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德格尔与技术命运论

海德格尔的技术之思在他的哲学中占有重要的地位,其相关迷思可能是20世纪最艰深的一种。本文试图从几个方面探讨海德格尔的技术哲学:第一,海德格尔前期的世界和时间学说及其技术哲学含义;第二,围绕"实验"(experientia)概念探讨海德格尔关于现代技术之起源的观点,落实于形式科学与实验的关系问题;第三,围绕"集置"(Gestell)概念讨论海德格尔关于现代技术之本质的基本看法;第四,围绕"泰然任之"(Gelassenheit)概念讨论在海德格尔那里启示出来的关于现代技术的思想姿态。本文的主要意图还不在于讨论海德格尔的技术哲学本身,而毋宁说在于,从海德格尔的存在历史观和技术之思出发,反驳技术乐观主义和技术悲观主义,阐发一种所谓的"技术命运论"。     

作为时代的自我理解的哲学史研究——中国近现代哲学史研究的一个向度

最近30年来,作为现代学术形态之一的中国哲学史研究总体上说收获甚丰,不过由于需要覆盖的历史之宏阔与思想之复杂,自然其进展就不易平衡。比较而言,中国近现代哲学史在20世纪80年代一度受到比较多的关注,曾经出现过一批力作,但是随着现代新儒家成为显学,中国近现代哲学丰富多样的内容对学术界的吸引力有所减弱。学术风气的转移原是平常事情,正如章学诚所说,“夫万物之情各有其至,而一时风尚,必有所偏”。(章学诚)在一些人那里,“天人合一”、“良知”之类成了口头禅;复活的“道统论”则欲将近现代哲学史研究压缩在十分狭窄的领域。如何从整…     

后神学的神思——海德格尔《哲学论稿》中的上帝问题

海德格尔毕生的思想与上帝／神性难解难分。在后期重要著作《哲学论稿》中,海德格尔形成了对其后期思想具有规定作用的“存在／存有历史”观,以及以“本有”（Ereignis）为核心词语的后哲学之思。而在“存在／存有历史”思想的最后一个“关节”即“最后的上帝”一节中,海德格尔形成了与“本有”相关的神性之思,后者不同于传统神学——我们愿意称之为后神学的神思。     

海德格尔的自然阐释学思想浅论

一、“自在之物”与作为“存在问题”的引论如果说自然这个有待解码的“大文本”在康德那里是用数学、物理学语言写成的,那么在海德格尔那里就可以说是用诗(思)的语言写成的;海德格尔的存在之思在很大程度上是与传统思维格格不入的。但是,一般说来,海德格尔的自然阐释理论是从康德哲学出发的。海德格尔自己把对《纯粹理性批判》的解释视为“存在问题”的引论,而试图把康德建构的现代科学认识论世界还原到“在世界之中存在”的结构。众所周知,自康德划分“现象”与“自在之物”的原则区别以后,自在之物问题就是康德哲学中最费解的问题之一。…     

哲学的终结与伦理学的兴起

20世纪的哲学家们普遍断言哲学已经终结 ,但是哲学的终结意味着什么 ?海德格尔非常深刻地把它理解为哲学从一个位置到达另一个位置 (参见《海德格尔选集》 ,第 1 2 4 5页 )。关键是我们必须领悟哲学所处的这一位置之所在 :位置不是一个地点 ,而意味着一条道路 ;它显示的既是“终结”之路的如何 ,又是路之如何“起始”。1 .从知识的角度看哲学如何终结　　从知识的角度看 ,哲学的终结起始于知识对主体的脱离。知识问题毫无疑问是西方哲学尤其是近代哲学的中心问题 ,对知识的可能性和客观性的信仰是近代认识论得以可能的前提 ,因此 ,认识论提…     

对哲学史的重新思考

在发生于20世纪（尤在其后半叶）、反映人类共同体当前发展趋势的根本变化中，有一些转变——尽管被清晰地概括了出来——迄今没有得到充分的描述，更重要的是，没有得到完全的理解。尤其是，这关涉直到最近仍被普遍叫做“东方哲学”的地位的主要变化。     

海德格尔哲学的“伦理学问题”——以《存在与时间》为中心的辨析

海德格尔哲学中有没有一种伦理学,构成了学界争论已久的问题。本文主要以《存在与时间》为核心,通过分析此在、他人与常人之间的生存论关系,说明海德格尔关注的焦点不是人与人或者人与社会之间的伦理规范,而是此在与存在之间的存在论关系;海德格尔关于此在之沉沦的分析实际上颠覆了日常生活的伦理规范,凸显了此在作为具有“向来我属性”的“去存在”的在者,归根结底是朝向可能性的存在。因此,海德格尔关于此在的生存论分析既不可能为沉沦的常人世界“背书”,也不太可能为现存的伦理学奠基,他所说的“源始的伦理学”不是伦理学而是“基础存在论”。我们可以基于任何一种伦理学的立场评价和批评海德格尔哲学,但是海德格尔哲学本身并不导向一种伦理学。     

海德格尔哲学

本文是威尔德于1963年12月28日在美国哲学协会东部分会学术討論会上所作的报告。报告共分两部分,第一部分是介紹海德格尔哲学,第二部分是批評海德格尔哲学。其基本內容如下: (1)海德格尔认为苏格拉底以前的思想家对于“存在”的高超境界的看法是开朋的,并沒有划分客覌和主覌的畛域。但这并沒有为后世西方传統哲学本体論所继承。“存在”的光要显现存在物却不能不隐蔽它自己。海德格尔认为从柏拉图、亚里士多德起直到尼采和我們的原子时代为止,西方思想是一种自我中心的人本主义的历史发展,其根源就在于“存在之被遺忘”。海德格尔于是提出了“回到存在”。 (2)海德格尔在《存在和时間》中使用了现象学的研究方法,他論証了“在世界中的存在”或“实存”,指出沒有不具备一个世界的人,也沒有不具备实存的世界。人的生存和规划决定了一切事物的意义境界。海德格尔描繪生存世界的时間空間是不同于几何学空間和钟表时間的。他反对一种不具个性的人(即所謂“抽象的人”)的作用,认为眞正的个人生存只能由人在面临死亡的恐惧时向抽象的人作斗爭才可得到。 (3)但是海德格尔在后期著作中有了急剧改变,拒絕了那种太过于主覌和以人类为中心的立場,认为“存在”从超越之处规划着世界,而人不过是处于被规划的場地上。他破坏了旧的形而上学,却又发展一种新的形而上学。他貶低了大众生活和现代科学技术的意义;他抬高了思想家和詩人的地位。“存在”和世界分开了,并且絕对地超越了我們,我們不能理解,只能听命于神秘主义。 (4)作者威尔德批評海德格尔对西方哲学史的解释过分簡单化,也有一些偏见。他探討生存世界和突变的超越都过于抽象而不結合实际。他的抽象的人的概念会使人感到社会生活不眞实,他脫离了政治和社会問題。他追求一个最高的唯一的世界。他对“存在”一詞有許多怪用法,陷于混乱,又往往把“存在”和“最高的唯一的世界”这两个概念混淆起来,使“存在”变成了本体,变成了神話。实际上,除了經由我們人类对世界的有限的“翻版”以外,还找不到达到“存在”的通路。威尔德认为西方思想史的大錯并不是忽略了“存在”,而正是忽略了“最高的唯一的世界”。他主张在早期和后期海德格尔的两种思想极端之間,找到一个第三者。后边还附了德雷法司的一篇《評威尔德論海德格尔》。德雷法司在批評威尔德时指出,海德格尔一貫认为“存在”不能离开人而独立,在晚期并沒有离开自己早期的主覌唯心主义而轉向“客覌主义”。     

理性的区分

什么是哲学或形而上学?海德格尔的回答直指在者之在。这种回答与他追问“思想的第一开端”有关。而博德尔的见解与之不同,他认为,哲学是对智慧的爱,而这种爱体现为一种概念的表达,一种智慧的给予,它涉及到概念理性,哲学是在这种理性中实现出来的,它不能还原为本体论、神学。理性区分为三种类型:自然理性、世界理性和纯粹理性(即概念理性)。前两者是理性之内的区分,而纯粹理性是理性自己与自己的区分,后者产生了形而上学。     

中国现代哲学史读后

有人认为,从“五四运动”到1949年,是中国历史上第二次百家争鸣时期。这种说法的确很有道理。这一时期,传统哲学、西洋哲学及新土壤中成长起来的“新哲学”,在其不同的政治文化背景下,展开了激烈的论战。其激烈之程度,变化之迅速以及观点之纷繁,实属罕见。要写好这段哲学史,难度之大,可想而知。《中国现代哲学史》(许全兴等著,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一书的作者长期从事这方面的教学与研究,积累了大量     

哲学与哲学史

哲学与哲学史是密切相关的。恩格斯曾说:进行理论思维的锻炼,“除了学习以往的哲学,直到现在还没有别的手段”。研究哲学必须通晓哲学史。作为一个中国的哲学工作者,更必须通晓中国哲学史。当然同时亦必须对外国哲学史有较深的了解。西方英美德法各国的哲学家都尊重本国的哲学传统。这种精神是值得注意的。以前西方学者写西方哲学史,书名就称为“哲学史”,意谓西方哲学就是哲学的全部。这是西方中心论的表现,罗素比较谦虚,他所写的哲学史书题为“西方哲学史”,晚年又著“西方的智慧”,表示西方以外东方也有哲学,这是客观的态度。近十年来,国内出版了多种“中国哲学史”著作,这是好现象。但因受日丹诺     

评海德格尔的存在主义

在这篇论文中,作者着重分析了海德格尔哲学思想的核心概念——“在”(sein)。这个古老哲学概念就其含义来说,尽管很玄虚,且极不确定,乍读起来,大有令人不着边际的神秘感(因为在海德格尔看来,“在”是喜欢隐蔽自身的),但是,拨开它的重重的玄虚的迷雾,澄清艰涩语言所造成的混沌,我们还是可以看到,所谓“在”,其基本内容还是指人性(人的本性)而言的。海德格尔的存在主义认为,在科学技术如此发达、人们如此沉醉、迷恋于物质享受的现时代,亦即这个“物化了”的世界面前,对“在”的追问,已全然被现代人忘却殆尽或撤到一边去了。“在功利思想中能够起作用的和可作模范的东西却获得了统治地位”。所以,作为一种哲学思潮,存在主义首先关注的就是现代人的内心支离残破状态、它从“在”的异化和它失去对“在”的接触,亦即对“在”的遗忘,从而唤起人们对现代基本危机的注意。海德格尔哲学所大声疾呼的,正是强调人亟需恢复对“在”的神秘感和家园感。在当代资产阶级社会中,由于资产阶级人的危机感日益紧迫,人们要求返回人性(复性)——追问“在”和回向大自然的呐喊声乃是此起彼伏、相当高涨的。现代瑞士著名心理学家容格(C.G.Jung)的一部名著的题目正好一语道破了这片呼声的实质:《追求一个灵魂的现代人》(Modern Manin Search of a Soul)。在海德格尔看来,“现代人”的悲剧多半就在于科学技术抢占了古老形而上学的地盘,结果便造成了工业时代的“既无历史又无家可归的人”。综观全文的内容,我们可以这样说:海德格尔是以抽象的哲学形式,在存在主义的“纯在”分析的基础上,把20世纪资本主义没落阶段,资产阶级社会对资产阶级的人的人格发展的破坏性反映了出来(比如个人的徬徨、畏惧、忧郁、孤寂感和孤立感,便是这种破坏性的结果)。所以,他的有关“在”的哲学实际上就是一种伤感世界末日来临的救世教义的一部分。此外,本文作者还指出,海德格尔的哲学同人们通过一切科学理论来把握世界的途径乃是绝然对立的;他的哲学只知道一条途径,这就是他称之为诗意思维的途径。我们以为,H.M.格拉赫这个评介还是颇为中肯的,因为企图用诗意思维的方式去把握世界,确实是形而上学的特色,即便是海德格尔“反形而上学的”形而上学也不例外。     

日本的分析哲学(1933—2000)北大核心

逻辑实证主义在二战后才被引入日本哲学学术界。在此过程中，赴日参加“美国研究研讨会”的美国哲学家发挥了重要作用。日本第一代分析哲学家出生于20世纪20和30年代，20世纪60年代开始产生一定影响，其中一些人在20世纪70年代出版了高质量的原创著作。第二代分析哲学家出生于20世纪40和50年代，他们在20世纪70和80年代开始教学，并继续发表分析哲学方面的论文和著作。多年来，分析哲学一直被称为“科学哲学”,大意是指科学的哲学。它经常被批评为“非哲学”。然而，分析哲学改变了哲学讨论的风格，并使形成一种足以以可理解的方式表达哲学思想和论点的语言成为可能。     

认识论研究中的二元对立及其超越

一认识的主体性与客体性是自近代经验论唯理论之争后留传下来,悬而未决的难题。在西方,从罗素引入语言逻辑分析手段后,逻辑实证主义通过把哲学工作归结为命题意义的澄清,试图逃避在主体性与客观性之间作出选择的难局。这一学派究竟能否为认识的解释提供合理图式,80年代以来英美国家出现的后经验主义(Postempiricism)已经作了否定回答。另一方面,与此派所主张的简化论处理方式相并存和对峙着的大陆哲学传统,又偏重于人类生存及主观性的探索。例如,海德格尔在其《存在与时间》里,就曾通过把理解归结为“此在”的生存方式,拓展了澄明认识之本质的新的维度。     

海德格尔的艺术哲学

D.科雷尔的研究报告表明,海德格尔从年轻时起就对艺术和文学怀有某种个人喜好。他说:“从学生时期开始,海德格尔就表现出对文学和艺术的爱好:陀思妥耶夫斯基和A.施蒂夫特的小说,荷尔德林、里尔克和特拉克的诗……以及绘画和诗歌的表现主义运动”。然而艺术汇入他的哲学思想之流是30年代中期的事情,此时他已年近半百。从这时起,他的哲学目光常常注视着艺术尤其是诗,直到1976年去世。不过,谈到海德格尔对艺术的哲学兴趣,有两个明显的事实值得注意:第一,至少在海德格尔看来,艺术所占据的空间绝不是美学占据的空间。他曾以批评的口吻说到,美学集中在“文化活动的一个领域”,关心艺术作品的“欣赏”及其“性质和魅力”。从他发表的论述     

哲学基本问题的讨论继续深入

《国内哲学动态》1980年第11期,曾报道过粉碎“四人帮”以后哲学界讨论哲学基本问题的简况。近一年多来,报刊上又陆续发表了三十多篇文章,其中,除继续对过去提出的问题深入讨论外,还从不同的角度,提出一些新的问题进行探讨,如:“实事求是”是否唯物而又辩证地回答了哲学基本问题;波普的“三个世界”的理论在哲学基本问题上是否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等。本文仅就这两个问题讨论的情况作一介绍。     

鱼之乐与真理之本质——论海德格尔解《庄子》“濠上观鱼”

海德格尔于1930年10月8日发表重要演讲《论真理之本质》,在与此演讲密切相关的次日聚会中,人们讨论了一个主体间性问题,即“一个人是否能够将自己移置到另一个人的位置中去”。海德格尔为此解读了《庄子》“鱼之乐”（濠上观鱼）文本,不仅对该问题作出肯定回答,而且照亮了《论真理之本质》的晦涩旨趣。国际学界对这一事件有诸多解释,但既有解释都未解决一个根本难题,即海德格尔对“鱼之乐”的解读何以同时做到既回答了主体间性问题,又照亮了《论真理之本质》的晦涩旨趣。本文通过把《论真理之本质》的旨趣明确为“从存在领会到存在历事之转向”,首次解决该难题并重构海德格尔对“鱼之乐”的解读思路,进而揭示其中更深层的意蕴。海德格尔基于“历史性切近”立场对《庄子》文本的创造性解读,堪称东西方思想对话的一个历史性事件。     

李泽厚美学思想的发展历程:以海德格尔为参照

海德格尔的存在论美学对李泽厚思想转变影响重大。20世纪50年代,囿于各种原因,李泽厚对海德格尔的思想尚未重视。六、七十年代,李泽厚通过对康德的研究吸收海德格尔的存在哲学,为其思想的转折作了铺垫。作为重要的转折期,80年代,李泽厚逐渐显露出对海德格尔存在论思想的兴趣,并且吸收了他的存在哲学来补充自己的美学理论。90年代,李泽厚对海德格尔态度的摇摆,是基于他对当下社会的反思。20世纪至今,李泽厚更加重视伦理学,并更加活用海德格尔的存在论来探索人生问题和哲学发展的前路。李泽厚美学思想的转向并非是颠覆性的,事实上,李泽厚美学思想的发展和他对海德格尔的吸收和反思体现了他对存在主义批判、发展的历史过程。     

日常生活的思维困境——海德格尔“在世”学说管窥

对日常生活进行现象学分析是海德格尔哲学的一个重要论题。他说:“我们必须先验地以我们称之为‘在世界中’的这一存在状态为依据看待和领会此在的诸存在规定。对此在进行分析的正确通道就是对这一状态作出解释。”①在他看来,“在世”是此在存在的基本状态,因为此在往往要与世界中形形色色的在者打交道,由此形成对日常生活世界的各种基本体验。通过对“在世”的分析,海德格尔表明其对人与自然、人与社会关系的基本观点,并显示出其哲学的非理性主义性质。     

中国哲学史:问题与视域

哲学按其本义表现为对智慧的个性化、多样化的探求。在中国哲学中,智慧之思具体展开于性与天道的追问。对性与天道追问内在于中国哲学的不同学派、不同人物之中。从哲学层面看,用"以道观之"来扬弃"以技观之"、"以器观之",既在普遍维度上表现了哲学不同于对世界的知识性的理解这一特点,又体现出了中国哲学的独特品格。中国的现代哲学与中国古代哲学存在着历史的联系,现代中国哲学既从新的层面上回到了智慧,又以新的形态延续了智慧的沉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