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修天德”以“成王道”——王船山对《中庸》义理的疏解与阐发

在《中庸章句序》中朱子指出,《中庸》乃子思为承传儒家道统所作,而道统所系便是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执厥中的治心工夫,所以《中庸》也被视为孔门传授心法之书。在明代心学的发展     

子思作《孝经》说新论

《缁衣》、《中庸》、《坊记》、《表记》出自《子思子》,已由郭店楚简的发现得到证明。 《李经》与《缁衣》等四篇好在“子曰”之后引《诗》《书》,风格相同,当属同一时代,同一作者的作品。 《论语》中孔子多言《诗》《礼》而罕言《书》,与《子思子》判然有别。用《诗》《书》发挥孔子思想,应是 子思的创造。孟子受业于子思之门人,“退而与万幸之徒序《诗》《书》,述仲尼之意”,继承了子思学 派的传统。《孟子》原有《说孝经》等“外书四篇”,《史记》等都曾引用。《说孝经》当是《孝经》成书于 孟子之前、孟子论述其师门所传《孝经》的证据。郭店楚简内多处论孝,与《孝经》相表里,表明孝是 子思学派论讨的热点之一。     

《四书评》不是李贽著作的考证

李贽的著作,由于他死后“书益传,名益重”(汪本钶:《续刻李氏焚书序》),“假托者众”(焦竑:《李氏续焚书序》),因而造成了“真书、赝书并传于天下”(张鼐:《读卓吾老子书述》)的混乱现象。这给今天我们研究李贽     

论《荀子·王制篇·序官》官制多采齐制——兼论《荀子·王制》与《管子·立政》的关系

《萄子·王制篇》有《序官》一章,专门论述职官制度,通过对“乘白”、“乡师”、“州里”、“治市”、“治田”等条的考证．发现《序官》官制带有明显的齐国色彩。《序官》以及《王制篇》可能是苟子在齐国游学时所写。由于《王制》在齐国成书,当然为齐国学者所看到,《管子·立政》的作者为解决“国之贫”“五事”,所以《省官》一章有选择性地摘抄了《序官》“五官”。     

刘鹗《〈道德经〉序》析疑

本文探讨了刘鹗《〈道德经〉序》与《张氏遗书》所录《道德经序》之间的关系。指出《张氏遗书》所录《道德经序》的作者应为张积中之子张少陵。刘鹗序文中所引的资料，并非直接取自《张氏遗书》。张少陵是为李晴峰《详注道德经》作的序，而刘鹗则是为自己所过录的晴峰夫子《详注道德经》中的若干要义作的序。这两篇序文中所引用的资料，虽有同源关系，但内容相近而文字有异；两篇序文各自独立，不能混为一谈。本文针对认为刘鹗《〈道德经〉序》和李晴峰《详注道德经》均为张积中所作等观点，分析悬疑，提出商榷意见。     

关于《黄帝阴符经》蔡氏注本与邹注本作者的考证

《道藏》中收录有原题“蔡氏注”的《黄帝阴符经注》和题名“崆峒道士邹诉注”的《黄帝阴符经注解》,这两篇注疏的内容完全雷同.经过考证,笔者认为,该注文的作者是蔡氏,并列举了四条理由:1.朱注中明确提到了蔡注本.2.朱注比蔡注多加了两处“朱子曰”并几处按语.3.凡朱熹作了详细注解的部分均标注有“朱子曰”、“又曰”.4.凡标有“朱子曰”及“又曰”的地方,在140卷的《朱子语类》中均有收录.     

《性自命出》与《淮南子·缪称》论“情”

郭店楚墓所出儒书《性自命出》 ,据内容可划分为上、下两个部分。这两部分中都有不少地方论及“情” ,下一部分对“情”的重视尤其引人注目。据考察 ,这种重视“情”的思想 ,亦见于《淮南子》的《缪称》篇。而《缪称》 ,据前人研究 ,乃是一篇保存了大量儒家子思学派学说的文献。本文通过征引《子思子》佚文与《缪称》及《性自命出》比较 ,认为《性自命出》对“情”的看法可能出自《子思子》 ,为研究《性自命出》等篇的学派性质提供了一条新的线索。     

道藏炼丹原著评述(续)

本文作者曾发表十种炼丹原著评述(《世界宗教研究》)1984年第4期),受到学术界的注目和援引,今再发表十种评述。这种选择意味着本文作者认为,这二十种原著是道藏中也是中国炼丹术中最重要的外丹原著。 1.《张真人金石灵妙论》 题曰“蒙山张隐居撰”。《新唐书·艺文志》:“丙部子录·道家类:张隐居《庄子指要》三十三篇。张隐居名九垓,号浑沦子,为(唐)代(宗〕德(宗)时人”。     

“攻乎异端,斯害也已”新解

子曰：“攻乎异端，斯害也已。”（《论语·为政》，下引《论语》只注篇名）这句话如何解读，历来学者颇多分歧。朱熹《四书集注》与杨伯峻《论语译注》（以下简称为《朱注》、《杨注》）甚至作出了完全相反的解释。《朱注》称：“攻，专治也，故木石金玉之工日攻。异端，非圣人之道，而别为一端，如杨、墨是也。其率天下至于无父无君，专治而欲精之，为害甚矣！”“佛氏之言，比之杨、墨，犹为近理，所以其为害为尤甚。”《杨注》称：“攻──《论语》共用四次‘攻’字，像《先进》篇的‘小子鸣鼓而攻之’，《颜渊》篇的‘攻其恶，无攻人之…     

《无能子》的思想及其资料来源

《无能子》是晚唐无名氏所撰的一本哲学著作。《唐书·艺文志·道家类》载有《无能子》三卷,并云:“不著撰人名氏,光启中,隐民间”,《四库全书总目提要》作者因其序中有“不述其姓名游宦”一语,疑其“尝登仕籍,非隐民也”。则无能子前曾作吏,后因不得志或感于时伤、退而过隐居生活也未可知。又据本书中《答通问篇》说:“无能子贫,其昆弟之子且寒且饥,嗟吟者相从焉,”可见其家境清寒,显非达官显贵。而其友人序中说他“民舍之陋,杂处其间,循循如也”。从其思想境界看,无能子的隐居,许不是为了沽名钓誉,走“终南捷径”,很可能是出于对当时社会现实的深刻不满,而走上隐居自安这条道路。     

《中庸》解论

<正> 《中庸》是《礼记》中的重要篇章。自司马迁、郑玄以至程、朱等皆以此文为孔子之孙子思所作。但清代的崔述却认为,“《中庸》必非子思所作,盖子思以后,宗子思者之所为书,故托之于子思;或传之久而误姒为子思也。”(《洙泗考信录余录》)其理由中最重要的一条是,《中庸》一文中“在下位”以下十六句见于《孟子》,其文辞小异。论者谓此子思传之孟子者。如果是子思传于孟子者,文中应有“子思日”字样,但文中却未有。孟子凡述孔子之言,必称“孔子曰”。如果此十六句确系引述子思之言,亦必称“子思曰”,不会将子思之言掠为已有。可见此十六句并非子思传之孟子者,实为以子思为宗的后学抄自孟子。故《中庸》一文应出此辈之手。今人对《中庸》的作者亦有争论。笔者姑以《中庸》为战国至秦汉     

孔颖达的《诗序》观

《诗序》观是孔颖达《诗》学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主要包括《诗序》的作者和价值两个方面。他在《毛诗正义》中有8处说《诗序》的作者是子夏,但又有2处言及毛公和他人,这种矛盾不是《毛诗正义》作者的群体性造成的,而是因为他疏郑笺时自觉遵从郑玄"小序是子夏、毛公合作"之说。从全局来看,他按照"举重可以包轻"等原则,将《诗序》的作者最终归于子夏,其目的是为提高子夏的地位,将尊序推向极致,以充分发挥《诗序》的作用,建构《诗》学的理论体系,树立经典的权威,服务于时代大一统诗教的需要。     

卷首语

北京法源寺西侧是中国佛学院教学楼,进楼迎面便立一块碑样红木大匾,上刻“知恩报恩”四字。这是依据赵朴初居士流传最广的一幅墨宝所刻,目的是要后学以此四字为座右铭。“知恩报恩”是赵朴老的做人准则,意思自然有两层,一为知恩,一为报恩。佛教有《报恩经》、《父母恩重难报经》等经典阐释     

子张之儒对原始儒学的继承与偏离

子张之儒,韩非列为儒家八派之首。然而,孔子批评“师也过”(《论语·先进》),孟子说他只得“圣人之一体”(《孟子·公孙丑上》),而荀子则斥他为“贱儒(《荀子·非十二子》)。这是为什么呢?在我看来,其主要原因就是子张之儒在继承孔子的基本思想宗旨的同时,又对孔子的某些思想作了能动地发展,从而偏离了原始儒学所遵循的精神。本文即根据这一认识,就子张之儒对原始儒学继承与偏离的问题作些粗浅论述。     

法耀南天——记中国佛教协会护送大藏经代表团香港之行

以巨赞副会长为团长的中国佛教协会护送大藏经代表团一行四人,带着内地佛教徒的深情厚意,专程护送清刻《大藏经》于去年十月二十日至十一月一日访问了香港,受到香港佛教界热情隆重的欢迎。热烈、隆重的欢迎场面代表团抵达香港时,香港佛教联合会会长觉光法师、副会长黄允畋居士、宝莲禅寺代表智慧法师、泉慧法师、健钊法师、绍根法师及僧尼、居士等三百余人,在机场举行了热情、隆重的欢迎仪式。欢迎行列前两名居士举着写有“香港佛教联合会暨宝莲禅寺两序大众欢迎中国佛教协会护送龙藏代表团莅港”的巨幅黄缎横额。一位正在香港逗留的泰国法师也特意到机场迎接护经团。欢迎的场而,亲切动人。整个机场大厅洋溢着     

南京国民政府与《清藏》的印刷

《清藏》又称《乾隆版大藏经》,因其每函首册刻有“皇图巩固,帝道遐昌”的“龙牌”,故亦称《龙藏》。清雍正十一年(1733),清世宗雍正帝敕令雕造汉文大藏经,在北京贤良寺设立藏经馆,由庄亲王允禄、和亲王弘昼、贤良寺住持超圣等主持刻经事宜。雍正十三年(1735)开雕,乾隆三年(1738)刻完,历时五年。《清藏》收书1670种,7240卷,724函,依《千字文》字序编目,自“天”字起至“机”字止,共724字,每字一函,每函十卷,合计经版79036块[1]。《清藏》完全按照经律论、大小乘、杂藏的顺序编排,成为中国历代最权威的皇家宫廷版藏经。《清藏》经版,原存武英…     

最上雲音室读书记

隋释智(岂页)说,门人灌顶记。此疏古作六卷,金陵刻经处会入经文,作十卷,与《玄义》合刻。历代疏释此经,三分科判,盈缩不同。智者之科,以《序品》及《寿量品》天龙集信相菩萨室为序分,自《寿量品》四佛告说及《忏悔》、《赞叹》、《空》三品半为正宗,以下十三品为流通。正宗之中,《寿量》明常果为宗,《忏悔》灭恶,《赞叹》生善,《空品》导成为用,尤以《忏悔品》及《空品》为宏经之纲骨。《五悔法门经》即《金光明经·忏悔品》别译,为西土行人昼夜六时行道之通轨。是故受持此经者,应先谛了此疏,识忏处     

《孝经》为子思撰新考

魏文侯作《孝经传》,说明《孝经》至迟于战国初年魏文侯时已成书,在魏文侯时及以前,对孔子称“仲尼”者仅为《孝经》和《中庸》,《缁衣》《坊记》《表记》《中庸》取自《子思子》,为子思所作,已由郭店楚简的出土得到证明,四篇中对孝的论述与《孝经》相近似,而且此四篇与《孝经》在“子曰”之后引《诗》《书》,体例相同。郭店楚简《缁衣》的出土为这一体例的存在提供了有力的佐证。因此,《孝经》是战国初期魏文侯时子思将其祖孔子、其师曾子论孝的对话编撰整理而成的。     

房山石经与《契丹藏》

一、石经之肇始我国之有石经,始于汉灵帝熹平年间,在辟雍里安置石碑,把儒家几种重要经典镌刻于上,作为定本,使读书人可以传抄;如文字有出入,亦以此为正。当时所刻被称为“熹平石经”,计有《周易》、《尚书》、《鲁诗》、《仪礼》、《春秋》、《公羊传》和《论语》七部。后至曹魏又有“正始石经”之刻。儒家刻经也影响到佛教徒。在北齐时代,山西太原风峪刻了《华严经》,山东泰山经石峪刻了《金刚经》,徂徕山刻了《般若经》,河北武安北响堂山刻了《维摩诘经》、《胜鬘     

程敏政、程曈关于“朱、陆异同”的对立及其影响

学术界一般认为 ,在“朱、陆异同”的争辩中 ,王阳明的《朱子晚年定论》是“和会朱、陆”的“定论” ;陈建的《学艹部 通辨》则是朱、陆学术相异的“定论”。其实 ,在王阳明和陈建之前 ,徽州的新安理学家程敏政、程业已形成上述两种观点 ,并且直接影响王阳明和陈建等人。即是说“朱、陆异同”的两种“定论”是程敏政、程所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