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而优则仕”新释

<正> 《论语》中子夏的“仕而优则学,学而优则仕”这句话,长期以来人们对其义作了诸多解释,在这些众多解释中,且都将其中的“优”字确定为是理解这句话的关键词,由此便出现了“优”作“余力”讲,还是作“优秀”讲的说法。而我认为要全面准确地理解这句话的意思,关键的词不是“优”而是其中的“学”。个人认为,“仕而优则学”中的“学”应作“敩”(xiao)讲,即是“教学”、“讲学”的意思,而“学而优则仕”中的“学”仍指的是“学习”。也就是说,这句话的意思应是“做官成绩优秀,有余力时应去教人;而学习成绩优     

学与仕 学与思 学与行

正也许,"半部《论语》治天下"的说法过于浪漫主义,但《论语》给我们的启示却历久弥新。一个"儒"字点明了"立人之所需",而一个"学"字则点明了"立人之所由"。学与仕"仕,事也"。儒家看来,人生当有为,有为当"天下为公"。因此,学成而不出仕、不为国家做事是可耻的,至少是不可取的。"仕,学也"。学为"仕"之本义,也是仕子安身立命之本     

没有一处染上“尘土”的地方——谈焦裕禄的廉政观

焦裕禄同志是无产阶级革命干部的典型代表,他在兰考担任县委书记不到两年的时间,就留下了很多为政清廉的感人事迹,至今仍为兰考人民群众传颂着。他们说,提起焦书记,“我们想不起他有一处染上‘尘土’的地方。”     

致青年神父、修女们的一封信

诸位同道入：时间的车轮转过了不平凡的1996年，又跨进了满怀希望的1997年。97年是中国农历年的牛年。看到这个“牛”字，不禁想起了老一辈神职人员以“黄牛明知夕阳短，不用扬鞭自奋蹄”作为共勉。然而，从古至今，生老病死乃是不可抗拒的规律。有时看到“通功单”上老主教、老神父、老修女离我们相继而去；而与日俱增的新教友如潮水般地向教会涌来。全国各地虽然祝圣了一批批司每，但仍不能彻底解决“庄稼多，工人少”的局面。新司锋一旦走上工作岗位，很快就被淹没在成千上万的信友之中。新年伊始，我们每个人的作息表上可能都制订了新的…     

老师，请听我说

作为学生的我们，心中有无数个为什么需要老师去解答，然而有时却因为您的“据理力争”而“望而生畏”不敢再去问津。原因是老师并不了解我们的内心想法，面对我们的错误和问题，不知把我们“从何拉出”，只是执意要把“夹生饭”往我们的嘴里送。这样，即使老师一再地强调正确的解法和答案，我们也无法从自己的错误中得到觉醒，并且始终会是一头雾水。     

这里也盛开着哲学之花——记安徽省马鞍山市领导干部怎样学习和运用哲学

本刊自1989年开设“干部学哲学”专栏以来所发表的文章,主要是对马克思主义哲学一些基本理论的学习体会,而这里奉献给读者的这篇采访记,则是介绍一个市的领导班子如何把哲学作为武器来指导自己的实践。马克思主义哲学本是我们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强有力的理论武器,各级领导干部学习哲学,主要目的不在于把哲学单纯当作学问来探讨,从而为哲学贡献多少有学术价值的理论;而在于把哲学融入决策者精神世界,使之能自觉地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观点,基本方法去认识复杂的事物,探索解决新问题的方法,从而使目光变得深邃敏锐,头脑灵活清醒,驾驭全局的能力得以提高,就会出现可喜的政绩。因此,今后这个专栏,除了继续刊载一些直接辅导干部学习哲学基本理论的文章外,还将发表一些领导干部如何把马克思主义哲学作为武器来锻造的体会。我们期望大家积极为本刊撰写稿件或提供线索,共同办好这一栏目。     

从孟子学说看道家的影响

从孟子学说看道家的影响张运华孟子名轲，战国邹（今山东邹城人），生卒年代已无法详考，大约生于公元前３７２年，卒于公元前２８９年。他十分推崇孔子，说孔子是“可以仕则仕，可以止则止，可以久则久，可以速则速”的“圣之时者也”（《孟子·公孙丑上》、《万章下》）...     

孔子论隐逸三要素

<正> 本文重点放在论隐逸这种社会文化现象,而非论隐士其人。简单的说,隐与仕相对,可以仕而不仕即为隐。隐士固然在隐逸,但历史上好多非隐士一生中也有长长短短的隐逸行为。用这种标准看,孔子可以仕而不仕亦即是隐。这并非我凿空乱道,元代刘壎有《隐居通议》,刘凝序其书曾比较仕隐优劣,其云:“孔子为鲁司寇……六经之述,必于辙环之余,则仕又不如隐也。”可见说孔子之隐也是昔人有云了。     

《胡适思想与中国文化》自序

这本书是我近些年来研究胡适有关思想文化的文章的结集。“思想文化”在书名中被拆成两节:“胡适思想”和“中国文化”。“中国文化”很好理解,无须多说; 而“胡适思想”的解题则需要费些笔墨。 50年代我们曾掀起过一场轰轰烈烈的“胡适思想批判”运动,千军万马,口诛笔伐, 几千万文字进入历史档案。但对“胡适思想”的诠释,仍没有多少头绪与条理。然而有一点是十分清楚的:批倒胡适就必须批臭其“思想”,否定胡适就意味着把“胡适思想”扫进历史的垃圾堆。——“胡适”与他的“思想”正是接连一体、血肉不分     

培养高素质跨世纪干部的有效途径

江泽民同志在《努力建设高素质的干部队伍》讲话中指出,“在实践中锻炼干部,是我们党培养干部的一条根本途径。……对于广大中青年干部来说,加强实践锻炼尤有必要,要特别提倡到改革和建设的第一线去,到基层去,到艰苦和困难多的地方去,到党和群众最需要的地方去。谁能在这些地方和群众同甘共苦,团结奋斗,做出成绩,就应该受到称赞,他的思想政治素质和业务素质也会不断地得到提高。”为了培养高素     

集大成，得智慧——钱学森大成智慧思想之我见

钱学森大成智慧学思想有一个逐步发展的过程，很难说是在某一具体时间产生的。钱学森的“大成智慧学”这个概念是在1992年11月13日与王寿云、于景元、戴汝为、汪成为、钱学敏、涂元季等六个人谈话中第一次提出的。钱学森“大成智慧教育”这个概念的正式提出，是钱学森于1993年10月7日给钱学敏的一封信，谈到要培养18岁的硕士，即“大成智慧教育的硕士”。     

严实爱——香港学习札记

正从2016年10月报考到2018年2月初春成行,经由基督教全国两会精心组织张罗,我们第二批赴我国香港特区学习的七人开启了一段不同寻常的求学之旅。今采撷其间片断,以志流金岁月中的一些人和事,铭感主恩。一、"严"于教学我们中五人进入香港信义宗神学院,分别攻读博士和硕士学     

浅议语文阅读中怀疑能力的培养

孔子说：“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殆”。讲究学思结合。自然，在思中就会有怀疑，解决怀疑就要学习。今天的语文，同样注重怀疑能力的培养，这有助于学生思维能力的提高。我认为，怀疑能力可以从多方面加以培养。     

行成于思 学用相长——“学习三个代表重要思想 深化宗教理论研究”座谈会侧记

6月26日至28日,地处京畿的国家宗教局培训中心养怡山庄,迎来了一批特殊的客人。他们中既有皓首穷经的学界前辈,也有初出茅庐的学林新秀。和他们同来的,还有国家宗教局处级以上干部。这些平日里忙忙碌碌、难得聚首的学者和官员,终于有机会坐到了一起,共同参加由国家宗教局宗教研究中心和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宗教研究所举办的“学习‘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深化宗教理论研究”座谈会。这是一次真正的理论座谈会,但又是一次非同寻常的座谈会——中央领导亲自关心 宗教局领导高度重视进入6月份以来,中共中央连续下发了《关于印发〈“三个代表”重…     

“心为太极”及其对朝鲜性理学心论的影响

“心为太极”是邵雍提出的观点，本由先天易学的象数推出，有天地之心为太极之义，学者可以通过观物、虚静的功夫复见天心。朱子学对此的阐释大为不同，强调心对太极之理的本具，但本心为太极仍然可以成立。此说在朝鲜性理学的主理一派那里成为论心的重要依据，极大地丰富了性理学的心论类型。李退溪依此而强调心之未发唯理，因其所言理具有活动性，故只需用主敬功夫便可以优入圣域。李寒洲则进一步提出“心即理”,但其理不能直接活动，故其功夫既不如退溪直截，也没有阳明学良知呈显的自然之妙。退溪之说于朱子学有所溢出，寒洲之说则仍能合乎朱子之意。     

应用伦理专业硕士的教育方向与培养理念

高校在设立“应用伦理专业硕士”时需要思考一些基础性问题。这些问题包括如何理解“应用伦理”的学理性与应用性的关系、“应用伦理专业硕士”教育该如何定位以及如何培养“应用伦理专业硕士”等。这些问题的核心在于确认“应用伦理专业硕士”的教育方向和培养理念，明确“应用伦理专业硕士”可以应用在哪里。     

中国佛学界域外佛教研究的最新成就──评杨曾文著《日本佛教史》

日本人是很善于学习的民族，从历史上看，历来是见先进就学，能学就学。他们学佛教，因为距离天竺实在太远，古代虽然也有去的，回来的不多。主要还是通过中国学。看看遣唐的圆仁《入唐求法巡礼行记》、圆珍《行历抄》，以及后来的《参天台五台山记》《入明记》等第一手资料，就会对此种坚持不懈的努力产生深刻印象。他们学得兢兢业业，非常认真，回国以后照方抓药，绝不含糊。中国人学天竺，却是自有主张，不断地加深汉化成分。中国的佛教和佛学，也是随时代的发展而迅速发展。日本人这一批学去的，就和下一批学的不一样。他们是谨守师传的…     

广、狭“格义”与道安的佛学诠释思想

“格义”是佛教传入中国初期中国人对佛教的一种理解方法，可分为狭义“格义”与广义“格义”两种。就东晋道安的佛学诠释思想而言，他针对小乘毗昙学多涉及名相概念的“事数”而采取了狭义“格义”的解经方法，对大乘般若学的“性空假有”思想则采用了广义“格义”的诠解方法。道安通过灵活使用两种不同意义的“格义”方法，促进了小乘毗昙学和大乘般若学在中土的广泛流行，特别是他在研究方法上从狭义“格义”转换到广义“格义”,显示了中国僧人在促进印度佛教中国化和建立中国佛学理论上的努力，这为我们当代中国佛教和宗教学研究的现代性转换提供了参考。     

“达摩”是什么?

“达摩”是梵文dharma的音义，在中国古代佛教典籍中，按照其意义一般则译之为“法”。这个词出自于词根“dhri”，最早出现在《梨俱吠陀》，原初意思是“支持”、“支撑、”、“维持”、“事物固有的秩序”等。以后这个词不断发展，其意义也逐渐扩大。到了公元前3世纪阿育王的时代，这个词出现在阿育王碑上，它的意思则完全与道德伦理观念联系起来。当时，阿育王还任命了一批主管和监督社会道德的官员。他们的官衔称为‘达摩——摩诃摩德罗’（Dharma-mahamadra），可译成‘道德部长’，但后来其意义转为‘施舍及宗教事务高级官员’。在…     

从“疑古”走向“正古”——试论中国古典学的发展方向

此“疑古”、“信古”之“古” ,主要指北宋庆历以前传统古典学而言的。传统　　古典学至宋代而始疑 ,至近代而大疑 ,形成“疑古”思潮。 2 0世纪初王国维提出“二重证据法”以对传世文献作重新判断 ,是一次重要的古典学重建活动。而李学勤先生提出“走出疑古时代” ,则标志着它已经成为时代的主旋律。但是 ,“走出疑古时代” ,并不意味着走向“释古”。冯友兰先生对其“释古”的解释 ,前后有很大的不同 ,而最终倒向了“疑古”。中国古典学的正确发展方向 ,应该是从“疑古”走向“正古”。“正古”即“修正”传统古典学。它一方面肯定传统古典学基本上可靠 ,只需“修正” ;另一方面承认传统古典学也有缺陷 ,所以需要“修正”。具体言之 ,它大致可以归结为“四正” ,即“反正”、“纠正”、“补正”和“判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