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秦儒家礼制伦理及其现代价值

面对春秋战国时期"礼崩乐坏"的社会现实,先秦儒家传承周礼并加以改良和创新,对"礼"作出了新的解释,将人性作为礼制的合法性基础,形成了对中国传统文化影响深重的礼制伦理。"援仁入礼"、"为政以德"、和"隆礼重法"是先秦礼制伦理的三方面特征。先秦儒家礼制伦理中蕴含的权利与责任相统一、亲民政治伦理和法律的内在道德性等思想,对当代中国社会的道德建设和法治建设具有重要的借鉴价值。     

性情论还是性理论?——原始儒家人性论义理形态的再审视

"情"在先秦儒家人性论中曾居于核心地位,但汉代以降的儒学发展史,却是情被贬抑和放逐的历史。本文结合新发现资料和传世文献,对情在原始儒家人性论中的地位与意义进行辨析,阐发原始儒家人性论的本义,揭示其与理学性二元论模式的差异。本文认为,原始儒家最早形成的人性论形态是以情论性的性情论,性善论和性恶论都是性情论发展演变的产物。性情论的形成以人的本源之情为根基,以性情一本和性情相应为特征,情本身具有超越意义,这与理学及现代新儒学所诠释的先秦儒家人性思想具有显著不同。儒家人性论并非是对于人性的知识论考察,而是探讨价值之根源并为工夫论提供依据,这必然与工夫论相表里。故揭示人性论与工夫论之间的内在联系,对于探讨儒家人性论具有独特意义。     

朱熹人性论与儒家道德哲学

儒家道德哲学的建构是以人性论的建构为基础的。先秦儒家思孟学派以人的内在德性为人性,并且希望建立人性的超越源头。但人性的超越性依据如何建立?此超越性依据与人的道德主体性有何内在关联?以朱熹为代表的宋儒对此作了出色的回答。朱熹的"性即理"从宇宙本体论推演出人性论,肯定人的道德本性源于宇宙本体;"心统性情"把人的理性和情感纳入心的统御之下,凸显了超越性依据与人的道德主体性的内在关联。     

试论儒家人性论中的伦理思想

试论儒家人性论中的伦理思想郝翠荣人性论历来是人类认识中扑朔迷离的领域,在中国历史上。人性论主要是从伦理学角度提出,并成为各家道德理论的出发点和基础。传统儒家人性论尽管在不同的历史阶段上,其观点颇有差异,但总体上都从人性导出道德起源论和道德修养法。一、...     

先秦儒家人性论谱系的历史重构北大核心CSSCI

学界一般将先秦儒家人性论划分为性善论与性恶论,许多学者也将孔子人性论归为性善论。郭店楚简和上博简的出土,不但打开了先秦儒家人性论的历史维度,也使得早期儒家人性论的一种重要形态,即孔孟之间的情性论浮出水面。性情论是七十子及后学所建构的人性论,是儒家人性论史上第一个正式的人性论。性情论由发挥孔子性情思想而来,又对性善论和性恶论的形成产生了重要影响。从性情论开始探索先秦儒家人性论的历史演变,将会重构原始儒家人性论的发展谱系。     

政治哲学视域下的“亲亲互隐”——以先秦儒、法思想为考察中心

先秦政治哲学的完备性结构不是"个体—公民社会—国家"三重域,而是"身—家—国—天下"四重域;这一四重域式的完备性结构实乃先秦诸子讨论政治哲学问题的观念前提。与儒家强调四重域的连续性、一贯性不同,法家将四重域通约为"身—国"二维结构,且以国这一维度为终极目的。在法家思想中,"家"并不具备独立的伦理道德属性,而仅仅具有被整合重塑的工具性地位。反对"亲亲互隐"的法家并不是为了维护社会正义,而是为了更好地追求君国的利益。在儒家所强调的四重域的连续体下,"家"不仅是德性主体(身)自我确证的第一场域,更是政治秩序和谐与稳定的基源所在。儒家所主张的"亲亲互隐",在道德与法律的张力之下,实现了道德的可能性与法律的正义性之间的两全。线性地认为"亲亲互隐"危害社会正义,从而强制性普遍规定"大义灭亲"的做法,最终只能是反讽与悖谬地走向其初衷的反面,进而在实际社会效应上妨碍社会正义。     

儒家的道德价值自觉论探析

中国儒家哲学,极其重视道德价值的自觉。儒家道德价值自觉论的主要内涵是:其一,道德是天命所赋予,"畏天命"是道德价值自觉的前提;其二,道德是人性所固有,"知人性"是道德价值自觉的根据;其三,道德是"人为贵"的标志,"知自贵"是道德价值自觉的主体;其四,道德是一切价值的核心,"义而后取"是道德价值自觉的关键。儒家以天佑德、以性生德、以人立德、以取守德的道德价值自觉论具有天道与人道合一、实然与应然贯通、本体与主体互化的鲜明特征。     

论先秦儒家“天人合一”观的伦理内涵

中国传统伦理文化以"天人合一"为基本精神.先秦儒家认为,天是人的价值和道德本原,人对天又具有主体能动性.在天人关系上,天与人具有本质上的同一性,这种同一性是人的道德与天的本质有着内在的一致性和共同性.因此,"天人合一"实质上是在道德基础上的合一,即"天人合德".     

叔孙通之“进退与时变化”与汉代儒学的转向

"进退与时变化"是叔孙通一生政治活动中的一个重要特点。由于此,他得以在汉初制定礼制,为儒学的复兴做了准备。不过,这种行为模式却背离了先秦儒家的传统。以孔子为代表的先秦儒家虽然也重视政治实践中的"权变",但孔子的"权变"是在坚持自己的政治理想之下的"权变",具体的行为可以因时而异,但作为目标的政治理想是必须坚持的。而叔孙通的"进退与时变化"则主要是以现实政治状况为行为的依据,其实际活动中缺乏对政治理想的充分坚守。这一行为模式的出现与政治环境的变化及儒家政治理论自身缺乏可操作性的特点密切相关。这种以现实政治为行为依据的行为模式最终导致了汉代儒学的转向——政治化与神秘化。     

人性与道德

中西方伦理思想史上关于人性争论的关键,在于没有弄清人性的内涵及其与人的本质之间的关系,从而在从人性到道德的逻辑过渡上出现了问题.本文通过对历史上人性论的批判分析,将人性划分为"实然"与"应然"两个层次,并指出:人性的两个层次都是道德的基础,二者分别从不同的层面为道德的产生准备了条件.     

战国儒家人性论渊源

学术界论先秦人性学说最重视战国儒家的人性论,并取得了不少成果。但似乎在两个方面有所不足,一是未能注意到战国儒家人性论与孔子的“性相近、习相远”说之间的密切理论联系;二是将战国儒家人性论纳入儒家人性论发展的一个不可缺少的环节来考察,还有所忽略。注重从这两个方面来对战国儒家人性论作总体的探索,有助于增进其     

孔孟建构道德形上学的差异及引申的两个问题

在西方哲学中,亚里士多德的第一哲学被称为形(而)上学。先秦儒家并不关心这种意义的形上学,但这并不代表先秦儒家没有自己的形上学。先秦儒家形上学的一个很重要内容,是为道德寻求终极根据,可以叫做道德形上学。建构道德形上学是一个历史的过程,孔子尚未具有这方面的思想自觉,孟子则明显具有了这种自觉,这种变化说明孔孟思想存在着一定的差异。理清这种差异,对于明确儒家哲学的特质,发现牟宗三相关思想的不足,有重要意义。     

先秦儒家、法家政治哲学比较研究

在先秦政治哲学中,体现着德治与法治两条截然不同的治国路线。前者的主力军是儒家,后者则以法家为旗帜。本文从不同视角多维度地透视了儒家与法家的德治与法治之争,进而揭示儒法两家的治国方略产生的各不相同的社会功效和客观效果,最后通过对儒法相互态度及历史命运的回溯,领悟道德与法律、德治与法治的相互促进、互济互补。     

儒家“中”道的政治哲学解读

儒家"中"道作为王道政治的合法性根据,体现出两个理论面向:一是"执两用中",一是"中和";前者规约着儒家政治的正义方向,后者则是儒家政治秩序的实现方式。考察儒家的一些经典著作,对"中"道思想进行政治哲学的发掘,可以补充传统儒家"中"道思想研究,管窥儒家政治哲学与西方政治哲学的不同特质。儒家核心理念的政治哲学解读,对于当下建构儒家政治哲学体系有一定的积极意义。     

孔子“人性”思想的生成敞开进路

孔子思想的原点是其人性论,它蕴含存在论意义的"性相近"、生存论意义的"习相远"和实践论意义的人性重塑。孔子努力于后者,创建起以"持礼成乐"为生活目的,以"以仁入礼"为基本进路,以"博学内省"和"敬德修业"为内外双修原则和以"齐""治"为践行方式的道德人性论。孔子之人性论思想为后世开辟出多种可能性:《中庸》以此为出发点,为后世开出致思人性的形上学先风;告子从生生、本能、自律入手弘扬了孔子的天赋人性观;孟子和荀子则发展了孔子实践论意义上的道德人性论思想,分别创建起性本善和性本恶理论,为血缘宗法政治之可以德治和必须德治提供了截然不同的人性依据。     

道、法人性论之维的现代审视

比起儒家,道家和法家的人性论不是非常典型。一谈到人性论,人们多想到人性善或人性恶,学术界也多以儒家的人性善恶为参照,以超人性善恶和人性恶界定道家和法家的人性论。初看起来,这种说法似乎很有道理,但进一步看,这种说法未能揭示出道家、法家人性论的内在特点,忽视了人性论的多维性。人性是复杂的,对人性问题的探讨也是多维的。那么,相对于儒家的人性善恶论,应该如何揭示道家和法家人性论的不同维度?通过道家和法家人性论的比较,是否有助于揭示道、法人性论的不同维度?本文试图探讨这些问题,为当代的人学研究提供参考。一、人性问题的先…     

董仲舒王道视野下的人性善恶论

与先秦儒家人性论多从人的完善角度出发立论不同,董仲舒的人性论是为了王道政治的实现。董仲舒认为,人性包含善恶两个方面,而这是由天道的阴阳决定的。天道是王道的形而上基础,但却并不具有实在的地位,因此,天道要实现王道政治就必定要落实到人上,而由天道决定的人性因而也就不能是尽善的。这一论说的目的是给王者留下施政的空间。     

道德与政治之间——古典儒学的德治思想及其历史境遇

古典儒学以“德治”为政治行为的最高原则与最终目的 ,期望通过由内而外的道德转化 ,将这个世界变为道德世界。先秦儒家致力于政治的道德化 ,以达到“内圣外王”的理想状态 ;但是 ,历史的事实却是儒家道德的政治化。道德与政治的不分 ,是儒家思想的特色 ,道德与政治之间的张力成为中国传统政治文化的特有景观 ,而儒家德治思想的历史境遇 ,却值得面临着现代化的今人深省。     

儒家人性论的政治化处理——康有为的人性论与三世说

康有为继承了董仲舒人性论的两个要点:性情理论、王教与善的关系。他以脱胎于性情理论的魂魄框架为基础,分判了孟、荀的优劣,并将两者整合为孔子法,从而形成了一套分析不同人性因素与政教方式、社会环境的政治哲学框架。从"人为天生"的德性维度出发,王教的使命是普遍的成全人性,康有为进而将该观念带入孔子法中,完成了从性恶法到性善法的上升,人性亦随文明进化而得到成全。因此,人性论可说是康有为三世说的脉络之一,亦是一种对儒家人性论的政治化处理。     

"日常生活世界"的道德秩序建构:先秦儒家的尝试

日常生活世界的道德秩序对于大多数人而言是理所当然的,但这种道德秩序是如何可能呢?本以先秦儒家的努力来尝试回答此问题：从先秦儒家对传统社会的伦理结构的认识,道德秩序的建构所应对的“欲”、“恶”的基本焦虑,以及传统道德秩序的“仁”—“礼”运行模式等方面来见证日常生活世界道德秩序的稳定性和规范化并非自然而然的,而是有一个自觉努力的建构的过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