见“混沌”为一,“崩裂”为七、为九的“混沌—崩裂”分形之数。九宫数与“三”“五”关联密切,而“文王演《易》”很可能是潜心推演九宫数及其中数“五”。深究“三”“五”之数理,可以定天下之象、见天下之吉凶。复卦“七日来复”、震卦“七日得”、《庄子》“七日”“七窍”之“七”均与“混沌—崩裂”之数直接相关。震作为“七”的分形之数的集合,兼具“混沌—崩裂”之数理与象义。在东西方哲学与人类文明的大背景中,中国数理哲学之“历史”,“推动”并“接续—推动”着人类“哲学”与“科学”的“历史”与“自由”。     

評刘节先生的“唯仁論”和“天人合一”說

近两年来,刘节先生发表了《中国思想史上的“天人合一”问题》、《孔子的“唯仁论”》、《墨子的“兼爱”和实利思想》、《怎样研究历史才能为当前政治服务》等文。刘节先生在这些文章中发表的意见,在我看来,是同历史唯物主义根本对立的,实际上是用他的“天人合一”说、他的“唯仁论”来代替马克思主义阶级斗争的理论。他认为,只有用他这样的观点去研究历史,才能揭示“历史真象”,才能“古为今用”,才能“为当前政治服务”。不少同志已对刘节先生的观点提出批评,刘节先生在不久前的发言中,还坚持己见,继续争鸣。为了明辩是非,为了追求真理,争论应当继续下去。本文拟对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