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策协商原则及实施保障

20世纪80年代以来,世界范围内的民主理论呈现出一种"协商民主转向"的趋势。从实践和运作的层次看,协商民主可分为宏观层面的政治协商、中观层面的政策协商、微观层面的社会协商。中国的协商民主理论的发展与世界几乎保持同步,而协商民主的中国实践在国家制度层面、政府政策层面、基层社会治理层面都有开展。本文集中论述政策协商的主体、范围、程序和效力等四个方面的问题,旨在明晰政策协商的参与人群主体、协商的内容、协商开展和运行的过程和程序、协商的落实和实施环节,说明政策协商的改进应该将协商民主原则引入政府决策、执行、反馈和评估的各个环节,建设协商主体明确、协商内容清晰、协商程序法定、协商效力切实的政策协商民主机制。本文认为,政策协商有助于推进中国公共政策决策的科学化、民主化、法治化;中观层面的政策协商如果进展良好,能在宏观和微观两个方面产生延展性影响——在宏观层面有助于形成国家层面的民主建设的良好的基础条件和氛围;在微观层面有助于一个现代社会的成长,塑造现代公民,培育公民文化。     

政府供给与基层协商民主生长:基于三地实践的考察

基层协商民主是我国基层治理与政治发展的一个重要方向,而且已经进入全国性推进与应用的"操作阶段"。但是,在该种民主形式的生长路径及其主要推动因素的问题上尚缺乏针对性的理论探索。论文选取浙江温岭、四川彭州和云南盐津三地的基层协商民主为考察对象,发现政府主导下的实践与制度供给是推进基层协商民主生长的直接决定因素,这种生长路径又可称为"供给式协商"。政府供给是基层协商民主持续生长的重要保障,但也可能成为重要的制约因素。中国基层协商民主的政府供给具有结构性的非均衡特征,因而又给协商民主在基层治理中的可持续生长带了复杂性与不确定性,由此必须优化基层协商民主的政府供给体系。     

论中国社会主义协商民主与当代西方协商民主的差别

中国社会主义协商民主与当代西方协商民主之间存在着根本差别:二者得以产生和发展的社会背景不同,植根于大相径庭的思想文化土壤和政治实践基础之中;二者赖以支撑的制度保障不同,中国协商民主得到社会主义生产资料公有制、多党合作的政治协商制度等多层制度保障,而西方协商民主受资本主义私有制制约,缺乏相应的制度保障;二者的协商主体不同,中国协商民主具有政党、民族、社会团体、基层组织、公民等多层次主体,而西方协商民主着重强调公民个体的主体地位,缺乏政党之间、社会团体之间的有效协商;二者的表现形式不同,中国协商民主正在形成多层次、多样化立体协商体系,而西方协商民主则主要表现为个体协商。     

社会管理创新与民主参与的法制建构

社会管理创新的本质是做好新时期群众工作,扩大民主参与、发展社会主义协商民主是做好新时期群众工作的本质要求和基本实现路径.扩大民主参与以协商民主理论为理论基础,以民主管理为施政方式,以规范有序为基本原则,以理性自律为行动保障,以协商沟通为实现机制,以程序规范为制度前提.当前我国发展社会主义协商民主、扩大公民有序民主参与,应当着力推进协商民主制度建设,将公民参政议政和民主参与纳入法治轨道,制定《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主议事法》.     

言语、行动与共识:协商民主的三重面向

协商民主既是西方学术界的新宠,也是我国民主政治发展的重要形式与未来走向.协商民主的制度设计与实践运转,必须以协商民主的规范性理论为前提基础.从言语、行动和共识三重规范性层面来看,协商民主呈现出三种不同的政治意涵:从语言视角来看,协商民主诉诸于语言构建“以言行事”的语言政治:从行动视角来看,协商民主体现了“以对话为中心”的对话(交往)政治,即以公民直接参与、公共讨论、说理论证、相互理解、修正观点等具体的行动步骤,构筑公共协商机制,丰富了民主政治的过程；从社会文化背景视角来看,协商民主是面对社会群体多元化、利益诉求差异性的“社会事实”,实现政治合法性和政策正当性的宏伟抱负,体现了新的共识政治观.     

“定期协商”的制度变迁:从双周座谈会到双周协商座谈会

双周协商座谈会是十二届全国政协加强协商民主建设最重要的一项制度创新。作为一项制度创新,"双周协商座谈会"从"双周座谈会"演变而来,实现了从政党协商到政协协商、从统战平台到参政议政平台、从非制度化到制度化的转变,并形成了一套比较规范的操作流程。作为咨询型协商,双周协商座谈会具有中立性和权威性的特点,可以将政党、政府、学界和社会各界的力量调动和整合起来,提出建设性的政策建议,并对公共政策产生良好的影响,有效实现协商与决策的衔接,推动相关政策建议的落实,充分体现了社会主义协商民主的制度优势。     

植根于群众路线的党内协商民主何以可能?——七千人大会前后毛泽东的探索及启示

七千人大会前后,毛泽东关于民主与集中关系的论述和他倡导的"白天出气,晚上看戏"的会议形式,集中体现了这一时期毛泽东对党内协商民主的思考和探索。毛泽东认为,民主集中制首先意味着"发扬民主,让人讲话"。在遵守党的纪律的前提下,党内协商民主应遵循协商前充分酝酿但不"定调"、协商时实行"三不主义"、协商后"服从多数,尊重少数"、党对协商过程的全面领导的原则。党内协商民主是民主集中制和群众路线、批评与自我批评作风的结合,核心实质是将民主集中制原则深深植根于群众路线,实现民主集中制的中国化。毛泽东的思考和探索,为今天推进党内协商民主提供了重要启示。     

共同善:社会主义协商民主的伦理诉求

当今中国兴起了"协商民主"研究热,但人们过多地拘泥于"选举"与"协商"的手段之争,忽视了现代社会推动民主化进程所要实现的伦理目标。民主的制度、安排和实践是多样的,但无论哪种形式的民主最终是要保证国家的稳定、社会的进步和人民根本利益的实现。当今中国社会主义协商民主的话语建构,必须以实现共同善为基本的规范性导向。     

美国联邦参议院的协商民主及其实践困境

美国联邦参议院从建立之日起就追求精英式协商民主的目标,并曾在一定程度上取得了成功。从正式制度上说,参议院的规模、参议员的任职资格、选举、任期、独立性、职业化以及参议院的立法程序都有利于协商民主理念的贯彻。而谦恭有礼的政治文化和捍卫参议院荣誉的责任感等非正式的惯例与传统也对协商民主起到了促进作用。但是,从20世纪70年代以来,联邦参议院越来越沦为一个党派化的机构,精英式协商民主作为一个制度化的现实也正面临着前所未有的实践困境。     

伊斯兰与现代性:第三条道路?——阿卜杜卡里姆·索罗什思想浅析

如何处理伊斯兰教与现代性的关系,以便在日益剧烈的西方挑战下自保而自强,是一个多世纪以来伊斯兰世界众多思想家们不得不面对的问题.作为当代伊朗最有影响力的思想家之一,阿卜杜卡里姆·索罗什提出的宗教知识收缩扩张理论以及宗教民主国家理论,实际上是在20世纪伊朗效仿西方的思想文化由盛而衰,诉诸什叶派传统的做法凌驾一切但又频受抨击之后,为身处伊斯兰与现代性困境的穆斯林开出的一套不是西方、不是伊斯兰,实质上努力调和两种文化的"第三条道路"式的处方.     

重合利益中的工具性:城市基层协商民主的导向研究

协商民主在城市基层得到了大范围的实践,但是也存在一些不良的协商样态,影响协商民主的可持续发展。既往的研究大多从"功能论"层面解读协商民主的优势,本文尝试引入"利益论"的分析框架,寻求基层政府推行协商实践的动机。在对12个案例进行分析的基础上,认为当前城市的基层协商尽管有公共利益和自身利益的"重合性动机",但是解决当下治理难题的工具性倾向明显,对把握和落实协商民主价值性的动力则相对缺乏。由此,在城市基层协商结构和过程展现出"领导-服从关系"和全程把控的特征。     

伊斯兰协商制度中的民主因素及其特点

伊斯兰协商制度是一个伊斯兰教法、政治概念,即通过协商决定国家大事。该制度以《古兰经》、"圣训"为理论依据,在先知穆罕默德和四大哈里发时期及伊斯兰教法中得以体现,逐步形成了一种独具伊斯兰特色的民主形式。     

民主与现代社会的经验:勒弗的特殊民主理论探析

克劳德·勒弗(Claude Lefort)是当代法国著名政治思想家,其民主理论在当代西方政治哲学领域有着巨大的影响,但在国内却鲜有介绍。本文通过分析勒弗思想中民主与现代社会的经验之间的关系,指出在勒弗那里,与民主相对的是极权主义,而非我们一般意义上的"专制"。在他看来,只有在现代性展开之后才出现我们今天所面临的民主问题,但现代社会可能会导向极权主义社会,也可能会导向民主社会。勒弗的民主理论既带有明显的左派色彩,但又在根本上不同于马克思主义理论;它既在表面上属于多元民主论的范畴,又与传统的自由主义民主理论有着很大的区别。勒弗对政治参与和政治共同体内部良性冲突的强调使他的民主理论带有许多"激进"的色彩。     

超越自由主义和共和主义:哈贝马斯的程序民主

哈贝马斯在《事实与有效性》一书中重新对民主进行了反思。他既不满意自由主义建立在立宪民主政体的政治正义观念之上的民主理论,也不满意以伦理的价值同一性原则为依据的共和主义的民主理论。在他看来,这两种民主理论都是片面的,前者在政治实践中赋予民主的规范意义太弱,后者赋予民主的规范意义则太强。为了对民主在政治实践中的作用做出恰当的解释,他提出了一种程序民主的思想。该思想的宗旨是,通过对自由主义和共和主义的民主思想进行调和,制定出一种既能顾及保护个人自由的人权原则,叉能够使公民在伦理和政治上的自由权利得到切实维护的民主实践的方法。     

数字时代的政治

自由、平等、民主、法治、公正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中的五项政治价值，也是规范现代国家政治秩序的共同价值。在数字时代，这五项政治价值的内涵及制度形式被进一步拓展：第一，传统的积极自由理论与数字技术相结合有导向数字独裁的危险，而消极自由理论在数字时代意味着网络言论自由、网络结社自由、数字所有权、数字遗产、断网权等新形式的数字权利。第二，数字时代有着诸多加剧不平等的因素，例如数字鸿沟，人工智能广泛应用导致的失业大潮，数字资本对数字劳动的剥削，零工从业者缺乏劳动保障，以及数字经济中可能存在的花钱买流量、低价竞争、竞价排名等不正当竞争形式。对于数字时代的不平等问题，应通过社会分配制度的调整予以解决。第三，电子选举、网络协商民主以及舆情民主是数字民主的三种主要形式，电子选举使投票程序更为快捷，网络协商民主拓展了公共商谈的广度和深度，舆情民主则有可能扭曲民意、颠覆代议制民主。第四，数字时代的法治在立法和执法两方面都有实质性的演进，人工智能开始介入立法和执法，而大数据应用则催生了“预测警务”。第五，数字时代的程序正义集中体现为算法正义，平等、公开、准确、尊重和可问责是判断算法是否正义的根本标准。     

当代西方伦理学基础的重建及其扩展

当代西方伦理学基础的重建及其扩展毛怡红在《中国社会科学》（１９９５年第３期）上撰文认为：本世纪以来,西方伦理学经历了一场以逻辑实证原则为基础的理论变迁,其根本指向是要通过对传统规范伦理学的批判,把伦理学改造为一种立足于伦理概念、判断及术语进行分析的科...     

“国家各方面的关系都要协商”——民主革命时期毛泽东协商民主思想论析

新时代坚持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必须积极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推进协商民主广泛多层制度化发展”则是其中一个重要部署。毛泽东作为中国共产党的第一代领导核心，是中国协商民主的重要开拓者。毛泽东对中国协商民主发展道路的思考及探索，主要体现在党的建设、军队建设、群众工作与政党政治等四个方面。这是协商民主由(党)内而(党)外的广泛多层制度化发展思路，具体化为党内协商民主、军事协商民主、党群协商民主、党际协商民主四个实践形态，最终形成“国家各方面的关系都要协商”的深刻认识，对于新时代中国协商民主制度优势转化为国家治理效能有着重要的启示意义。     

当代中国公民的正义德性及其塑造

公平正义是人类真挚的追求,个人和制度是正义的两个基本的维度。正义德性是保护和追求自己和他人"应得"的道德品性,具有三个层面的特征,即具体表现形式的复合性,原则与品性的融合性,"知、情、意、行"的相互贯通性。随着我国现代化进程的加快,公民已经初步树立起正义德性,然而由于传统文化的惯性、市场经济条件下资本逻辑的作用以及教育的缺位,公民的正义德性还存在一些问题,突出体现在民主意识、法治意识、诚信意识等方面。公民正义德性存在问题的根源在于现代性对于传统共同体的消解,因此公民正义德性培养的着力点应当是建构现代共同体。     

Citizenship的内涵检视及其在汉语界的表述语境

Citizemhip在1990年代之后复兴为西方学术界的关键概念,在新世纪之后逐渐进入汉语语境,但中国学者对该概念的译介存在严重混乱.Citizensllip是指一套涉及到个体与共同体关系的价值体系及其制度规范,在西方政治文化传统中大致分为共和主义与自由主义两大范畴,而当代英语世界中的内涵界定主要有现代国家、观念史和多元主义这三种范畴.本文主张从个体-公民-共同体的关系框架来理解,并主要以"公民身份"和"公民资格"两个汉语词汇来对应,但在具体语境中要考虑二者在汉语言中的差异.     

在因果之矢与时间之矢之间——寻求“第三矢策略”的不同路径及其内在局限

因果之矢与时间之矢的关联问题是当代西方因果理论的一个中心议题,也是最具争议的一个难题。为走出休谟的"原因对结果时间先在性"的约定性困境,在因果之矢与时间之矢之间寻求"第三矢"已成为近四十年来因果哲学中的一个主要策略。反思多种视域下第三矢策略不同概念架构的发展逻辑,解析其关键特征与问题,可以说,迄今为止的"第三矢策略"并没有真正解决这一难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