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卫·哈维的空间正义思想

近年来,"空间正义"研究开始成为学界的一个研究热点。作为当代新马克思主义空间理论的领军人物之一,大卫.哈维(David Harvey)开创性地将"社会正义"纳入其空间分析视阈,将"空间正义"作为"反资本主义斗争能够坚持的最好的评价地形"[1],并以此为起点对空间正义进行了辩证的多维阐释,这些阐释对于我们审视当代人类空间实践具有重要的理论借鉴意义。在本文中,笔者尝试对哈维的空间正义观进行梳理和探讨。     

罗尔斯“社会基本善”的理论弹性：一个内部辩护

在罗尔斯正义理论中，作为社会的背景条件和通用手段，社会基本善是正义理论所重点讨论并予以分配的客观对象。这一观念遭到了阿玛蒂亚·森、理查德·阿内逊和G.A.柯恩等人的批驳，被指责缺乏理论弹性，因为其一方面无法容纳人们在善的转化上的人际差异而深陷“拜物主义”,另一方面低估未经选择的不良运气的影响而不足以体现平等和博爱之精神。然而，从罗尔斯关于人的观念、分配正义的适用范围以及公平正义学说的性质等理论的主要维度的阐释来看，他们的质疑并不构成实质性的挑战，故社会基本善的观念仍有足够的理论弹性。对此观念的辩护和澄清，有益于更为准确、深入地把握罗尔斯正义论的内在逻辑。     

"共同善"与分配正义论——社群主义的社会福利思想及其对社会政策研究的启示

社群主义关于社会平等和社会正义的论述,对人类关系模式的多样性与社会正义原则适用范围、以社会物品多样性为基础的多元主义分配正义论和复合平等观进行了系统的理论分析。它将正义问题的哲学分析与社会政策联系起来,不仅深化了对分配正义的认识,为当代社会分配的复杂性和可能的对策思考,提供了有重要思想价值和现实意义的论证。对我们澄清以社会福利的实施为目的的社会政策研究中存在的价值观与方法论问题,也有重要的启示作用。     

在政治经济学批判与自由主义政治哲学之间——重思罗尔斯对马克思正义理论的解读

罗尔斯在建构其正义理论体系的过程中,多次谈到马克思的思想,并从中获得重要的思想资源,并给予很高评价。正义问题是罗尔斯解读马克思的核心问题。罗尔斯对马克思正义理论的解读包括三个方面：一是通过劳动价值论批判资本主义制度的非正义性;二是通过回应国际学界关于马克思与正义问题的争论,提出马克思预设的正义观;三是分析共产主义社会作为超越正义的社会是否值得期许。罗尔斯对马克思正义理论的解读蕴含着双重维度——政治经济学批判与自由主义政治哲学,他抓住了马克思正义理论的实质,但对共产主义与正义的关系存在着根本性的误读。     

亚当·斯密的自然正义与德性正义

作为商业社会的首席辩护人,斯密因其正义论给商业社会的秩序来源确立了合法性而广受关注。尽管如此,学界尚未就其正义论的内涵达成一致。回到斯密的道德理论可以为此提供解答。斯密的道德理论秉承苏格兰学派以情感作为道德判断依据的传统,区分了合宜性和德性两个判断标准。体现在正义论上,就表现为自然正义与德性正义的二重奏。斯密虽然把基于交换正义的社会秩序理论视为最重要的工作,但他从未忽视德性之于一个美好社会的重要性,并一直以此来指引自己构建社会理论。斯密的正义论,不论是自然正义部分还是德性正义部分,对于理解当今中国的社会转型进而实现善治而言,皆极富启发意义。     

"以人为本"的发展观与社会正义

以人为本和社会正义是人类社会发展共同追求的价值理想。社会正义作为社会发展的基本价值准则,既是“以人为本”发展观的价值诉求,也是建构和谐社会的必然要求。坚持“以人为本”的发展观与社会正义和谐统一,必须坚持以人为本,追求社会分配正义、社会交换正义、社会补偿正义和社会共同的正义价值,实现人与人的和谐、人与社会的和谐以及人的全面发展。     

论J.范伯格的社会正义理论及其意义

美国著名哲学家J.范伯格先生提出的社会正义理论具有其独特性,但国内学者对其研究不多.本文从他提出的比较性正义和非比较性正义,比较性正义的原则以及分配正义等方面对范伯格的社会正义思想进行初步的探讨,指出研究范伯格先生的社会正义理论,对于解决我国目前分配失衡、贫富差距加大,具有很大的启迪意义.     

罗尼·佩弗“激进的罗尔斯主义”的社会正义论

罗尼.佩弗(Rodney G.Peffer)是美国分析的马克思主义的代表人物之一。他突出的理论贡献在于重构马克思的正义论,并且利用马克思的思想资源修正了罗尔斯的正义论,提出了他后来自称为激进的罗尔斯主义的社会正义论。对于当前致力于建构社会正义理论的中国知识界来说,佩弗的社会正义     

现实与超越:马克思正义理论的辩证结构

<正>义的现实性与超越性是马克思正义观念的两个不同位阶,后者是一个既批判又涵盖前者的概念,二者既是逻辑相连的又是历史连续的,共同构成了马克思正义理论的辩证结构。现实性正义与超越性正义分别是资本主义社会和共产主义社会占主流地位的正义形态,只有当历史发展从资本主义社会过渡到共产主义社会时,才可能从现实性正义过渡到超越性正义。现实性正义内蕴着两个性质截然相反的形态:交换领域的形式性正义和生产领域的实质性非正义;超越性正义内蕴着两个历史相续的正义原则,即贡献原则和需要原则。马克思正义理论的确立离不开作为世界观的历史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的创立为思考正义问题提供了新的方法论原则,即历史原则。     

正义的给予和正义的维护:两种不同的国家观——以罗尔斯和诺齐克为例

<正>一个国家(或政府)得以存在的基本理由是与对社会正义的追求分不开的。但是,国家应当是作为正义的维护者还是作为正义的给予者,对此在人类思想史上有着不同的认识,形成了两种不同的国家观。本文以罗尔斯与诺齐克为例,尝试对这两种国家观加以梳理。1.正义的给予:罗尔斯的正义观与国家观罗尔斯以对正义的考察和对社会制度的正义性考     

论正义的追求与和谐的实现

正义是人类社会崇高的价值追求,然而它却渊源于人类利己与利他的情感冲突,这种情况决定了正义在动机上的相互性或有条件性和在制度层面上的无条件性.正义所具有的这样两种属性互为存在的对立面并成为人类社会得以建立和维系的基础.社会和谐的达成有赖于正义的实现,社会和谐对于正义有着多层次的要求:社会不仅要借助于正义的机制构建起良好的秩序,实现社会的稳定,而且要通过对正义的追求,实现社会成员人心的自由和祥和.而所有这些不仅要借助于法律的支持,而且要依靠道德的教化.     

公共管理:治理模式及其构建

对社会治理模式的概念分析及回溯表明,在西方国家的新公共管理运动背景下,特别是在中国以建设服务型政府为目标的行政改革中,作为社会治理模式的公共管理理论已经形成.在这一理论中,公共管理作为一种新型的社会治理模式,是建立在服务精神和服务原则基础上的服务型社会治理模式,它以信任-合作机制的生成为基本特征,具有"服务-信任-合作"三位一体的关系图式.     

休谟的正义规则论

休谟的政治哲学长期以来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西方早在20世纪70年代起对于休谟的政治哲学以及社会政治理论的研究就呈现出强劲的势头,随着现代自由主义理论危机的日益加剧,对于英国古典自由主义的重新梳理与解释在今日的欧美学术界正在日趋深入。本文是作者已经完成的《休谟的政治哲学》一书的一个章节,该文集中探讨了休谟的正义规则理论,尤其是核心的财产权理论。休谟在18世纪提出了正义规则理论,他对于财产的本质、稳定占有的方式、心理发生的机制,以及与政治社会的关系,作为法律规则的人为正义的特性等方面的看法,不但开辟了有关财产权理论的一个新的路径,而且对于现代市民社会的形成产生了巨大的影响。本刊发表该文意在引起学界对于休谟乃至18世纪英国政治思想的关注。     

论莱纳·福斯特作为辩护的正义思想

莱纳·福斯特认为,人是辩护的动物,正义观念可以获得合理的辩护,而且指向唯一的根源——辩护的权利;我们应该在辩护权利的基础上理解社会政治正义,并相应地建立社会基本结构的原则。可以说,他主张一种作为辩护的正义。作为辩护的正义以辩护的权利为基础,同时以相互性和普遍性为原则对辩护关系本身进行批判。作为辩护的正义被怀疑是一种纯粹程序的理论,只能为建立正义关系制定程序,而不介入实质的正义讨论。福斯特对这一怀疑进行了反驳,并将作为辩护的正义观念扩展到全球领域。     

“塔克-伍德”命题的恩格斯视角解读

“塔克-伍德”命题的关键在于，它试图在历史唯物主义框架内部建立一种阶段性的“正义评价模式”并认可其“历史合理性”。对于“正义评价模式”与历史唯物主义关系问题的解答，强调“意识形态的规范性作用”或建构“生产正义”理论等诸种尝试均以失败告终，即无法真正解答“塔克-伍德”命题。在《反杜林论》等著作中，恩格斯阐释了价值观评价“元模式”的历史生成及其局限性，在资产阶级“正义观”问题上集中表达了历史唯物主义的态度，揭示了马克思及他本人没有从“正义”视角进行资本主义批判的原因。恩格斯的这一视角，有助于我们在区分事实判断和价值判断的基础上，澄清“塔克-伍德”命题的“泛主体性”逻辑缺陷，摆脱价值形而上学的思维方式。     

精神障碍患者非自愿住院程序问题研究

我国立法与实践中在精神障碍患者非自愿住院程序方面存在诸多问题,包括精神障碍诊断的主观性与滥用问题、"危险性"诊断标准较为抽象与缺乏"可治疗性"诊断标准、非自愿住院的决定主体不适格问题。这些问题严重损害了精神障碍患者的合法权益。针对上述问题,应当对"危险性"标准进行界定,确立合理的标准;增加"可治疗性"要件作为非自愿住院诊断标准,以实现治疗精神障碍的根本目的;建立针对非自愿住院治疗的司法审查或独立第三方机构审查模式,防止精神障碍诊断的滥用,确保公平和程序正义。     

马克思社会正义思想的主题

从马克思对黑格尔观点的批判入手,综合分析历史唯物主义以及他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批评和对共产主义生产方式的建构思想,不难发现三者内在演绎着马克思社会正义思想的主题,即建构生产方式的正义以形成自由人联合体。生产方式的正义表达了"什么"需要正义,形成自由人联合体表达了"为什么"需要正义。生产方式的正义与否要看它们能否形成自由人联合体这个内在目的。这个主题既体现在他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批判性思想中,也体现在他对共产主义生产方式的建设性思想中。     

论基于规则和契约的正义

"什么是正义"与"正义如何产生"是两个不同的问题,前者追寻行为的正当性标准,表达主体的伦理意识;后者追寻正义赖以产生的基础和条件。试图给予"什么是正义"这个问题以永恒和普世的答案之所以不成功,是因为正义的形成逻辑预制了正义的相对性。正义是指一定社会结构中,在特定价值关系中人的言行方式及其后果所具有的正当性,是衡量和评价行动是否符合一定价值关系框架中的共享规则的结果。正义生成的基本条件是:实践主体拥有被限制和规范的自由;主体间存在一定的价值关系;在价值关系的基础上,实践主体以契约形式形成共享行为规则,从而推动正义由个体观念走向正义共识。当今中国社会道德困境的根源,在于规则理性和契约精神的匮乏。     

寻求城市空间正义——一种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理论视角

在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理论体系中,空间和正义是两个属于不同层次的范畴。一方面,空间的概念不仅具有物理的和自然地理的属性,而且具有社会性与历史性。另一方面,正义作为一个历史的范畴,也总是与一定的社会生产方式相联系,并在一定场域中得到体现。伴随着马克思主义的重新兴起,西方一些学者分析了资本主义城市空间生产中存在的空间非正义问题,在一定意义上契合了马克思主义的理论,但也存在若干非马克思主义的缺陷。只有坚持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立场观点和方法,才能确立科学的空间正义观;只有在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基础上,才有可能施行基于全人类共同利益的空间正义。     

分配正义的内在张力

"分配正义"是人类对其分配活动进行价值认识、价值判断、价值定位和价值选择而形成的一种正义价值观念,其要义在于强调和追求分配的正义性或公正性。狭义的分配正义是追求物质财富的公正分配而形成的一种正义价值观念,广义的分配正义是追求包括物质财富在内的所有社会资源的公正分配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