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络群体性事件的非直接利益化分析

非直接利益化成为当前网络群体性事件的一个重要特征。非直接利益化网络群体性事件是具有一定公共性的社会问题的网络反映,间接地反映或折射事件参与者的利益。此类网络群体性事件对冲突各方乃至整个社会将产生深刻影响,而一些负面影响则需要引起我们高度关注并深入研究,认真解决。     

群体性事件形成的心理机制分析

我国正处在社会转型时期,由各利益主体之间的磨擦而引发的群体性事件日益增多,诱发群体性事件的原因也复杂多样。如果从人类行为发生的内在机理看,它们主要遵循刺激——反应机制。导致群体性事件的发生既有直接诱因,也包括弱势群体的大量存在等社会诱因,而各种认识的偏差则是群体性事件的主观心理性因素。我们只有通过改变条件或作用方式,正确调整社会心理,使群体性事件丧失其发生的前提,才能达到预警预防群体性事件的目的。     

试论网络群体性事件的法治之维

近年来,政府基本沿用封闭、僵硬的内部处置方式应对群体性事件.与此同时,在一些网络群体性事件中,网民成为影响舆论的关键力量,他们通过传递信息、发表观点,推动政府制定良法、依法行政、公正司法.这些网络群体性事件具有鲜明的法治意蕴.当前,政府应借鉴美国政治精英利用黑幕揭发运动促进制度建设和社会转型的经验,主动将网络群体性事件纳入体制化轨道,推进我国的法治建设,加快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完成社会转型.     

群体性事件中的法制媒体报道策略

当前,我国群体性事件处于高发期,对群体性事件的传播报道迫切需要更多专业媒体和更娴熟的报道策略来改变长期形成的报道思维定势。法制媒体经历了20多年的发展正逐步走向成熟和完善,及时、主动、科学的应对和报道群体性事件成为今后一段时间法制媒体主要的功能和义务。在此过程中,一方面法制媒体要尊重群体性事件本身的规律,发挥法制媒体及时性、专业性、权威性的优势;另一方面要坚持正确的舆论导向,营造解决问题的舆论环境,力求达成社会的平衡、公平、公正。同时要完善法制媒体在应对群体性事件中的报道机制和保障机制,避免法制媒介自身的不良倾向,突出法制媒体在报道群体性事件中的特色,重视新媒体在群体性事件报道中的特殊和积极作用。     

杜鹃模式:茂名PX事件中政府回应的行政学分析

借鉴政治沟通中参与和回应理论的视角,提出一个中国网络参与下的地方政府回应的理论模型。本文的核心命题是:地方政府对问题、议程、官民关系的不同沟通机制导致不同的政府回应模式,产生相应的政府回应行为。这一理论模型为分析在网络参与这一全新背景下,中国地方政府的治理结构、政社关系、行为类型及其变化过程提供一个新的理论框架。以茂名PX事件的政府回应过程的实证研究来解读这一模型,分析了其模式特点、网络舆情、主体行为模式、作用机理以及回应效果。     

群体性事件集群行为的动员与组织机制

群体性事件指部分群众与当地党政部门或强势社会集团的对抗性冲突。是当下我国典型的集群行为。社会心理学对集群行为动员机制的研究主要包括群体相对剥夺、群体认同、群体(愤怒)情绪和群体效能; 对集群行为组织机制的研究主要包括速生规范、谣言和去个体化。其中, 群体愤怒和群体效能既属于动员机制, 同时又在组织机制中发挥作用。这些因素之间有待于进一步整合, 以期对现阶段我国社会频发的群体性事件的心理因素进行解释和探讨。     

社会心理学角度分析群体性事件综述

群体性事件作为我国社会转型时期的一个突出问题,近年来受到广泛关注。本文对近十年来从社会心理学角度研究群体性事件的相关文献进行梳理整合,总结归纳出三个重要方面,并对相关研究的不足之处提出了疑问和建议,以期对当前类似事件的应对有所借鉴及对后继研究有所启示。     

群体性灾难事件：有神论者无法诡辩的问题

凡是谬论必是漏洞百出，必有许多软肋，必有诸多不堪一击之处。有神论者对群体性灾难事件自相矛盾的解释，便是其软肋和不堪一击之处。如果说某些个体性灾难事件碰巧说明有神论者的观点，而对于群体性灾难事件，则是有神论者无法诡辩的问题。     

转型期农村群体性事件对农村稳定发展的影响

农村的现代化进程,要求对原有农村的治理体系和利益格局进行调整。新农村建设需要一个稳定和谐的农村发展环境。农民利益调整和再分配导致的利益纠纷在近年农村群体性事件表现明显。由于触发诱因不同,农村群体性事件的类型也不同。而农村群体性事件触发的原因往往是影响农村稳定发展的因素累积到一定程度的结果。当前必须要高度重视农村群体性事件,采取多种措施逐步消解影响农村稳定发展的矛盾和纠纷。     

群体性事件风险治理:基于“能力—理念—基础”的分析框架

国内外学术界有关中国群体性事件的研究,主要有国家取向和社会取向两种路径。本文采取国家取向的研究路径,将群体性事件的发展过程看作是一个从"孕育点"的社会环境到"生成点"的社会矛盾问题并最终发展到"爆发点"的人群聚集活动的动态演变过程。在文献述评的基础上,本文构建了一个"能力—理念—基础"的分析框架,从面向群体性事件的过程管理、面向社会矛盾问题的源头治理、面向社会环境的系统调理三个维度,来研究群体性事件风险治理问题,强调群体性事件风险治理需要提高风险管控能力、树立安全发展理念、营造良好社会环境,实现源头治理、系统治理、综合治理相统一。对贵州瓮安"6·28"事件的案例研究,验证了"能力—理念—基础"分析框架的适用性与解释力。     

农村群体性事件处理中的问题和新思路——从法律监督权出发

目前大多数农村群体性事件的处理方式简单,防控被动,政府公信力低,容易酿成更大的社会矛盾。基于法律监督机关的定位,检察机关在农村群体性事件的解决中具有天然的优势地位,可以起到救济农民权益、监督政府行为和提高政府公信力的作用,因而能从根源上有效预防和处置农村群体性事件。     

碰撞事件探测和躲避的心理分析

该文界定了由视觉信息所决定的“碰撞”和“制动操作”的概念,探讨了影响人们探测碰撞事件的各种心理认知因素。在此基础上进一步就机动车司机如何基于环境信息及个体和社会信息校正驾驶制动行为,以躲避碰撞、达到安全行驶的心理策略等问题进行了深入地剖析。     

基于行为事件的履历资料评估

行为事件的履历资料评估能有效克服传统履历数据构思效度弱、情景限制多等问题。本研究结合某通信企业招聘工作,选取250名应聘者数据,结合关键事件法,通过对履历事件的行为锚定来评估应聘者的胜任特征。研究在多重比较行为履历资料、履历表数据、认知能力等多个指标组合对录用结果预测的回归模型基础上,检验新增指标的预测效度。结果表明,行为事件的履历资料评估具有效标关联效度,与其他工具组合使用时具有增量效度。     

利益冲突型群体性事件的化解之道:协商民主视角的解读

在当下中国现代化和世俗化的社会转型过程中,有效地化解因各种日益凸显的深层次社会利益矛盾等相互牴的因素而引发的利益冲突型群体性事件,是我们必须破解的一个时代命题。人类社会政治生活的实践经验表明,一套成熟的、制度化的协商机制是有效化解利益冲突型群体性事件的重要关节点。应从建构合理有效的利益协商机制,培育公民精神;积极推动公民社会的发展与壮大,拓展公民协商的场域;建构有效的话语机制等三方面入手。     

共患难,更同盟:共同经历相同负性情绪事件促进合作行为

4项实验探讨了共同经历相同负性情绪事件,相比单独经历负性情绪事件,是否以及如何促进了个体间的合作。实验1~3分别采用抽奖任务和瑞文推理测验任务操纵负性情绪事件,采用公共物品博弈任务测量合作行为,结果表明,共同经历相同负性情绪事件,相比单独经历负性情绪事件,促进了个体间的合作行为。实验2通过测量归属需要、社会联结和内群体认同,实验3通过操纵归属需要,来考察共同经历相同负性情绪事件促进合作行为的潜在机制,结果表明,共同经历者之间的合作行为受归属需要的驱动,而社会联结和内群体认同不足以对该现象进行解释。实验4通过操纵个体共同经历“相同”和“不同”的负性情绪事件,进一步厘清了,促进个体间的合作是由于“共同经历相同的负性情绪事件”而非“共同经历负性情绪”造成的。研究结果有利于解释小群体的形成,对群体和社会管理亦具有借鉴意义。     

新媒体环境下大学生危机事件防控及应对

高等学校是先进文化的传播阵地,同时也是人口最为密集的公共场所,各类危机事件时有发生。新媒体时代信息传播快速、便捷,交互性强,加之信息传播的碎片化倾向使得高校危机管理难度加强,出现对新媒体重视不够、学校成员媒介素养不高、危机中媒体公关意识落后等问题。如何紧跟“微时代”步伐,在新形势下把握重大突发事件网络舆情应对,迅速处置、化解网上舆论危机,科学地做好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工作及网络舆论引导工作,成功应对“微时代”新兴媒体对高校突发事件网络舆情应对工作的挑战,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建议新媒体时代高校应完善危机管理机制,加强对新媒体的预警与利用;重视大学生媒介素养教育;开展突发事件舆论引导;优化校园舆论环境。     

民族地区群体性事件激发的社会心理分析

民族地区的群体性事件已严重危害社会的稳定,又因其涉及民族、宗教问题就更为复杂,探讨民族地区群体性事件发生的心理机制可以为有效预防此类事件提供理论依据。这类事件的社会心理因素主要涉及群体(民族)认同、群体相对剥夺、群体效能、群体愤怒情绪,其中相对剥夺在群体认同和群体性事件间起中介作用;群体效能在群体认同和群体性事件间起中介作用;群际情绪在群体认同与群体性事件间起中介作用;群际情绪在相对剥夺与群体性事件间起中介作用;群际情绪在群体效能与群体性事件间起调节作用。根据它们之间的关系建构其社会心理模型,以期为民族地区群体性事件的减少提供帮助。     

单个概率事件形式表述的MHD问题新质疑

以单个概率事件形式表述的“超级思维黑洞”MHD问题的学术价值在文章中遭到具体的质疑.文章首先介绍了Baumann基于一个以单个概率事件形式表述的“两嘉宾一轿车”版本的MHD问题对上述问题所展开的讨论、所引起的争论及其探讨所存在的缺陷;然后重点阐述了笔者以MHD问题中嘉宾最后选择策略的意义为基点所展开的新质疑.根据笔者的推导,在单个概率事件形式表述的MHD问题中将得出一个极端荒谬的结论:嘉宾获车的概率决定于嘉宾的主观意念.这一结论的出现显示出该形式的MHD问题应该遭受质疑.     

宪政体制下群体性事件的根源治理——以市民社会的建立为视角

群体性事件产生的根源在于公民权利的异化、政府权力的异化以及公民权利救济渠道的不通畅.根据宪政理论分析,关键就在于公民权利与政府权力之间存在冲突.市民社会是公民权利与政府权力沟通的渠道,能够平衡公民权利与政府权力,这与宪政理论的要求是一致的.因此,在宪政体制下建立市民社会对于从根源上消除群体性事件的发生具有决定性作用.     

网络群体事件传播机制及应对策略

我国网络群体事件频繁发生,已经严重地危害了社会稳定和人民群众生活安宁.我国网络群体事件在短期内呈现井喷式爆发的原因:社会现代化进程中难以回避的矛盾通过网络集中爆发;网络技术创新远远超前于网络舆论引导方法创新,增加了网络群体事件管理难度;用传统的舆论引导观念和方法管理网络舆论,激化了网络群体事件.从网络群体事件发生机制看,发生网络群体事件需要同时具备三个条件:网络舆论强度、网络舆论恒度和网络舆论发展动力.缺少其中任何一个条件,都难以形成大规模的网络群体事件,更不会转化为现实生活中的公共危机事件.解决网络群体事件主要方法是:政府和传媒依法监控网络舆情,及早发现、处理网络群体事件;把引发网络群体事件的网络话题变成死火山话题,防止诱发新的网络话题或反复出现类似网络话题;保障网民表达权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