伦理共同体何以可能--试论其理论维度上的演变及现代困境

“共同体”概念发端于古希腊哲学,近代发展为一个与“社会”相对的社会学概念而受到关注,后被伦理学、政治哲学、宗教学等人文社会科学所广泛借用.“伦理共同体”之所以可能的条件为共同性、主观认同、内部法则、内在性和内生性.     

心理学视角下的政治认同研究

政治认同发源于政治共同体成员人格中与所属共同体及亚群体有关的自我认同的叙事建构,是共同体成员对所属共同体及亚群体过去历史、当下主权、现行政体、未来使命的综合的能动性反应,包括认知层面的认可和赞同、情感层面的归属和依恋、行为层面的支持和拥护,表现为不同程度的认同状态,并且会随着人格的成长、自我认同的发展、以及共同体命运的变化而不断变化。政治认同是社会稳定的基础,已有研究多是从政治学、社会学角度对其进行论述,随着近年来大众对社会心态的日益关注,理解政治认同议题中的心理学因素愈显迫切。目前心理学视角下的政治认同研究还处于起步阶段,未来研究需进一步厘清政治认同结构、编制测量工具、探讨形成过程,关注未来预期和移情的影响、关注中国现实问题、以及政治教育的实际效果。     

凉山彝族传统宗教认同核心的理论分析与经验研究——基于社会认同的理论视角

社会认同论是理解群体及群体关系宏观社会心理过程的重要理论。宗教认同作为社会认同中的一种,既具有一般认同的基本特征,又有独特的运行机制。这样的独特性表现在宗教认同不仅体现为一种群体归属,还体现为一种神圣归属。宗教认同核心作为认同和信靠的根本对象,所具有的群体共性、神圣性和符号性,在强调血缘凝聚的少数民族群体中,即是以"祖灵"为认同与信靠的根本对象,信仰主体与客体的关系表现为一种祖先—后裔的血脉关联和祖灵—后裔的庇佑关系,基于"血脉相连"的群体共性是区别于其他信仰群体的独特特征。而对同一血缘祖先之灵的根基性情感和认同就成为维系这一信仰共同体、同时也是族群共同体存在与发展的动力和根基,使得认同更加稳固。我们需要在复杂的社会认同中认识宗教认同独特的特性与作用机制,并观察它与其他社会认同的互动。     

20世纪中国哲学视域中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研究

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在进入21世纪后,面临着民族文化身份认同的困难性。笔者认为,要解决这一问题,需要在研究视域上作出一个大的转换,即从20世纪中国哲学视域研究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作为20世纪中国哲学主潮之一,通过参与创造中国哲学的现代形态与现代传统,通过与20世纪中国哲学诸思潮的相激互融,通过转化成为马克思主义社会思潮的哲学内核,进入了中国人的精神生活,成为了20世纪中国哲学的有机内容,并为广大中国人民所接受和认同。在这个意义上说,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已经取得了作为"中国哲学"的"合法性"。笔者的这些思考与探索,得到了著名马克思主义哲学家陶德麟教授的鼓励与支持。     

现代性语境下共同体的承认理论研究

现代性社会在“祛魅”的过程中逐渐兴起,人类走出了由神灵鬼魔支配的力量,重新确定了源于自我本身的理想和共同体背景下的道德秩序。如何平衡个体对正义的捍卫和真实自我体验的追求与共同体中社会身份和伦理目标的认同成为现代多元文化主义社会下亟待解决的难题。以霍耐特为代表的法兰克福学派同以泰勒为首的北美学者在此问题上产生了较大分歧,但均未能形成承认理论中个体和共同体的有机结合。通过梳理承认理论的逻辑谱系后发现,存在一个全新的模型来论证承认理论的道德—伦理和本真—自主维度,它们在经济、文化和政治领域中对个体与共同体的关系产生影响,最终促使个体在共同体中达到自我实现和价值认同,从而向一切人自由发展的联合体靠近。     

儒家哲学与公共生活

实现理想公共生活是儒家哲学的核心关切。儒家哲学强调道德形上学的理念认同,有利于共同体成员形成对世界与人生的最大共识;宣扬公共性的礼治精神,为仁爱原则提供了制度保障,能够促进人们明确各自职分从而在公共规则下对个体言行有所规约;提倡公共性优先的伦理原则,可以指导人们做出有利于公共社会的行为选择和价值判断;重视道德修养上推己及人的公共关怀,要求每个人不仅关注个体心性,也关心共同体其他成员的疾苦;推崇天下为公的大同理想,为人类勾画了崇公奉公、命运与共的可能性生活图景。儒家哲学不仅在中国传统公共生活中至关重要,其当下的现实生命力亦需得到应有的关注。     

论城乡文化共同体的可能性及其建构路径

城乡文化共同体是维系城乡居民相互认同的文化纽带,包括共享的文化观念、文化符码、文化形象、文化记忆等,其融入于日常生活之中,并为人们在情感上所认同,成为一种自觉的文化价值取向。建构城乡文化共同体可以破解社会排斥,有效化解来自乡村的社会成员的文化认同危机,促进新兴城市文化尽可能吸纳、包容乡土文化,包括乡土社会的文化观念、民间信仰,以及可以转化为现代视觉经验的文化符码与民间艺术形象,从而建构一种和而不同的新型现代文化。     

论团结问题

团结是维系共同体稳定的重要纽带,任何社会都不同程度地重视团结问题。然而,团结却成了21世纪的最大问题。伦理学和政治哲学似乎在理论上忽视了这一问题,因此,本文试图从伦理学的视角对团结何以成为问题、团结是基于友爱还是理性以及人类团结问题进行批判性反思。没有全人类的团结,人类命运共同体将是一种乌托邦的理想,如何实现真正意义上的人类团结,既需要富有智慧的政治家和思想家们团结起来,更需要全人类的共同努力。     

理查德·罗蒂论社会团结的理由

任何共同体都会面对内部整合问题,团结问题是共同体必须处理的基本问题。不过,很长时间以来西方学界对团结问题并没有给予足够的重视。罗蒂专门讨论了团结问题,引起学界关注。在罗蒂看来,团结就是如何形成我们感的问题,具体说"我们"意指哲学共同体中的反表象主义者、实用主义者,和政治共同体中的自由主义者、改良左派。罗蒂基于反表象主义、族群中心主义和叙事转向为社会团结提出了辩护。     

马克思的“个体”和“共同体”概念

个体与共同体的概念在马克思哲学和历史理论中占有重要的地位。"人格个体"(das persoenliche Individuum)与作为这种个体联合的"真正共同体"(wirkliche Gemeinschaft),构成马克思所追求的理想社会的密不可分、互为前提的两端。马克思对个体与共同体及其相互关系的认识和重建,集中反     

范式与哲学发展

20世纪 6 0年代 ,Ｔ·Ｓ·库恩在科学哲学中首次使用“范式”这个概念来描述科学的发展。这个概念现在已成为人文社会科学中的一个基本范畴。毫无疑问 ,范式总是与特定的、处于成熟形态的理论发展紧密联系在一起的。因此 ,以范式为视角探讨哲学理论发展的基本趋势 ,同样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特别是随着新世纪、新千年的来临 ,哲学能否再次发生理论“转向”(ｔｕｒｎ) ,更是人们普遍关注的问题。一、哲学范式的基本特征当年 ,库恩面对人们对范式概念的责难 ,曾把范式的多种涵义归结为“科学共同体” ,并进一步明确为两种基本涵义 :专业团体 (…     

论商业环境设计的重要性

随着社会的进步,经济的发展,人们已经不再满足于单纯的商品买卖需求,商业环境设计及其营造在经济生活中已占有越来越重要的地位。人们不仅为了购物而来,甚至因为认同这个空间所传达的美学精神与哲学而来。从某种意义上说,它已经成为现代城市人们精神交流、观赏与休息的重要场所,是现代城市建筑群体中的重要组成部分,是现代商业文化在城市生活中的一种综合反映,也是展现现代城市风貌和形象的重要因素。     

中国传统中三种共同体形态及其道德原则

对于人类来说,共同体是人的存在的本质和家园。在中国传统社会,历史地存在着三个无法忽视的共同体形态,就是家(血缘共同体)、国(政治共同体)和天下(开放性共同体)。家庭以血缘为核心,家庭成员之间联系紧密、守望相助,形成以血缘之爱为基础的强烈的情感认同和归属意识;国家以政权为核心,通过对政治权威的尊奉,形成精忠报国的忠诚意识和与国家休戚与共的价值共识;天下作为一个开放性共同体,秉持"无外"原则,通过兼容并蓄,达到"天下一家"、和谐共存的理想状态。对中国传统社会共同体形态进行深入分析,对于实现中华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推动当今世界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构建,有着重要而深刻的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     

单位组织参与社会治理共同体建设：内在逻辑与实践路径

本文将单位组织带入社会治理共同体研究中，对单位组织与社会治理共同体的关系进行探讨，初步回答单位组织参与社会治理共同体建设是否可能以及何以可能的问题。研究表明，单位组织在当前的社会治理中发挥着重要作用。单位组织参与社会治理共同体建设主要遵循“政党引领社会”的内在逻辑，以党建引领这种新模式超越旧有的单位制党建模式，采取以党建促治理的实践路径，通过重塑党组织网络体系、发动党员参与、树立模范和塑造共同体意识等方式，发挥单位组织在完善党组织网络体系、增强组织性与纪律性、宣传动员以及提升成员认同意识等方面的优势。单位组织的参与对推动社会治理共同体建设具有积极作用，未来应进一步重视和发掘单位组织的优势，充分发挥它们在新时代社会治理中的价值。     

《诗经》信仰中的周代共同体掠影

本文通过对比殷周两代的信仰因素及殷商与西周的"天命"信仰的异同,总结出殷商迅速灭亡的必然性以及西周制度和文化的创新,解释其成为中国政治制度和文化基本格局的原因。在有强权没天理的时代,周公通过制礼作乐,构建起的一套完整的可以凝聚社会力量的信仰共同体,成为后世楷模,为后世中国文化的发展提供了重要的世界观、政治哲学和伦理道德的基础。信仰是一种思维活动,是人类行为的准则;共同体即是打上了人类精神意识烙印的政治空间,其内涵丰富,自成一体;周代的信仰共同体则是中国传统政治空间模式中的精神维度。     

论罗尔斯思想中的“黑格尔因素”

罗尔斯的自由主义政治哲学与黑格尔哲学的关联是当代政治哲学中令人瞩目且极富启发的新兴议题。立足于罗尔斯从康德式道德建构主义向政治建构主义的转变,分析罗尔斯思想中的"黑格尔因素",并厘清两者关联背后的差异,可以剖析出罗尔斯在个体与国家关系问题上所采取的"第三种选项"。这一工作不仅有助于恰当地理解罗尔斯与共同体主义者之间的关系,而且有助于深入思考和探究诸如"政治认同""国家认同"等现实政治课题。     

“个人”:创新发展马克思哲学的当代视域

由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转折的显著标志是社会生活的世俗化和 "独立的个人"的出场,以及随之而来的"社会"、"国家"、"共同体"之神圣性的衰微。马克思对于随着商品经济发展和市民社会兴起而出场的"个人"有着敏锐而卓越的体会和把握,"个人"可以说是马克思哲学的固有维度和重要范畴,因而是创新发展马克思哲学、展现其当代性的不可或缺的重要视域。然而,在当前对马克思哲学的解读中,"个人"的真实内涵及其所展现出的马克思哲学之批判与超越意蕴,尚未得到充分阐释。有鉴于此,本文将在讨论马克思哲学的当代性问题的视域中,对 "现代"、"现代性"、 "现代化"背景下"个人"的出场的意义予以考察。     

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中的三重解释张力及其认知变化

新中国成立70年来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在整体上构成了运用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和方法认识、解决理论与现实问题的学术传统。新时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研究深化面临着三重解释张力问题:事实性与规范性之间的解释张力,涉及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理论性质,反映了现实社会主义运动的实践矛盾,规范性议题将在经典文本的耕犁与社会现实的探寻中成为研究的生长点;批判性与建构性之间的解释张力,关乎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理论态度,要求哲学研究发挥"社会病理学"的解剖作用,并立足现实问题建构一种迈向"利益和价值共同体"的世界观;学术性与现实性之间的解释张力,关涉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如何切入现实的理论方法取向,要求对进入马克思主义学说本身的"条件"形成高度的认识自觉,建立理论体系与现实实践相互检验的中介环节,从而推动理论研究与社会实践的双向互动。重视和审思三重解释张力及其认知变化,有助于从总体上理解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问题域以及哲学与时代的关系。     

“以人为本”的哲学意义

“以人为本”作为当代中国科学的发展观和社会经济管理的基本理念,在各个领域里都得到了广泛的认同,甚至受到衷心的拥护。那么,哲学又是什么态度?它是否接受“以人为本”呢?这个问题现在未必有一致的答案。十年前,笔者曾发表了一篇关于马克思的“以人为本”的文章,就曾引起争论,被认为是对唯物主义哲学的冒犯。(参见《哲学研究》1994年第2、8、9、12期有关文章)现在虽然理论环境进一步宽松,但是哲学上“本”的问题历来歧见极深,积重难返,看来今天仍有讨论的必要。“以人为本”的哲学意义主要体现在对“本”的释义上。比起十年前,笔者对这个问题的认识和观察视角也有进一步的深化和转换。     

中国社会心理服务体系的建设构想

社会心理服务体系更准确的名称应是公共心理服务体系,其主要内容包括心理健康服务、社会心态培育、共同体认同建构这三大模块,其主要功能分别为预防和治疗心理疾病、提升全民族的心理健康水平,培育自尊自信、理性平和、积极向上的社会心态,以及塑造中华民族的统一文化认同和人类命运共同体认同。今后应进一步明确社会心理服务的基本公共服务的定位,明确社会心理服务体系建设的责任主体,发展中国特色的健康心理学、社会心理学和文化心理学学科,培养社会心理服务亟需的科研与实务人才,创新社会心理服务的供给方式,联合政府、高校、社区和第三方部门等多元力量,建设能够符合中国国情的,专业化、多类型、多层次、可持续的社会心理服务体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