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家的修身思想体系探微

儒家文化中的“修身”思想作为一种底蕴深厚的文化现象,本身具有完备的理论体系。这个体系以“人性论”为思想基础,以“仁”为核心,以“礼”为判断标准,以“修己”为基本模式,以“博学”、“正己”、“尚义”、“中和”、“多思”、“慎独”、“重节”、“重行”为主要内容,以立“圣人之德”为最高精神境界,形成了既有坚实的思想基础、又有丰富的实际内容的文化体系。     

民法典婚姻家庭编中近亲属权利表达逻辑的伦理维度

婚姻家庭编是以关爱伦理为基点展开近亲属的个体权利规则。夫妻关爱伦理的实践内涵是“互爱互信”“恩爱相待”,法律内涵体现为“平等”“互爱”,强调以独立、平等的反分离的牵引力来实现夫妻之间的恩爱有常。亲子、“手足”、祖孙等其他近亲属之间的权利逻辑是基于“仁爱”之“爱”（单向的顺爱）和“仁爱”之“仁”（逆向的感恩的爱）这两种不同方向的“有序”的“爱”而展开的。实然层面,婚姻家庭编确以“和”为“航向标”指引着条文的修增,如为“恩爱有常”“仁爱有序”修增了正向规则、负向规则。应然层面,未来修法时还应当继续践行以“平等”为前提条件、以“爱”为内核要求、以“和”为目的要求的现代家庭伦理三原则,着重以关爱场域为“家庭”“家人”构建“优良家风建设”的主体要素,以“协力互助”为“恩爱有常”划定合理的“同居共财”界限,以“家顺人和”为其他近亲属“仁爱有序”添“砖”加“瓦”,从而实现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全面融入。     

论张载"为天地立心"的伦理意义

张载把《大学》“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具体为“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道,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并以此作为达致太平世界的公理。这一“公理”含有“立心”、“立道”、“继绝学”、“开太平”四个环节本文对张载“为天地立心”这一命题的伦理意义作了深入发掘：1、“立心”是赋天地以人论道德属性;2、“立心”是立人;3、“立人”是人的真正自主。     

也谈《易经》简帛本的蛊、丰二卦——与萧汉明先生商榷

对萧汉明先生蛊卦为奉父鱼肉、丰卦“日中见斗”为太阳黑斑说提出不同意见,另依古字本义通释二卦,解“蛊”为腹蛊,丰卦为击鼓救日,并解帛书“弓”为“救日弓”,“蔀”、“芾”、“屋”皆指蔽日之影。     

中国数理哲学续论：从“混沌—崩裂”到“七日来复”

在中国古代之数的基本体系中,一、三、五、七之数实为易数的不同表现。《乾凿度》所记一、七、九,可藉谢尔宾斯基三角形观其分形数理,见“混沌”为一,“崩裂”为七、为九的“混沌—崩裂”分形之数。九宫数与“三”“五”关联密切,而“文王演《易》”很可能是潜心推演九宫数及其中数“五”。深究“三”“五”之数理,可以定天下之象、见天下之吉凶。复卦“七日来复”、震卦“七日得”、《庄子》“七日”“七窍”之“七”均与“混沌—崩裂”之数直接相关。震作为“七”的分形之数的集合,兼具“混沌—崩裂”之数理与象义。在东西方哲学与人类文明的大背景中,中国数理哲学之“历史”,“推动”并“接续—推动”着人类“哲学”与“科学”的“历史”与“自由”。     

《周易》释“艰”

《周易》本经的六个“艰”字,不管是《噬嗑》卦九四爻辞、《大畜》卦九三爻辞、《明夷》卦卦辞的“利艰贞”,还是《泰》卦九三爻辞的“艰贞,无咎”、《大壮》卦上六爻辞的“艰则吉”、《大有》卦初九爻辞的“艰则无咎”,“艰”都当读为“限”,其义为限止.而《艮》卦的诸“艮”字,与“限”字同源,当为古今字,所以其音义亦同.以《周易》本经的“艰”字为“艰难”的旧训和以其本字为“暵”、“根”的新说,都是不能成立的.     

论伪善:一个语言哲学的和现象学的分析

1.“伪善”二字,“善”暂且搁置,先说“伪”。“伪”有三义:一作“假冒、虚假”,二作“人工、人为”,三作“非法”。第三个含义与这里的讨论无关。我们只需留意前两个含义。当代汉语中的“伪善”一词,大都取“伪”的第一义,因而“伪善”被解释为假冒之善,“伪”是伪装的意思。这个词被用来标识一些本来不是善的、却显现为或被打扮为善的行为、言语和思想。但是,这并非是“伪善”的原初的和唯一的含义。在古代中国哲学中,首先是通过荀子的论述,“伪”与“性”成为相对的概念。前者指“人为”(“伪”的古字通“为”),后者指“本然”(与生俱来…     

试论宋明“诚”论的发展

宋明“诚”论以周敦颐的“诚”论为逻辑起点。周敦颐以“诚”为宇宙本体“无极”体现于人和万物所形成的人、物之性。嗣后,程朱以“实理”、人性或“实心”规定“诚”,陆王则以“本心”或“良知”规定“诚”。与此不同,张载把“诚”规定为“天道”、“天德”及其二者的统一;胡宏又赋予“诚”以真理性认识的规定;最后王夫之总其成,把“诚”规定为“实有”,并多层次地将其展开为“实有”之体、“实有”之性及其二者的统一,从而对宋明“诚”论作了理论总结。至此,宋明“诚”论经历了一个从抽象到具体、由贫乏到丰富的发展过程,并大致体现出如下共同的理论特征:把“诚”的规定从天道引申到人性,最后使人在“诚”的道德境界中达到天人合一的自觉。宋明“诚”论的发展从一个侧面反映了人类认识前进运动的一般规律。     

伦理与道德之间－以“道理”说文为视角

“道”、“理”二字使道理、道德和伦理三个不同的基本范畴的关系变得耐人寻味,“道”与“理”合一相成即“道理”,道理和道德以“道”为“同源”,道理和伦理以“理”为“同源”,道德和伦理分有“道理”的“养分”,二者“同源共生异长”,长成各自独特的内涵,成为伦理学中两个最基本、最重要的范畴。     

中国传统儒家责任心理思想探究

与西方个人主义文化背景下建构的责任心理观不同,传统儒家以“天人合契”思想为主旨,强调在关系伦理的价值体系中探求责任心理的现实定位,从而形成了一种以朴素的血缘亲情为基础,以“孝悌”为核心,外推“礼义”以至人类社会与自然的责任心理观。它视“民胞物与”的仁爱精神、“敬德保民”的王道信念、“心忧天下”的忧患意识为核心内容,主张以个人为起点,经由“诚”“敬”的主观修养、“知行合一”的力行实践,并辅以外在刑罚约戒,达致“克己让人”的为他责任人格。责任心理思想是传统儒家学说“上本天道、下理人情”,融贯道德理想于人伦日用的中心环节     

斋戒常识问答

☆斋戒的定义是什么?答:斋戒是阿拉伯语一词的意译,为伊斯兰教“五功”之一。中国穆斯林称“斋功”、“封斋”、“把斋”等。原意为“克制”、“止住”。     

从古兰、圣训谈伊斯兰教的斋戒

斋戒是伊斯兰教的五项基本功课之一,即通常所说的“念、礼、斋、课、朝”中的“斋”。该词译自阿拉伯语“索姆”或“隋亚姆”,波斯语为“肉孜”,中国新疆地区突厥语系的各族穆斯林即称“斋戒”为“肉孜”。     

互文性视域下庄子“吾丧我”阐释——以《庄子》内篇为核心

“吾丧我”之说源自《庄子·齐物论》,因其深刻的哲学意味,为历代治庄者所关注。“丧”是整体上的“减法”状态——从“我”之中剥离出去一部分,“吾”是高于“我”存在的某种理想的人格状态。“丧我”,即消解以“形体之我”为基础、以“精神之我”为核心、以“人物关系之我”为张力碰撞凝合而成的“我”,复归自然之“吾”。通过以“吾丧我”为线索的一系列“互文性图景”的建构,庄子不断深化消解一切“不齐”,表达“复归于道”的寓意。看似文字游戏的“吾丧我”,实则凝聚着庄子对个体生存境遇、精神世界的关注与思考,也是其为“我”摆脱束缚与局限,走向开放的生命提供的途径。在纷争加剧、矛盾凸显、人与他者关系更为紧张的今天,“吾丧我”之说尤其具有启发意义。     

作为目的和方法的人类

在现代化过程中，关于“作为方法的亚洲”和“作为方法的中国”的讨论实质上是强调从“世界作为方法”到“世界作为目的”的转变，凸显了“非西方”世界的主体性及其建构。然而，无论是“以世界为方法”还是“以世界为目的”,在根本处都是存在无忧的。“世界怎么了、我们怎么办”的实质是“人类何去何从”,人类面临整体性生存危机，亟需我们转向“人类”的叙事。当今时代，个体与类一定程度上已互为本体，“人类”必须同时作为“目的”和“方法”。“以人类为目的”意在凸显群体、个体的主体地位，它与那些不“以人类为目的”而只是本能地“以自己为目的”的狭隘个人主义、民族主义、地域主义有着本质的区别。不过，当今时代人们更需要自觉地“以人类为方法”。作为方法的人类，意味着一种人类整体的视野和情怀、人类共同主体的自觉、人类原则高度的规范。中国提出弘扬全人类共同价值、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创造人类文明新形态等主张，都贯穿着“人类”逻辑，是“以天下观天下”“以天下为天下”的智慧结晶，是既“以人类为目的”又“以人类为方法”的行动方案。增强中国哲学社会科学的主体性，不应被简单地理解为增强民族性及其对人类性的贡献，而是要自觉地加强基于人类性的...     

孔子哲学的逻辑进路

孔子哲学以“仁”为核心 ,上连“命”而把“仁”提升为世界的最高本体 ;下接“德”而阐发出“内圣之道”,即道德哲学或伦理哲学 ;再进而把“德”同“治”相联系 ,阐发出“外王之道” ,即政治哲学或管理哲学。“命—仁—德—治” ,构成了孔子哲学总体的逻辑进路 ;而从“命”到“仁”、从“仁”到“德”、从“德”到“治” ,则分别成为孔子哲学的本体论、伦理哲学和管理哲学的逻辑进路     

试论梁武帝“三教”思想及其历史影响

梁武帝萧衍在历史上是个帝王兼学者的“特殊”人物,他的“三教”思想在中国思想文化史上有着重要、深远的影响。在佛学上,他倡导涅槃佛性论,中心命题是“神明成佛”说。“神明”并非印度佛教的“业识”,而是中国传统宗教观念中鬼神、灵魂的别称。他的佛学又以论“善恶”为根本特色,并以“忠孝”为善恶的枢纽。梁武帝思想的基本倾向是重视对儒术、经学的恢复和建设,以礼教为治国的根本,同时也充分利用了佛、道两教作为补充,但却“不以法妨俗”。他的“三教同源”说以“心”为三教共同本源,以“善”为三教共同归趣。从治国愚民的需要出发,梁武帝以“两界”、“三教”的当然首领自居,依据儒家纲常伦理原则,“创造”地汲取和改造了佛、道两家的义理,在儒、佛融合历史趋势中迈出了重要一步。     

唐代五台山佛教史(续四)

天台宗天台宗是中国占先成立的一个佛教宗派。天台,山名,在浙江省天台县。因隋代智凯禅师于此习静修学,著书立说,融合三教,破斥南北,而创立了“五时八教”的判教说,确立了“定慧双修”,“止观并重”的修行原则,揭示了“一念三千”、“三无差别”、“性具善恶”、“无情有性”等殊胜的佛教义理,发展了僧肇的“立处即真”、慧文的“一心三观”、“三谛圆融”、慧思的“诸法实相”等理论,从而奠定了一宗的哲学思想体系,故称智凯为天台大师,其创立的宗派为天台宗。天台九祖湛然曰:因其是“以《法华》为宗旨,《智论》为     

试论先秦儒家中庸范畴的哲理化

孔子首先将“中”庸”并用,作为“至德”的伦理范畴,体现为坚守中正的原则,不断调和与“礼”相异的矛盾,达到“和”。《中庸》在此基础上,要求“尽合乎中”,强调“固执”,忽视变通。孟子以“权”“义”为中心范畴,强调坚持圣人之道——“义”,但要有“权”——灵活性与合理性,却忽视了差异性,难以体现诸矛盾的和谐和平衡。《荀子》以“礼义”为中心范畴,基于“性恶”强调“分”“别”,追求“兼”“一”。他强调“以分求一”、“从别到兼”,礼义统摄下的差异性的“各得其宜”,从而达到“万举不过”。《易传》的中庸观是在《荀子》的基础上发展而成。他的基本内容是:一、贯穿于“穷变通久”的“位”;二、调和于“分阴分阳”的“中”;三、警惕于“否极泰来”的“时”。由孔子、《中庸》而孟子而《荀子》而《易传》,结束了先秦儒家中庸观哲理化的历史进程。     

释《周易》之"童"

《周易》经文的七个“童”字,没有一个能训为童稚、孩童的。除《旅》卦二“童仆”之“童”是名词,应训为奴外,《蒙》卦卦辞及其六五爻辞的三个“童”字、《观》卦初六爻辞的“童”字、《大(?)》卦六四爻辞的“童”字,都是动词,都当解为“去尽”或“脱”、“脱尽”。     

关于简缩词语的逻辑问题

随着社会科学技术的日新月异,随着人类社会生活的日益发展。不断有新词涌现。另外,由干语言受表达上精练化、简约化的要求。人们又常常把冗长的词组简缩为简短的词组。如对单位名称的简缩。把“中国人民解放军总政治部”缩简为“总政”,把“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后勤部”缩简为“总后”,把“清华大学”缩简为“清华”,把“中国人民大学”缩简为“人大”,把“南开大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