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贫困人口心理和社会稳定

由于社会转型,产业结构的调整以及个人等方面原因产生了下岗职工、农村进城务工人员和贫困大学生等大量的城市贫困人口。笔者从城市贫困者的个人社会等级评定、对贫富分化现状的态度以及分化程度的容忍度上分析城市贫困者心理差异对社会稳定的影响。     

李大钊道德观刍议

“五四”运动中,李大钊等新文化运动的主将在“打倒孔家店”的口号下,向封建主义的纲常礼教等腐朽的伦理道德发动了猛烈的批判。随着“五四”运动的深入发展,道德领域的论争日趋激烈。为了巩固新文化运动的成果,李大钊在一九一九和一九二○年间先后写了《我的马克思主义观》、《物质变动与道德变动》、《由经济上解释中国近代思想变动的原因》等一系列文章,力图对道德领域的变革提供必要的理论依据。这些文章,从不同方面反映出李大钊关于道德问题的一些重要论述。尤其是《物质变动与道德变动》一文,比较集中地反映出李大钊道德观的基本内容。 李大钊的道德观,是围绕着对以下几个重要的道德问题的论述展开的。“道德是什么东西?道德     

日本社会传统与日军慰安妇制度

二战时期日军慰安妇制度的建立,与日本社会传统有着密切的联系。日本男性的性放纵、性生活的迷信心理以及日本女性客观上的支持和长期的历史渊源,都促成了慰安妇制度的形成。     

“道德共识”与现代社会的命运

道德仅仅属于个人私人性的良知决断 ,还是具有某种公共的、普遍的性质 ;或者说 ,“道德共识”是否可能以及何以可能 ,这一问题事关哲学和伦理学的一些最为基本的重大理论问题 ,并与人们的现实生活有着极为密切的关系 ,所以对它的思考和讨论已成为当代哲学和伦理学领域一个引人注目的焦点。国内对这一问题的探讨大多停留于观念层面 ,而缺乏从现代社会结构变迁的角度来对之加以把握。本文拟从“道德共识”在现代社会的命运入手 ,揭示这一问题得以产生的社会背景及实质 ,以推动对此问题的进一步思考。一、现代社会结构的分化与“道德分化”我们…     

提高领导班子整体功能和决策水平

集体领导和个人分工负责相结合的制度是党的根本领导制度。这一制度早在民主革命时期就形成了。几十年来,无论从理论上还是实践上都已经证明了它的正确性。在新的历史时期,我们党在强调坚持和健全民主集中制的同时,提出坚持和完善集体领导和个人分工负责相结合制度。坚持这一制度,对于发挥集体智慧和领导班子整体功能,提高决策水平和办事效率,有力地贯彻执行党的路线、方针、政策,有着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     

评中国哲学史研究新领域的开拓

随着中国哲学史研究的全面,深入的展开,综合与分化的趋势已明显地形成。从分化的趋势而言,近年来已出现了一些新开拓的领域。笔者认为主要有中国哲学范畴史、中国文化心理结构史、老学哲学史、《易》学哲学史、中国少数民族哲学史。     

陈寅恪《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礼仪”章补论

西晋首次将五礼制度用于实践,奠定了东晋南北朝以及隋唐礼仪制度的基本框架,具有原点意义。南北政权分立时期,东晋、宋、齐、梁、陈礼制一脉相承,继承晋礼较多;十六国及北魏前期礼制建设相对滞后,至北魏孝文帝之时,北朝礼制建设方趋于系统化,带有混融南北的特征。北齐礼制在北魏基础上进一步完善。北魏、北齐、隋三次大规模融合以西晋为源而分化于南北的华夏礼制,促成了西晋礼制始分化于南北,而终殊途同归于杨隋。魏晋南北朝官学兴废不定,较两汉衰微,重要性也随之下降,私学(包括家学、师学、自学)成为这一时期儒士学习礼学的主要途径。据魏晋南北朝正史《儒林传》所见儒士学习礼学途径统计,当时师学最多,其次为家学,其次为自学,其次为官学。就礼学而言,陈寅恪先生将家族之学视为当时主要学术传承途径和"学术之中心",这一判断与史实不符。     

系统论解析β细胞去分化对2型糖尿病的发病机制影响

胰岛β细胞去分化理论是近年来2型糖尿病发病机制领域备受关注的颠覆性观点,以往的衰老理论认为细胞从成熟走向凋亡最终导致糖尿病发生,而去分化理论则主张细胞从成熟退化回原始状态才是发病的根本原因。试从一般系统论角度分析胰岛β细胞去分化理论并肯定其哲学合理性,同时基于开放系统、远离平衡态、耗散结构的主要观点,提出针对2型糖尿病未来研究方向和治疗方案的可行性对策是维持β细胞开放系统的低熵状态和调节细胞内良性信息流动。     

主观群体动力学模型述评

主观群体动力学模型(subjective group dynamics, SGD)探讨群际背景中个体的群体评价与群体成员评价的关系, 针对群际偏见、分化评估和分化接纳意识(awareness of differential inclusion, ADI)三个核心变量间的关系及其影响因素, 提出并验证了一系列理论假设。SGD的理论基础包括社会认同理论、复杂性–极端性假设和态度极化模型、“白乌鸦效应”和个体对人知觉的发展。SGD模型的研究结果深化了群内偏好研究, 支持了社会领域理论, 并从群体机制角度为同伴拒斥研究提供了新思路, 解释了群体同质性效应并修正了认知发展理论。该领域的发展需要从跨文化检验模型、完善模型结构、研究它与其他变量的关系等方面进行进一步探索。     

“一带一路”愿景下跨欧亚大陆的反极端主义中欧合作——一种可能性的分析

"一带一路"战略愿景贯穿欧亚,连接着中国和欧洲经济圈。中欧合作内涵和领域都在逐渐深化。极端主义在欧亚大陆是中国与欧洲诸国共同面对的政治挑战。反极端主义涉及到从官方到民间的安全认知、身份认同、文化互动、信息交流、历史记忆交融等国际交往命题。可行的中欧跨欧亚大陆反极端主义合作演化路径从官方、精英、群体细化到个人;合作内涵包含信念、制度、组织和秩序;合作领域从基础合作发展到成熟合作,具体互动模式多样。本文依据"一带一路"战略愿景,对中欧基于信仰合作的历史和现状进行分析,继而结合欧亚大陆宗教极端主义跨境渗透的现实威胁,探讨中欧之间跨欧亚大陆反极端主义合作的可行性和价值。     

中国农村家庭结构的变化与养老模式的选择

中国农村家庭结构的变动与老年赡养问题,不仅是中国社会稳定、发展的重要因素,也早已为国际学术界所瞩目。费孝通教授在80年代前期曾根据在“江村”(江苏省吴江县开弦弓村)的调查,一连写了三篇专题论文,具体分析了中国农村不同类型家庭的结构变化,指出主干家庭的凝固力和分化力正在相持状态中,凝固力略高于分化力,反馈模式是中国亲子关系的特征和家庭养老方式的基因。     

社会控制的哲学反思——兼与杨桂华、何怀远等先生商榷

社会控制是区别于生物控制、自然系统控制而为人类社会所独有的社会生存和运作的理念、规划和运动过程 ,社会控制诸多领域和参与者 (组织与个人 )相互主体性和相互客体性以及彼此相互包容是现代社会控制理论最为突出的特征 ,而主体性和制度性则成为研究现代社会运行系统和控制的两个最为关键性的概念范畴。在自然科学、社会科学未从“哲学”母体中分化出来之前 ,社会控制理论与政治、法律、道德、艺术和习俗等多方面的研究相关联 ,大多具有直观性质 ,缺乏理性高度 ,虽有整体观念 ,但未深入社会控制的本质。自从哲学、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三足…     

医疗事故鉴定制度向何处去

《侵权责任法》实施后,在医疗损害民事纠纷领域,医疗事故鉴定制度失去了实体法基础,应当废除;在追究医疗行为行政及刑事责任领域,医疗事故鉴定有继续存在的必要,且应当对现行医疗事故鉴定制度进行重大改革,建议成立“医疗鉴定”专门机构,将“医疗鉴定”作为一个独立的司法鉴定类别,将医疗事故鉴定作为医疗鉴定的一个子项目;医疗事故鉴定专家应当由临床医学专家、法医与法律专家共同组成;鉴定结论由鉴定专家以个人名义做出,从而为追究违法医疗行为的行政责任和刑事责任提供科学依据.     

宗教信仰的个体化历程初探

宗教信仰的个体化历程初探尹志华本文考察了宗教信仰从群体性向个体化转变的历程，指出：在原始社会，宗教信仰完全表现为一种集体行为；进入阶级社会后，由于社会本身的分化和人类精神领域的分化，宗教不再是人类的整体文化，这就为宗教信仰的个体化提供了条件。然而在中...     

在社会多元化的进程中寻求社会治理变革之道

在工业化进程中,领域分化使人们的生活陷入到了支离破碎的状态,人们在不停地进行领域穿梭和角色转换中变得碎片化。而在后工业化进程中,人们开始寻求从碎片化到总体性的回归,这是人类和社会发展的必然趋势,同时也是社会治理变革对完整人格的必然追求。在人的总体性的回归过程中,社会生活各个层面也都朝着多元化的方向运动。而在这个逐渐走向成熟自治的多元化社会里,基于个性化特征所建构起来的生产体系和社会治理体系也都走向了个性化定制的思路,并且社会治理的制度框架和治理方式也将沿着这一全新的方向发展,社会治理变革的问题已然成了如何建构合作治理模式的问题。     

齐秦两国军事制度之比较

齐亡秦兴的历史命运虽由诸多因素促成,但不可否认,军事实力的差异是造成两国命运迥异的最直接原因。军事力量强弱与军事制度密不可分,军事制度是否健全、能否适应时代发展要求就成为决定一国军事实力强弱的关键,正是军事制度的差异对齐秦两国一亡一兴的最终命运产生了重要影响。     

组织运行过程中制度与领袖关系刍议

制度和领袖是组织不可或缺的两个要素。从某种意义上说,制度是硬件,领袖是软件。对于两者之间的关系,从古至今亦有各种看法。本文从中国古代法家和儒家对组织运行过程中制度和领袖关系的讨论入手,阐释当今两者各自所起的作用,从而就双方的关系发表一些个人的看法。     

瘟疫环境下个体生活条件模式与行为的理性化——以20世纪初哈尔滨的瘟疫事件为例

采用文献分析的方法深入剖析清末民国时期瘟疫下的哈尔滨社会。认识政府、传统文化、个人这三者在瘟疫环境下所做出的反应,以及各自所呈现出来的理性化发展趋向,尤其是剖析了个人的生活条件模式以及行为的理性化演变趋势。这一研究对现实中政府、民众乃至个人在危机过后进行反思、提高、做出理性变动,以及在危机状态下如何与民众进行沟通,具有一定的借鉴价值。     

关于建立健全治理医药购销领域商业贿赂长效机制的思考

医药购销领域的商业贿赂,形式多样,对我国政治、经济、社会等方面均带来很大的负面影响。它的出现,既有物质条件、心理条件,更有制度条件。治理医药购销领域的商业贿赂,要从思想道德建设、制度建设、体制改革、管理监督等从多方面着手,建立健全长效机制。     

政党政治抑或大党政治?——台湾“立委”选举制度分析

台湾"立委"选举制度从SNTV到"单一选区两票制",其中充满了大党运作的色彩。因为催生多党和造成大党内部派系林立,SNTV由过去权威时期国民党平衡"中央"和地方势力的工具,变成了民主化时期对国民党的致命威胁。然而国民党变SNTV为"单一选区两票制"的努力却遭到了在野政党及内部派系的掣肘。随着民进党的发展和执政,国、民两党在"立委"选举制度改革上达成了共识,并最终促成"单一选区两票制"的确立,从而固化了台湾政坛的两党制,台湾民主化时期的政党政治也沦为了大党政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