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夫之德福一致论——以《周易》内、外传为中心

德福关系问题一直是儒家伦理学的重要问题之一,纵观中国思想史,德福问题的讨论即为德福如何一致的问题,儒家士人对此或多或少有所涉及,王夫之对此也有自己的看法。其继承荀子"天人相分"的自然理性天命观,在实有的气本论立场下,于"以人造命"的天命观基础上,把命二分为德命与福命,通过与知能、阴阳、虚实等概念的类比与互相诠释,明晰了德福相资相因的关系,并通过"德肖于知,福有其能"的命题,对德与福的内涵给予了新的规定,丰富了"德福一致"命题的内涵。他从"无定命之命"和理气关系的双重角度,为德福不一致这一亘古难题提供了一种新的解决方案,对儒家人文理性传统的发展做出了理论贡献。     

儒家的道德价值自觉论探析

中国儒家哲学,极其重视道德价值的自觉。儒家道德价值自觉论的主要内涵是:其一,道德是天命所赋予,"畏天命"是道德价值自觉的前提;其二,道德是人性所固有,"知人性"是道德价值自觉的根据;其三,道德是"人为贵"的标志,"知自贵"是道德价值自觉的主体;其四,道德是一切价值的核心,"义而后取"是道德价值自觉的关键。儒家以天佑德、以性生德、以人立德、以取守德的道德价值自觉论具有天道与人道合一、实然与应然贯通、本体与主体互化的鲜明特征。     

孟子对传统天命报应论的创造性转化--兼论性善论的价值合理性

在建立以性善论为核心的道德天命观过程中,文化根基的问题观照和传统文化的资源借续是孟子的理论立足点。通过以性善言天善、以心性的价值合理性印证天命的价值理性和“德福合一”的新解释,孟子重建了人的道德信仰,完成了对天命报应论的全新构想。心性的价值合理性与天命的价值理性之间的相互印证,是孟子性善论及其天命观中最有创意的理论运思。     

孔子与亚里士多德：德福一致的两种范式及其当代意义

亚里士多德的德福一致,表现为德性论从属于幸福论。他首先以"自然目的论"的方式,确立了幸福之为人生的终极目的,进而以"功能论证"将幸福具体表达为灵魂合德性的活动。孔子的德福一致,落在道德与孔颜之乐的关系上。道德与孔颜之乐的基本关系,就反映在"德"-"得"二者的本质关联之中。亚里士多德在"幸福论"的框架下安顿道德,而孔子则在道德的前提下安顿幸福,两者的差别直接开启了其后两千多年德福问题的两种致思进路。亚里士多德的幸福论进路,是当代人思考和追求全面的幸福生活的基本框架;而孔子对道德价值本身的挺立及其对由此而来的自得和受用的阐明,则将为当代幸福理论之下的道德实践提供重要的动力支持。     

庄子"德"论释解

庄子"德"论思想主要承接老子对"德"的阐释而来。"德"的原初意义是为"得到",老子在此基础上对"德"的蕴涵加以提升与扩展,主要意指为"人"与"万物"从"道"得到的属于自身的特质,具体落实到"人"这一个体层面而言,主要是指个体的德性而论,老子哲学中的"德"重在阐述政治意义层面个体之"德"。而庄子所论的"德"着重阐发了人生哲学领域"德"的多重性,进而在自我个体精神层面扩充了"德"的内涵。庄子在其"德"论思想中引入"心""性""情"等概念,并突出了自我个体不但是道德性的存在者,而且是"德""形""心""神"的有机统一体,依此自我个体方能在把握自身"德"的基础上,在反思自我过程中,展现其审视世界、沟通世界的多维向度,这使得庄子"德"论思想既体现了其自身特点又展现了其多样化色彩。     

“德”与“得天命”的关系——西周“德”观念的一个问题

"德"是西周思想的核心符号。对此学界存在两种流行解释:一是沿着"德者得也"的传统训诂,将其解释为得自天命者;二是基于"以德受命"的思想,将其看作受天命之依据。此二者存在一定的张力:后者更能反映周人所言"德"之义;前者之所以流行,既有传统训诂的影响,也与西周"德"之话语的歧义性有关。考察"德"与"得天命"的关系,不仅有助于把握西周"德"观念,也便于发现"德"在后世所发生的重大转型。在"以德受命"思想中,有所得是目的,"德"只是一个工具,体现的是周人的功利诉求;而在孔子、老子的改造下,"德"成为价值,有所得乃是修"德"、成"德"的基本途径。自此,中国思想上的"德"乃能超越工具性思维,成为一纯粹的道德概念。     

“周革殷命”与传统政治哲学的确立与更新——民本的价值性及其演化

"以民为本"作为中国传统政治哲学的核心原则,近代以来常被人们质疑,即认为它与现代民主观念和民主制度不能相容。民本原则诞生于"周革殷命"这一历史事件中,周人通过对天命、德与民情三者关系的探究,确立了"以民为本"的政治价值与准则。而近代之所以存在对民本原则的质疑,在于中国历史上曾经与民本观念关联在一起的制度设计是"立君保民"。尽管"立君保民"已然从现代中国人的制度考量中退出,但由于人们误将其与民本原则看成了一回事,便导致了这一误会。     

通向德福统一的伦理学路径

在西方伦理学中,围绕德福关系问题形成的主要理论观点有:功利论、德性论、义务论,与此相关的还有正义论。为摆脱其各自的局限性,可以将上述几种分析框架结合起来,形成综合的伦理学理论框架:道德规则的功利论,旨在按照促进人的幸福的要求选择社会的道德规则体系;道德行为的义务论,旨在将遵守具有幸福指向的道德规则作为人们无条件的道德义务;道德人格的德性论,旨在通过道德人格的提升使个体具有履行无条件道德义务所需要的德性;道德关系的正义论,旨在通过合理的社会关系的建构和调整使社会在总体上达到有德者有福,无德者无福。四个方面有机衔接,从而实现德福统一。     

魏晋南北朝时期士大夫德福观管窥——以《颜氏家训》为例北大核心CSSCI

魏晋南北朝时期作为中国历史上持续时间最长的分裂战乱时期,其士大夫阶层的德福观念也较其他时期不同。《颜氏家训》作为士大夫教子治家的家训著述,集中反映了当时士大夫对德福关系的看法。参之以魏晋南北朝时期士大夫们的言论行止,不难发现,魏晋南北朝时期士大夫德福观是矛盾和复杂的,其主要特点表现为:坚持修德致福的德本论,但亦有道德退化的彷徨;重视家族教化和敦睦,但也出现亲情淡漠、析产别居的趋势;认同诚信正直、求福不回的主观能动性,亦不乏天命和福报的宿命论倾向。魏晋南北朝时期士大夫德福观的产生是深受当时离乱的社会现实、佛道等宗教伦理观、儒家的道德教化观念、各民族异彩纷呈的价值观念,以及士族门阀制度等综合因素影响的。     

论太虚人生佛教中的德福思想

中国传统道德哲学中的德福问题,一直是先哲圣贤探讨的重要议题。太虚大师在坚持德福一致原则的前提下,通过对佛教三世因果论和道德学说的分析考察,主张用"抉伪披真"和"广施慈悲"的方式化解德福相背的现实矛盾;用不断增强个人行德信念、妥善处理社会人伦关系、努力推进国家法治建设的方法实现德福和谐的道德理想。这一主张不仅为我们解决德福关系问题提供了新的理论视角,也为我们推进以德治国的道德实践提供了重要的思想资源,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     

王船山的德福关系论——以《周易外传·困》为中心

在<周易外传>困卦中,船山全面阐述了自己对德福关系的看法,不仅为人的行为取向提出了明确的方向,而且解释了这种方向的本体论根据.其中对德福来源、性质与差异的探讨是全面而有体系的,最能体现儒家精神.船山首先提出"德福皆为命"的核心命题,进而阐述了"德可充,福不可充"的因为并提出了"以德致福"的思想,以期重新论证并弘扬儒家以德为本的精神理念.本文的逻辑进路也因此得以建立:先分析"命"之基本内涵而后引申出"命"之结构、分化过程和差异性三个分论题,以此为基础形成对德福的全面理解.     

从命定的秩序到主体的道德——周公天命政治观研究

中国古代对政治合法性的反思首先寄托于天命。夏商时期的天命是君主与天帝的契约,臣民只能承受命定的秩序。周公斩断天帝与君主的血缘联系,以德行来判断天命所归,实现天命不常与恒常的统一,而天命又只能通过民意得以反映,从而在天、君、民之间形成环形三角交互结构。周公试图用此在经验把握普遍必然,以现实参验的方法理解天、君、民、德等概念及天命唯德等命题,最终使理想政治只能寄托于"先王有德"的绝对,从而变成对现实等级制度的摹写。     

道统意识下孟子“德位”观之再阐释

孔子之“有德无位”的事实极大冲击了西周以来“以德承命”的信念,儒家学者不得不重新理解德位、德命、德福的关系,“德命”与“时命”的问题成为先秦儒家的一个重要议题。作为孔子之后儒家代表人物的孟子,对德行与权位关系的阐释不同于以《穷达以时》《荀子·宥坐》为代表的“时命”观。孟子从“圣人一道”的道统意识出发,在塑造与诠释圣人的过程中,聚焦于几种具有代表性与争议性的权力转移方式。孟子吸取西周以来“德福合一”“天命惟德”的思想资源,采用“天与之,人与之”的观念论证圣人的政治合法性。通过孟子的阐释,尧舜、禹、汤武、孔子都是在同样的机制下获得或不获得天子之位。这样一种机制并非如时遇一般难以捉摸,而是遵循着相对确定化的流程与评价原则,“德位一致”的必然关联被重新建构。     

周文化与儒家思想的根源

考察儒家思想的起源,须联系三代以来的中国文化发展,特别是西周文化的发展。近代以来,章太炎与胡适等人分别从语言学与历史学,探讨"儒"字的起源,这并没有从根本上挖掘儒家作为一个思想体系的起源。如果从思想研究的立场上看,从天命的角度出发,可以发现在天命无常的前提下,《周书》就特别强调"德"的观念。"敬德"和"保民"在西周的政治文化里已经特别突出,这是一种天民合一论,表现了一种新的天命观。从教化的角度出发,可以发现前孔子时代就已经有了一种儒,其身份是表示对六艺六仪有专门的知识,用来教育教化当时的国子和民众,《周礼》包含有儒家教化思想的来源和基础。从德行的角度出发,可以发现西周文化将正德放在第一位,预示着以德治国理念的萌芽,周文之德这一基本治国的理念已经树立起来。西周的礼乐文化是儒家产生的文化土壤,西周思想为孔子和早期儒家提供了重要的世界观、政治哲学、伦理德行基础。     

中国哲学史上的人生哲学讨论会综述

《中国哲学史研究》编辑部于今年6月27日至6月30日,在北京昌平爱智山庄举办了《中国哲学史研究》第九次夏季学术讨论会,专门讨论了中国哲学史上的人生哲学问题。与会的30余位专家、学者就此问题展开了热烈地讨论,气氛之活跃,是以往几届所未曾有过的。现将讨论的部分问题整理如下: 一.中国历史上人生哲学的类型、特点 有的学者把中国历史上的人生哲学归纳为七大类型:①儒家的事业理想型。其特点是认为人生的乐趣在于事业与道德上求得满足。《左传》中所说的“太上有立德,其次有立功,其次有立言”,是典型的事业理想型的人生目标。②道家的精神自得型。这一类型是把个人的内心的平静视为幸福,     

《周易程氏传》无妄卦思想发微——以德福关系为中心

本文通过探讨程颐对无妄卦的解读,挖掘其中有助于讨论德福关系问题的思想资源,展现《周易程氏传》的伦理关怀和现实诉求。程颐认为,无妄卦体现了诚、正、天理等理学中的最高价值范畴,善恶的道德行为与福祸的现实遭遇之间存在着如影随形的因果关系。一方面,程颐严守义利之辨在动机论上的细微分野,维护道德的纯洁性。另一方面,程颐采用了"以大目观之"重组因果链、"致命遂志"安顿道德情感、为命正名引导舆论评价等方式,解释说明了德福不一致的日常经验,捍卫了孟子"祸福无不自己求之者"的立场。程颐的德福观既能够保证道德的纯粹,又能在一定程度上坚定人们德福一致的信念、促进善的实现,表现出了深刻性和实践性的特点。     

殷周之际“以德配天”的提出及其对孔子天命观的影响

本文通过对殷周之际宗教观和政治理论的分析,认为孔子对鬼神天命的模棱两可的态度肇源于周公的"以德配天"思想。以德配天思想的实质乃是将过去人们对天命的重视转移到人为的修德,是理性对感性的替代。孔子对周初"以德配天"思想的继承旨在强调德或仁的重要性,而认为只要一个人尽心于仁德和职分,不祈求天命而天命自至。这样,天命成为人为修德的一种自然结果。故孔子强调"不怨天、不尤人,下学而上达",强调"务民之义,敬鬼神而远之"。孔子的思想成为中国文化的主流之后,逐渐形成了中华民族特有的信仰特色,即虽敬奉鬼神,但从不因迷信鬼神而置人为努力于不顾。     

传统儒家伦理思想中的德福之辩

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儒家的德福思想尤为丰富而深刻,认为德与福都是人们在社会中的价值追求;德是福的基础,福是德的内容;福应是德的结果,但求福并非德行的条件;人不应忧福享,该忧无德行。它以追究本体的方式来阐释德福之辩,体现出儒家的道义精神和孔颜乐处的儒士之风。传统儒家在探讨德福问题时显示出道德理想主义的文化特质、济世救民的思想形态和以德致福的价值取向,在培育人们的道德情操和精神境界上起着不可替代的作用。     

慎独与自欺——一种生存论分析的视角

慎独是面对自己时的一种"毋自欺"状态,但学界对于"自欺"时的种种生存状态一直没有进行系统的梳理。通过对"小人"和"常人",以及受观念和情感引导的诸种生存状态的分析,本文认为,真正的"毋自欺"需要引入对天命之性的分析。本文进一步讨论了朱熹和王阳明在本体论上分析慎独与天命之关系的不足:前者是支离的,后者则遗忘了生存本身而可能进入更深的自欺状态。在此基础上,本文给出一个在天命意识中解释慎独的新视角。这些分析显示,只有在与天命之性同在的状态下,才可能是毋自欺的;而传统的工夫论和本体论视角无以揭示真实的毋自欺状态,我们需要重新唤起在"敬"中的天命意识;这也是传统儒学能够与西学对话的关键之点。     

德福一致的内在通道及其文化扩展

德福完全一致只能是一种理想,但德与福之间又确实存在着可以一致的现实性与可能性.人是自由的行为主体,因此人完全可以在自身价值原则的指导下,通过自己的自由活动来不断扩展德与福之间的连接通道,这一通道连接的扩展是通过相应文化发展的方式实现的,于是,德福一致的自然偶然性连接便由此而转化为一种文化必然性连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