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智卓越、真理之爱与知识——扎戈泽博斯基的德性知识论及其批判

扎戈泽博斯基主张用伦理德性来解释理智德性,即理智德性是一种深层的和持久的获得性卓越,包括产生一个特定欲求目的的典型动机和实现这个目的的可靠成功。然而,无论是在对德性进行解释方面还是在解决葛梯尔问题和价值问题方面他都遭遇了困难,问题的根源在于理智德性的内在性与知识的外在性之间的矛盾。一种可行的建议就是放弃理智德性的成功要求,全面转向内在主义,把它仅仅视为一种知识解释的辅助因素。总之,扎戈泽博斯基对理智卓越的追求和"真理之爱"的召唤重续了古希腊的哲学传统,促进了知识论与伦理学的融合。     

为属人的幸福而运思——浅析亚里士多德的幸福观

亚里士多德伦理学研究的主要对象是人的幸福.属人的幸福是现实的人在现实的生活中可实现的最高善,即灵魂的合德性的实现活动.灵魂的德性分为理智德性和道德德性,理智德性又包括实践的理智和沉思的理智.以合于沉思的理智的实现活动为目的的生活是沉思的生活,以合于其他德性的实现活动为目的的生活是政治的生活.沉思的生活是最幸福的生活,但它是属神的生活,不是属人的生活,人只能以其神性的部分来过这种生活.政治的生活是第二好的生活,并且它是属人的生活.沉思的生活值得我们追求,但现实中只有部分人能够实现;政治的生活带来的是属人的幸福,它与城邦的善联系在一起.此外,即使一个人过着沉思的生活,也同样需要拥有明智的品质,做符合道德的行为.     

传统德性资源与现代公民德性的培养

亚里士多德指出,德性是那些值得称赞的品质,人的德性就是既使得一个人好又使得他出色地完成他的活动的品质。我们认为,公民德性是指公民为了实现人的价值、追求幸福生活和实现社会的善,正确行使一国宪法规定的基本权利和履行宪法规定的基本义务而应具备的优秀品质和能力,这些品质和能力体现在道德、理智和实践三个方面。中国传统文化中蕴含着丰富的德性资源,这些德性资源对今天的公民道德建设和公民德性培养具有重大的理论和实践价值。     

亚里士多德论理智德性

理智德性和伦理德性的关系问题是亚里士多德伦理学中的核心问题。传统的理智主义立场只是一般地坚持并主张了理智德性在道德实践中的核心地位和积极作用,但是,却很少讨论到理智德性与伦理德性之间的具体关系,尤其是理智德性中五个主要的环节在道德选择过程中各自所承担的不同的功能和所起到的具体作用,以及它们之间的内在联系,缺少与文本紧密结合的深入而具体的论证。从这一理论需要出发,通过对《尼各马可伦理学》第六卷文本的深入分析和诠释,可以论证存在于亚里士多德的理智德性各环节之间的体系性的关联,尤其是明智在沟通理智德性与伦理德性、一般和具体上的特殊地位和作用。     

托马斯·阿奎那幸福观辨析

阿奎那的幸福观是一种神学目的论幸福观,以幸福作为人生的最终目的.幸福分为可以凭借理智德性和道德德性在现世获得的不完满幸福和只能凭借恩典和神学德性在来世获得的完满幸福--看见上帝的本质.因此,阿奎那的幸福观归根结底是一种神学幸福观,但他对理性和现世生活还是有相当程度的肯定.此外,阿奎那认为幸福是人的本质属性的实现而不是主观的快乐感,他的幸福观是一种客观的幸福观.阿奎那的幸福观从一个侧面反映了他对亚里士多德主义和奥古斯丁主义的调和.     

奥古斯丁的基督教幸福观辨正

“德性论”与“幸福论”构成了西方伦理学中的一个争论焦点。“幸福论”认为,德性取决于幸福,幸福即德性。“德性论”则认为“幸福取决于德性”。苏格拉底、斯宾诺莎和康德都对“德性即幸福”这一原则进行了理智主义的辩护和论证。中世纪伦理学(或基督教伦理学)作为西方伦理学史上一个重要阶段,幸福问题无疑也是其核心问题。那么,基     

德性伦理:人类的自我关怀

在以德性为核心的亚里士多德的伦理学体系中,德性泛指使事物成为完美事物的特性或规定."人的德性就是种使人成为善良,并获得其优秀成果的品质."[1]现代西方德性伦理学进而认为,"德性是人类为了幸福、欣欣向荣、生活美好所需要的特性品质."[2]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德性"一词始见于<中庸>,曰:"故君子尊德性而道问学",认为德性是人的道德本性,是人生而具有的向善的本性.程颐提出"德性之知",将德性看做是人的内在自我认识.王夫之则将德性较为明确地界定为:"德性者,非耳目口体之性,乃仁义礼智之根心而具足者也,常存之于心,而静不忘,动不迷,不倚见闻言论而德皆实矣."又说:"好善恶恶,德性也."德性即好善恶恶之性.可见,中外思想家对德性有相近的看法.概而言之,德性就是让一个人高尚并使其实践活动完美的品质,是人之为人的内在规定,是实现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与自己相和谐的内在动力.德性伦理就是以个体或共同体品质为核心,以社会关系中的人为本位,以实现人的幸福生活为目的,以和谐为最高范畴的伦理道德体系.它从人的生活实践的内在性、整体性、超越性出发,真正实现了人对自我的伦理关怀.     

为情境主义辩护

近二十余年,德性伦理学受到了一种源于社会心理学的批评.一些实验表明,情境因素在人类行为中发挥着重要作用,性格特质之类的属性是不存在的.这对依仗人格特质及其培养的德性伦理学来说是致命的.于是,德性伦理学做出了各种回应.一些回应是不成立的,德性伦理学是难以维持的.还可尝试由"内隐情境"这一概念解释跨情境的行为一致性以及个性间的行为差异,而无须借助于德性概念.情境主义不是行为主义,它非但没有削弱反而增强和扩大了责任.     

全面建设小康社会与科学创新人才的德性素质的培养

所谓德性素质包括三个相互联系的方面 :一是道德德性 ;二是理智德性 ,三是审美能力。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中科学创新人才道德德性培育至关重要 ,因为道德德性决定科学创新人才自身的人生目标与价值取向 ,是其世界观的集中体现 ;理智德性的培育则有利于提高科学创新人才的科学精神素养。而审美能力道德德性与理智德性的综合则可以使科技创新人才不仅能领悟自然美 ,产生科学 (技术 )美 ,而且能引发其对科学职业的尊崇感 ,进而义无返顾地献身科学事业     

应用理智德性的追问

应用理智德性的追问既是应用伦理学的历史使命,更是解决人类生活世界面临诸多高新技术伦理问题的内在要求。应用理智德性具有科学、技术与理智三大要素。如果说科学是理智追求知识原理的平等路径,技术是理智运用知识原理的自由途径,那么理智则是在技术实践中运用或发现科学原理以便达成尊严的能力。也就是说,应用理智德性是理智把握、运用科学技术以达成平等、自由与尊严的应用德性,也是理智的认知与实践相统一的应用德性。     

人工智能可以成为道德大师吗

如何让人工智能做出令人满意的道德决策?这既是一个机器伦理问题,实质上也是一个元伦理学问题,对它的解答可以实现二者的双向启蒙,最终帮助我们理解道德的本性.机器伦理中存在自上而下和自下而上两种主要建造道德能动者的方案,二者分别体现了元伦理学中的理智主义和反理智主义,前者将道德知识视为显性的事实和规则,将道德决策视为遵守规则的过程,后者则更多地将道德知识视为一种技能知识,将道德决策视为复杂情境中的熟练应对.基于对两种方案实例的讨论,可以看出自上而下方案面临着框架问题和常识问题的困扰,存在着不可克服的先天限制,因而模拟人类道德是不可能的;自下而上方案虽然不存在先天限制,可以生成内禀的道德规范性,但仍面临技术上的工程限制和安全上的规范限制,因而模拟人类道德是困难的和不可欲的.这在元伦理学层面提供了一种理论判决,即反理智主义比理智主义更为准确地把握了人类道德的本性,我们不能仅仅依靠遵守规则而成为道德大师,相反,只有依赖漫长的学习和实践才能达致道德成熟.     

对伦理学历史演变轨迹的一种概述(上)

最早产生的伦理学理论主要是目的论的.超验目的论、幸福论、快乐主义是它的重要形式.效用主义是快乐主义的一种较晚近的形式.德性伦理学也是最早产生的一种目的论伦理学.中国儒家学说在其核心处是一种德性的伦理学.在斯多亚学派的学说中,德性与至善概念疏离后成为目的本身.在西方,德性伦理学又由于它具有的不同特点被称为完善论或自我实现论.从德性伦理学中逐步分离出独立的正当概念.康德在许多方面来说是从德性伦理学到义务论伦理学的联系环节.在义务论伦理学中正当(应当)成为核心的概念.在义务论伦理学中,基于对正当的不同解说,形成责任论与权利论两脉.康德学说是责任论的杰出典范.在权利论中,首先形成作为其古代先声的回应的近现代契约论伦理学.从这种传统中新近发展出程序论的伦理学.     

社群主义德性观

当代社群主义者在批评现代伦理理论误区的基础上论述了德性伦理,他们认为功利主义和康德主义义务论道德在相互论战中都忽视了人的德性的培育这一关键问题,因而需要复兴古典的德性,特别是亚里士多德所反复论述的德性.德性与幸福紧密相关,同时以理智和基于知识的正确选择为核心,而根本的德性是在两个极端之间取得中道,即中庸之道.公平、正义等不是绝对抽象的,它与人的理性选择和社会实践相关.这些论述对于人们认识现代社会所疏离了的德性,注意培育美德,特别是在民主制度下要求政治人物保持操守,坚守德行,防止腐败,都具有建设性的意义.当然,如何在现代多样化的社会复兴古典德性,防止停留于空幻的议论,真正实现德性践行上的进步,是社群主义者面对的一个理论难题.     

孟子“不虑而知”新解与良知的实现——基于德性认识论的视角

在孟子“不虑而知者,其良知也”一说中,良知一般被视为主体道德意识或道德实践等层面的内在规定,所以通常以道德德性加以阐释,以致忽略了可能潜含的理智德性内涵。转换考察进路来看,与饱含神秘色彩的“生而知之”不同,“不虑而知”以遮诠的形式寓意了良知的认知特性,以及某种消极实现方式。在德性认识论的启发下,作为一种好的、可靠的认知结果或认知状态,良知不仅蕴含了伦理意义下主体德性品质的良善,也意味着一般意义上“心”之功能的良好。而良知所彰显的此种认知状态的达成,离不开主体相关理智德性的参与和发挥,“感”和“直觉”即为良知的两种可能实现方式。     

论康德德性论的复合型结构

康德的伦理学以德性为落脚点,但他的德性理论有着其独特的性质和结构。他认为,德性并不是通过塑造人的情感品质而形成的,也不是理智、情感、欲望的相互协调,更不可能是一种能够按照道德法则去行动的偏好。在他看来,德性以道德法则为纲维;德性是能够抗拒偏好满足的准则而执行道德法则的意志力量;只有实践性的情感是德性的盟友;同时,德性也是一种内在幸福,德性就是其自身的酬报。所以,康德的德性论有一种复合型结构。     

论德性

德性是人优秀品质中的一种,是由理智或智慧在正确道德观念的前提下根据有利于具有者和他活动于其中的共同体及其成员更好生存的根本要求培育的,通常以心理定势对人的活动发生作用并使人的活动及其主体成为善(好)的道德意义上的善(好)品质,即道德的品质.它具有指向性、意向性、多维性、统一性、稳定性和普适性等主要特征.德性从直觉的层次看是社会道德要求的内化,但从批判的层次上看则根源于人更好生存的需要.德性一般都体现为德目或德性要求,因而具有规范性,但德性规范是构成性规则,与作为规范性规则的道德规范有所不同.     

用智慧驯化勇敢:古希腊德性政治的演进

在古希腊人看来,"德性"的意思是好和卓越,它与政治的联系几乎不言而喻.如果宏观地考察古希腊的德性政治,我们可以看到两条主要线索:一条是强调勇敢和战争德性的主线,在荷马和各个城邦的政治实践中体现得非常明显;另一条是强调理智和智慧的线索,这条线索也可以在荷马史诗中看到端倪,但主要经历了从智者到斯多亚学派的演进过程,展现出不同的面向.在这个演进过程中,有一个共同的关注,就是用理智和智慧驯化勇敢,把勇敢纳入智慧的轨道.古希腊德性政治的不同源流,在西塞罗那里得到了罗马式的吸收和转化,进而对后世的德性政治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企业伦理的德性主义进路及其条件——以所罗门的亚里士多德方式为例

理解企业伦理的德性主义进路不可或缺。美国当代著名经济伦理学家罗伯特·C．所罗门成功地将亚里士多德德性论引入企业伦理学,为人们把握企业伦理提供了一条德性主义的诠释进路。而亚里士多德德性论强调实践、团体、人对幸福的追求和追求卓越等也为企业伦理的德性主义进路提供了思想资源。而美德自身也能够使人们正确地理解商业和商业伦理、使经济交易成为可能、使经济的运行更为成功。但德性主义进路不是没有条件的,它需要个体或企业具有良好的道德价值观念和良好的判断力,也需要规范伦理与之匹配,以及一个尊重美德的社会环境和相关的制度安排。     

理智德性辨

亚里士多德将灵魂的理性部分分为两个部分,一是科学的部分,一是计算的部分.灵魂的科学的部分是关于不变对象的,形成的是普遍的理论知识,亦即intellect.灵魂的计算部分是关于可变对象的,它主要是实践智慧,亦即intelligence.Intellect与intelligence有着种类的差异,不能混为一谈.但是,近现代认识论流行的教条却忽视两者的差别,正是在理智主义的传奇的影响下,人们使用intellectual virtue翻译亚里士多德所谓的与灵魂的理性部分相对应的德性.理智主义的传奇反映在伦理学中,表现为伦理学忽视实践智慧,道德被简化为理论活动.     

明智:性质、目的和意义——作为一种日常观念的明智概念

现代汉语中的"明智"一词,是由传统的"智(知)"的概念分化而来的。日常语言中的明智,兼有能力和品质的性质。从能力的角度而言,它对应于理智的理论认知能力和实践推理能力,而在实践推理方面又包括审慎推理和道德推理两种不同的推理活动;从品质的角度而言,道德推理中的明智可以被发展为一种品质,但却又非一般意义上的道德品质。基于此,常识道德对明智的评价不但不是最高的,反而略显暧昧和可疑,因为明智所指向的目的常常是"为己",而非"为他"。这种意义上的明智可能会在日常观念中引发一种近乎直觉的质疑:道德应该是与对他人的关切有关,致力于实现行为者自身目的的明智似乎从一开始就偏离了道德。更重要的是,明智与道德之间的这种张力不仅存在于日常观念之中,还存在于将德性与幸福视为核心概念的德性论之中。要想澄清这些与当代德性伦理学讨论紧密相关的问题,就有必要对日常观念中的明智进行重新的审视和考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