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活得好"与"做得好":亚里士多德幸福概念的两重含义

在这篇文章中,我将证明,亚里士多德伦理学里的eudaimonia概念是"在两种意义上说的",而非只具有一种意思.它既是"活得好"也是"做得好".这一区分构成了亚氏伦理学主要论证的基础.它是一条贯穿许多主要论争的单一线索.对于这两种用法的区分将能够提供对这些争辩的一种统一性的解决.尤为重要的是,它将使我们得以用一种不十分费劲的方式去阅读那荆棘丛生的<尼各马可伦理学>第十卷的第六到第八章.幸福是"活得好"还是"做得好"这一问题是一个比涵盖论-理智论的论争更为基本的问题.在很大程度上,涵盖论-理智论的论争之所以会发生,正是由于争论双方都没能在作为"活得好"的幸福与作为"做得好"的幸福之间进行区分.他们共同地设定幸福的意思在于"活得好",然后开始争论它到底是各种善的复合、还是专注于思辨.本文将首先表明对于活动的讨论在亚里士多德幸福论之中有着何种位置;然后,我将论述"做得好"和"活得好",并将讨论下面一些争论主题:(a)幸福的两种标准;(b)思辨生活的非实用性;(c)首要幸福与第二等级幸福这一层级的性质,以及(d)道德与思辨的关系.     

事实与价值之间——论史蒂文森的情感表达主义

事实与价值的关系问题一直是西方哲学争论的核心问题之一。在当代英美元伦理学的讨论中,这一问题往往表现为关于道德分歧以及解决这种分歧的道德论证的性质的争论。这种争论之所以重要,     

再论应用伦理学的学科性质——兼论伦理学的"伦理"基础

在关于应用伦理学学科性质的讨论中,那种"集‘基本价值观’和‘程序共识论’于一体"的应用伦理学观应是其中最为重要的成果,并且是我们进一步讨论的基础。它其实向人们展示了"一个平台"与"两个端点",但它并没有真正掌握具体领域具体问题这一"端点"的本质特征,因而没能真正理解应用伦理学的学科性质。广义伦理学应该是应用伦理学协商对话的共同基础。由此出发,应用伦理学的学科性质就学科而言,它不仅涉及伦理学,也要涉及其他领域的专门学科;就其任务而言,它既要确保具体行为符合伦理原则和道德规范,又要顾及其他具体领域的正当利益诉求;就其方法而言,它采取的是"程序共识"的方法;就其结果而言,它具有"伦理妥协"的特征。     

第一哲学作为伦理学——以斯宾诺莎为例

整个西方哲学的历史可以看做是一部"形而上学"与"伦理学"的关系史,作为"第一哲学"的形而上学本来具有伦理学的旨意和目标:寻求存在之意义,但由于其定位于"理论"(思辨)而使得"存在"的意义经过"知性"的"范畴化"而失去其"实存"的生命本质,从而第一哲学与伦理学分离开来。但"实体论"在斯宾诺莎那里,"存在"的本质被置于"实存"中重新思考,而"自因"的"实存"作为神或自然的"自由"存在的存在论意义获得了肯定,因而人作为神的存在样态的伦理意义也能在这种实体论的存在样式中得到重新思考。因此,"实体论"作为"伦理学"不是斯宾诺莎《伦理学》的一个部分,而是其从存在论意义上对第一哲学作为伦理学之命题的原创性思想,这一思想对于我们重新思考第一哲学与伦理学的关系具有里程碑式的意义。     

正名:以"部门伦理学"替代"应用伦理学"

无论国内还是国外,都对"什么是应用伦理学"的问题有多种不同界说.但每种界说都存在困窘.究其原因,均是"应用伦理学"之"名不正则言不顺"所致.这就需要正名,以"部门伦理学"之谓取而代之.这个称谓符合学科划分标准,有充分的学理依据.这个新称谓能澄清不少用"应用伦理学"之谓所解释不清的理论问题.     

改革开放三十年的外国伦理学研究

改革开放三十年来,我国对外国伦理学的研究呈现为一个不断解放思想、全面发展的过程.在资料著作的翻译、研究内容、研究心态和研究方法等方面取得了巨大进展.当然,存在的问题也不少.这些问题主要是西方伦理学与马克思主义伦理学的关系问题、外国伦理学研究与我国社会现实的关系问题、外国伦理学研究中的西方中心论问题.随着我国综合国力和文化软实力的大幅度提高,外国伦理学的研究也必将取得更多的成果.     

胡塞尔的意向性伦理学——以"意向"和"充实"为线索

胡塞尔的哲学常被冠以"认识论"的名号,但是,实际上他也非常重视伦理学.胡塞尔善于将他用于研究理论行为的方法扩展到对实践行为的研究,其中,意向与充实这对概念就是最好的例证,它们最初是用来建构认识论,之后,胡塞尔也将它们引入伦理学的研究之中,但是,这种移植是否有效,它是否会陷入两难境地?本文遵循胡塞尔伦理学的发展过程.以意向和充实这对概念为线索,试图考察此种移植的有效性,并对胡塞尔的意向性的表象模式提出置疑.     

论亚里士多德"自然"德性伦理学对德性伦理学复兴的启示

亚氏德性伦理学是以"自然"为基础的,"自然"是本体用意与现象用意的内在统一,统一于"人生"之中.在亚氏德性伦理学语境中,人的生命历程与呈明"自然"的德性之美是内在统一的过程.当代德性伦理学复兴缺乏本体论承诺,致使德性伦理学复兴缺乏统一的解释力度.这需要从亚氏"自然"德性伦理学中获得启示.     

理论脱贫:当代中国医学伦理学跨入新境界的大门

我国当代医学伦理学建设一直存在的一个重大缺憾--医学伦理学基本理论的贫困化,对整个学科的发展形成了严重的制约.理论贫困化的主要"症状"是科学理论匮乏、实用理论混乱、理论取向混沌等.因此,理论脱贫是当代中国医学伦理学取得突破性进展的关键.这种"脱贫致富"需要从简单的传承和移植转向创造,任何投机取巧和工于炒作都是无济于事的;目前亟需的是构建一个能够胜任科学解读、系统建构整个医学伦理学学科体系的基本理论框架,然后不断完善.     

"本体论"与"伦理学"--形而上学的两个向度

形而上学有两个密切相关的内在向度,就是本体论向度与伦理学向度.在哲学史上,哲学家们之所以在"追求形而上学"的同时,又总是"反形而上学",并非是人们的形上本性出了问题,而是因为人们总是将形而上学视为单纯的"一维性",总是用一个向度来取代或遮蔽另一个向度.而所谓的"后形而上学思想",也并不是消解了形而上学,而是指形而上学从"本体论向度"转向了"伦理学向度".     

欲望、思维与行动——从拉康的视角探讨精神分析伦理学与亚里士多德伦理学之间的关系

在拉康构建其"精神分析伦理学"的过程中,弗洛伊德与亚里士多德伦理学思想之间的微妙关系成了一个重要的突破口,而拉康在很大程度上又是通过深刻指出两者各自实践模式的异同来实现这种突破的。从拉康的视角出发,本文首先概述了弗洛伊德与亚里士多德关于欲望、思维和行动三者间关系的主要观点,由此凸显出这两种实践模式在形式结构上的相似性;其次通过对《尼各马可伦理学》中"不能自制"问题的分析,揭示两者在根本立场上的重大差异;最后通过对相关问题作进一步的深化和展开,彰显出以欲望为核心的精神分析伦理学对以亚里士多德伦理学为基石和代表的整个西方理性主义伦理学传统的突破及其深远意义和宝贵价值。     

"经济伦理与和谐社会"研讨会综述

2005年5月12日,上海社会科学院经济伦理研究中心主办了经济伦理国际论坛:"经济伦理与和谐社会"学术研讨会。中心主任尹继佐教授主持了开幕式,中国伦理学学会会长陈瑛研究员、上海社会科学院副院长熊月之研究员分别致辞。国内外专家学者约40余人出席了本次研讨会。中国伦理学学会副会长、湖南师范大学道德文化研究中心主任唐凯麟教授、荷兰Nyenrode大学经济伦理学教授范路克(Henk van Lu i-jk)和美国St.Thom as大学经济伦理研究中心执行主任金黛如(Daryl Koehn)教授分别作了主题讲演。会议围绕和谐社会建设中的“经济伦理与和谐社会关系”…     

"做人"与"做事"

"做人"与"做事"是两个既重要又具有普遍性和活力的日常道德规范概念,在传统道德和现代性道德转型日益显著的今日中国,分析这两个看似普通实则艰难的伦理语汇具有重要性.在这样的背景下,笔者就廖申白教授作出的这方面论证进行了分析讨论,指出两者在日常伦理学方面的一些特点,以及在基础德性论与内部外部论证上的逻辑推导关系,并论述了这一基于"做人"和"做事"两个概念形成的初步理论的其他特征.     

从苏格拉底转向看伦理学的性质与功能

在笛卡尔之前,西方哲学的基调主要是由苏格拉底奠定的。苏格拉底完成了西方哲学史上第一次转向,通常称之为伦理学转向。受阿那克萨戈拉启发,苏格拉底放弃了早年从事的自然哲学研究,转而在灵魂层面寻求真理。通过与前苏格拉底时期的伦理学与自然哲学进行比较,能够进一步看清苏格拉底发生哲学转向的原因和意义。他一方面扭转了真理探究的方向,另一方面也赋予了伦理学以坚实的本体论基础。如果说"善"理念是苏格拉底的形而上学,那么,伦理学就是通达这一形而上学真理的方法论。这种哲学观深刻地影响了西方古代哲学,与之相对照,笛卡尔方法论转向以及整个西方近代哲学的合法性则是需要我们重新加以反思的。     

"人造美女"的生命伦理学思考

"人造美女"是一个纯粹的市场炒作的概念,其背后隐匿着深刻的生命伦理难题,并直接面对现实的医学伦理学问题.其中,生命价值、技术对生命干涉限度、美容与健康的冲突、医疗商业化等生命伦理学难题格外突出,而医疗伤害、技术滥用等是更为现实的医学伦理学问题.     

重思伦理学与形而上学之间的关系——以海德格尔哲学为"视阈"

如果以19世纪形而上学的衰落为"坐标",此前的伦理学以形而上学为基础,此后的伦理学则面临相对主义的难题.在古典哲学中,虽然形而上学为伦理学奠基,但形而上学的自由与伦理学的自由之间存在着矛盾.海德格尔试图把存在问题从形而上学中拯救出来,但就其对"人道主义"的批判而言,海德格尔哲学中有存在论而没有伦理学.虽然伦理学面临着绝对主义和相对主义的两难抉择,但我们这个时代对伦理学的需要却是前所未有的.在全球化的时代背景下,或许我们首要应该考虑的是人与人之间、国家之间乃至文化之间能够和平共存而作为"底线"的基本规则.     

安乐哲的"儒家角色伦理学"及其得失——一个由过程思维切入的思考

安乐哲将过程—关系思维由宇宙论扩展用于阐释儒学人性论、伦理学。他高扬人在关系性互动中的修身实践。在这种实践中,个人与角色是并生的。这种对"角色"的理解依重个体经验,具有很强的动态、开放和处境化的特征,从而缓和了对传统儒家血亲伦理所作的固化和封闭的理解。但由于经验具有复杂性,修身的发端不应该被绝对化地置于血亲—家庭关系中,"角色"应该被赋予更加多元的内容。同时,过程宇宙论可能给人带来无常、寂灭感,这不利于道德实践。     

美的伦理学——曾钊新伦理思想的审美维度

伦理学是以道德现象为研究对象的科学,但道德是分层的,富勒就曾将其分为愿望道德与义务道德,并用美学与法学来区别两者。一是高低之别:前者是自我实现的最高境界,后者是有序社会的基本要求;二是内外之别:前者是内在于自我的超越指向,后者是主体间的处世之道;三是软硬之别;前者是自律的,后者是他律的。这种区别指明了,前者趋向于"无目的的合目的性",是内含于伦理学中的美学维度,而后者是道德与法律所共同指向的社会基本要求,是接近于法学的。应该说,富勒很好地揭示了伦理学内含着的美学和法学两个维度,但在当代的伦理学研究中,寻求普遍适用的道德规范成为规范伦理学的主要使命,底线伦理、程序正义、重叠共识等成了伦理学的主题词。与此对应,美德、牺牲、榜样等道德概念却被谨慎地对待,甚至是边缘化了。伦理学仿佛成了政治哲学和法哲学。显然,伦理学的法学维度被强化了,美学维度则失落了。所幸,在曾钊新先生的伦理学研究中,我们看到了在伦理学的理论研究和道德生活实践都需要拯救和呈现的美的维度,看到了一种美的伦理学,看到了镶嵌在伦理学花冠上的明珠。     

哲学概念的翻译与理解——以对“Being”的翻译为例

西方哲学研究与术语的翻译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翻译的基础是理解,离开对原文的正确理解,研究必然会出现问题。而正确理解原文的一个必要条件就是拒绝先入为主之见。本文以对"being"概念的翻译和讨论为例说明,学界以"存在"来翻译"being"产生了若干问题,导致对西方哲学中的一些文本产生了较为明显的误读或过度解读。这种现象出现的主要原因就在于一种先入为主之见:将"being"理解为"存在"。我试图阐明这种先入为主之见产生的缘由和带来的问题,与西方哲学研究领域的学者展开商榷和讨论,以进一步推动中国的西方哲学翻译和研究朝着更完善的方向发展。     

关于费尔巴哈伦理学的性质

如何理解费尔巴哈伦理学的性质是伦理学研究和教学中的一个难点问题。本文着重阐明了费尔巴哈伦理学在自然观上的“唯物主义”与在社会历史观上典型唯心主义的关系以及费尔巴哈伦理学在一系列根本问题上的唯心主义表现 ,说明在伦理学中由自然观上的唯物主义向唯物史观的跨跃是一个艰苦的质变和飞跃过程。由于主客观方面的种种原因 ,费尔巴哈没有实现这一飞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