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西美学的会通要略

滥觞于20世纪初的中国近现代美学,是在西方美学译介的支撑下和中西文化的碰撞中逐步发展起来的.在此过程中,主要呈现出跨文化的因借互动关系,以及学理、思维和概念层面上的会通整合等特点.从历史与现实语境来考量追求创新和超越的中国美学走向,跨文化美学研究不失其为必要而有效的途径之一,但在相关的方法论和学理规范方面则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苏慧廉论基督教与中国宗教的会通——以耶儒会通为例

苏慧廉广泛研究中国宗教,关注基督教与中国宗教的关系,提出以“成全”为总体思路来会通中西宗教.苏氏“成全”论的产生有受时代思潮和他的宗教综合史观影响的因素,但更主要的原因是基于他的传教士视域.他以对中国宗教的同情为开始,主张通过“属灵原则”的渗透,以达到解构和重构中国宗教的目的,其文化创新意义不容忽视.     

当代美学的社会科学转向

社会的日益复杂使得当代美学所关注的许多问题必须借助更多的社会科学方面的理论来加以考察。无论是感觉的对象还是感觉本身都是社会活动的产物,因此作为美学起点的感性问题同社会有着天然的关联。作为一切科学之基础的感性以感性意识和感性需要为其基本形式,这两种形式指向实践。生产是人的首要的实践活动,这与艺术的生产品质相契合。经由艺术的生产品质,美学与感性在实践上得以打通。美学实践的前提是,美学成为了对呈现于感觉经验的东西具有决定作用的先天形式的系统。这样的系统先于作品的内容。作品的社会契机涉及可感之物的分配。在现代社会,作品以消费即交换的形式得到分配,其实质是使得社会制度保持不变。艺术要求对使其陷入危机之中的社会生产和分配制度作出改变。鉴于以上种种,当代美学展现出了更多的社会科学的元素。     

黄元御儒道易医会通视域下的道论——以《道德悬解》为中心

在《道德悬解》一书中,黄元御会通理学,将"道"释为"太极"以及一段"妙理",称"道"为"无"。黄氏认为"道"生未判之"中气",此气旋转,判而为阴阳二气。这使得"无"生"有"的思想有了"理"生"气"的意味。黄氏结合易学,以河图与五行生成之数诠释"道"与阴阳二气的关系,认为"二气"已判,"道"寓于"二气"之中,并与"中气"合。河图之"五"与"十"符示"中气",且为"道"之所寓。除"五"与"十"以外的八个数虽本为五行之生数与成数,然黄氏视之为阴阳二气生之位与成之位的符示,数原本符示的五行则是阴阳二气升降变化的外在显现。如此,医学中的"中气"被附以形上学的内涵,成为了"道"的体现,而与五行相应的五脏之间的关系则被黄氏视为阴阳二气升降变化的外在显现。基于此,黄氏提出了先后天之本皆脾胃的思想以及独特的脏腑气化理论体系。     

论希穆涅克的马克思主义音乐美学思想——以《美学与艺术总论》为中心

欧根·希穆涅克的《美学与艺术总论》以列宁的反映论作为研究艺术的方法论原则,从艺术受现实和作者思想-审美意向的制约方面来研究艺术现象,其中包含了丰富的马克思主义音乐美学思想。首先,希穆涅克认为音乐是一种风格化的模仿,是主客观的统一;其次,他用音调去分析音乐的题材结构,认为音乐创作是通过一定的音调方式对人和现实的某种情感态度进行描述和音乐的"典型化";最后,他认为音乐活动是一个"语义化"的过程,其中包含了意义的生产和人的发展两个方面,并最终指向对社会的认识和改造。希穆涅克音乐美学强调了积极介入现实的基本立场,但也包含了反映论美学的固有问题——对作为个体的人的创造性和意识主体性的忽视。     

自然与人力:王安石的儒道会通——以王安石《老子注》为中心

王安石在本体论上继承了老子无中生有和天道自然无为的观念,但通过注《老子》对"无"即道之本和"有"即道之末,从道气之体用、自然与形器的角度做了区分,并建立起涵括有、无的内在论式的本体论体系.在自然和人力关系问题上,王安石摒弃了老子完全自然无为的看法,主张人应效法天道的自然无为而有所为,并从有、无相生和基于"生生"之仁的角...     

从汤用彤论玄学“反本”问题看三教会通——以理学发生史为中心

由末达本的"反本"问题是三教会通的生长点,在魏晋南北朝成为时代思潮的中心问题,也是复性论兴起的前奏。以此为纲便可一以贯之地把魏晋南北朝玄学史乃至中国思想史上许多表面互不关联的现象贯穿起来。汤用彤首创从本末之辨的角度来解释三教之争,总结出玄学是以"由末返本"的方式融合儒道释,从而开创了现代意义上玄学与三教关系的研究。汤用彤是对儒道释三教发展史有着通盘把握的前辈大师,系统总结他在这方面的贡献,是推进当前三教关系研究的一条捷径。本文以魏晋南北朝本末之辨到理学缘起为中心,对汤用彤关于"反本"观念源流的考辨进行梳理,进而揭示其汉魏两晋南北朝研究的治学思路和独具慧眼的问题意识,希望有助于理清魏晋南北朝时期复杂的三教关系及理学缘起的脉络。     

当代分析美学艺术定义方式的转向

<正>传统美学关于艺术定义曾有过艺术即对外在题材的创造性模仿、艺术即情感的表现、艺术即有意味的形式、艺术即有着导致审美经验产生的预期功能等诸多理论形态。这些本质主义(essentialism)艺术定义都试图去寻求一种艺术的共同本质来界定艺术,有着显明本质属性、功能性和静态性定义三个特     

生存论转向与当代哲学转型

当代哲学正在发生一场整体性和历史性的转型 ,这就是从传统的超验性的、实体性的抽象存在论 ,向感性的、历史性的生存存在论转换 ,这一转换即生存论转向。存在论为什么会发生转换 ?源自于现实与理论的双重动因。从现实看 ,任何一种哲学存在论形式都是由一定的生存方式与生存观念所决定的 ,人类生存方式与生存观念的当代转变必然要求实现哲学存在论的当代转换 ,而发展主题从传统的唯经济发展观向可持续发展观的转变也要求实现对于注重生命质量与生活意义、强调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新型生存方式的哲学理解。从哲学理论的演进而言 ,则是由于传统…     

庄子美学初探——以范畴“大”为中心

庄子第一个在美学意义上提出了大这个范畴。庄子美学从属于道家哲学的最高范畴——道。因此,这里的大与道含义基本相同,所以又称为大美。庄子把大与美进行了区分,认为大高于美。因为大体现了道的顺应自然规律,无限的力量,体现了纯粹的自由,体现了天道的自然无为、无所不能的力量,体现了不为一切有限事物所束缚的最大的自由。庄子所说的大美即无限之美。     

唐宋绘画的题材之变——以儒学的转向为中心

唐宋绘画题材发生了转变;儒家思想于此也经历了一次至关重要的转型。唐朝积极入世的仕功心态推动着社会题材绘画的发展,人物画一枝独秀;中晚唐,尤其是两宋以来理学兴起,在心性涵养、格物致知思想的影响下促进了自然绘画题材的发展,山水画、花鸟画迅速崛起跃居画坛之首。由此可见,唐宋绘画题材的转变与儒家思想的转向是分不开的。     

以美学为中心谈漆画艺术的创新

漆画艺术是一个新生的画种,其发展必须从中国优秀传统文化中吸收养分。培育漆画艺术的民族独特性,必须在中西艺术体验与诠释中创新,必须伴随着马克思主义美学的共同发展。只有这样,漆画艺术才能立足于民族传统绘画的形式中取得创新。     

宗白华的美学:为人生的美学

宗白华已经去世二十多年了.在他去世后的20多年中,声名和影响与日俱增.被学术界誉为20世纪中国美学的双峰(另一高峰是朱光潜).叶朗认为,讲中国当代美学和现代美学,应该从朱光潜、宗白华等美学大家那里"接着讲".     

《美学人生:中国当代美学家、美学学者的人生与学术之路》编辑启事

正本刊自2009年设立"美学学人"专栏,得到广大美学家、美学学人的广泛支持,至今已经刊发了86位美学家和学者的有关资料。他们是(按出生年月为序):朱光潜、宗白华、蔡仪、王朝闻、洪毅然、马奇、杨辛、蒋孔阳、陆梅林、杨恩寰、杨汉池、李泽厚、王明居、王世德、蒋冰海、郭定国、刘纲纪、黄海澄、胡经之、楼昔勇、涂途、皮朝纲、李欣复、闫国忠、陆贵山、劳承万、童庆炳、彭立勋、聂振斌、于友先、曹利华、汪裕雄、徐恒醇、邢     

《美学人生:中国当代美学家、美学学者的人生与学术之路》编辑启事

正本刊自2009年设立"美学学人"专栏,得到广大美学家、美学学人的广泛支持,至今已经刊发了86位美学家和学者的有关资料。他们是(按出生年月为序):朱光潜、宗白华、蔡仪、王朝闻、洪毅然、马奇、杨辛、蒋孔阳、陆梅林、杨恩寰、杨汉池、李泽厚、王明居、王世德、蒋冰海、郭定国、刘纲纪、黄海澄、胡经之、楼昔勇、涂途、皮朝纲、李欣复、闫     

沉思传统与实践转向——以《确定性的追求》为中心的探索

着眼于知行哲学的研究,本文聚焦于杜威的《确定性的追求》,考察了20世纪西方哲学解构沉思传统,促进实践转向的思想努力。杜威认为,沉思传统有其人性根源、形上学预设和认识论后果。通过阐发实验探究的认识论,杜威将旁观者式的认识论、两个世界的形上学以及通过确定性的追求来寻求安全的取向,一一摧陷廓清。作为沉思传统的奠基人,亚里士多德哲学在古典三项之间建立起了等级秩序。实验探究的认识论超克了亚氏方案,其立足于实验探究来解说知识和价值的进路,蕴涵了一种重置古典三项的独特思路,即立足于提升转化了的poiesis/techne来解说theoria/episteme和praxis/phronesis。     

真禅法师与当代佛教制度建设——以玉佛寺为中心

在玉佛寺佛教制度建设史上,真禅法师是一个承上启下的人物,其丛林建设的理念与实践,既是对太虚大师、震华法师僧制建设思想的承继与展开,也是对玉佛寺今日弘法利生事业的奠基,以及对僧众学修路径的指向。他的思想中蕴含了佛教由传统向现代的转换,展现着当代佛教制度建设的尝试与实践,昭示了中国佛教在新的时节因缘下与社会的协调与适应。本文分以下几个部分:第一,注重制度建设是玉佛寺之传统家风。近现代玉佛寺云集了太虚、震华一大批法门龙象,他们在僧制建设上的理论创新与实践经验,成为日后玉佛寺中兴期可供借鉴的宝贵财富。第二,真禅法师在玉佛寺开始了他的佛教制度建设的伟业。四十年代初,玉佛寺住持远尘法师退居,震华法师继任,召真禅法师到玉佛寺协助其办理上海佛学院。真禅法师受任为佛学院训育主任,并担任玉佛寺堂主、代理副寺,成为震华法师的得力助手。真禅法师当选为上海市佛教协会会长,任玉佛寺住持。结合上海为这一中国商业都市之首的具体特点,创造性地进行了一系列制度建设,为上海佛教以及中困当代佛教的建设提供了可贵的经验。具体说可以概括为:农禅并重制度在都市佛教中的定位;注重制度建设,培养弘法人才,这包括学戒制度、僧教育制度、寺院学修制度、寺院人才选拔制度、文化建设制度、慈善弘法制度等等。所有这些制度都关系到佛教在现代化都市中的生存与发展。其次,真禅法师还非常重视佛教的正信问题,这是对以往佛教世俗化、鬼神化的批判。第三,今天的玉佛寺与现代丛林的建设。真禅长老的佛教僧伽建设的思想已经在今日玉佛寺的发展和事业上得到体现,从制度方面看,今天的玉佛寺僧伽大众无论从其寺院组织与运作方式,从僧团处事制度,从教育文化制度,从经济管理制度,从僧团与社会的互动关系上都可以看出现代化大都市当中的传统佛教不失佛陀本怀,又能与时俱进的健康蓬勃发展的势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