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礼仁”与“礼法”——从孔子到荀子再到韩非的简要考察

"克己复礼"并非孔子的首创,但他常以此阐发其"仁"的学说,可以说孔子的"礼"就是使天下仁义,它本质上是一种"仁"的存在。同样是讲礼,荀子与孔子相比已经有了显著的不同。孔子言语中的礼、法概念是疏离的,而礼、仁概念是切近的。荀子固然也有一些重视礼的言论,但他对法同样津津乐道。荀子主张"隆礼重法",甚至有时候援礼入法,有时候更是抛开礼专讲法。韩非排斥"仁",剥离"礼"的外壳而阐扬其"法、术、势"理论,主张"一行其法",建构起了比较完备的法治学说体系。     

毛泽东与文艺知识分子的价值冲突

毛泽东与文艺知识分子的价值冲突,主要表现为大众意识的强调与文艺知识分子的精英情结、为政治服务的要求与文艺知识分子的艺术性追求、思想改造与文艺知识分子的自由心性三个方面的冲突和对立。毛泽东和文艺知识分子常常站在不同的角度,对同一个东西产生了不同的理解,这正是造成毛泽东时代文艺领域悲剧的深层原因。     

毛泽东关于辩证唯物主义规律思想的“正统性”

国外学者关于毛泽东对辩证唯物主义规律的理解存在两种截然不同的态度,即"正统说"与"异端说"的尖锐对立。对马克思主义尤其是中国马克思主义的理解,必须保留正统概念。评价毛泽东关于辩证唯物主义规律理解的正统程度必须首先确立评价所依据的正统标准,而所谓的正统实际上处于不断的建构过程之中。苏联1931-1936年所确立的关于辩证唯物主义规律的正统——对立统一规律处于核心位置,而随着1938年《论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的出版,这种所谓正统已然发生相应改变。倘若以苏联20世纪30年代初至中期所确立的正统为衡量基准,那么毛泽东对辩证唯物主义规律的理解毫无疑问具有正统性。     

苏联社会的社会结构

这是一篇竭力掩盖目前苏联国内的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的文章,全文分四个部分。在第一部分中,作者承认苏联国内存在着几种社会阶级差别:一、工人阶级和集体农民之间的阶级差别;二、脑力劳动者和体力劳动者之间的社会差别;三、城乡之间的社会经济差别和文化生活差别;四、工人阶级、集体农民、知识分子、职员以及其他城乡劳动者内部的社会差别。但是,作者不谈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更只字不提新资产阶级分子的存在。在第二部分中,作者企图用许多统计数字说明苏联工人阶级和集体农民之间的差别已得到很大克服。他说,集体农庄和国营农场工作人员的技术水平正在提高,农业生产的机械化程度也在提高,公积金日金增加,集体农庄所有制正在向全民所有制接近。但是,作者避而不谈苏联农村中的阶级分化和资本主义发展。在第三部分中,作者企图用一些统计数字说明在苏联工人阶级、集体农民和知识分子内部的差别,即它们内部的阶层和集团在技术水平、教育水平和工资等方面的差别。他说:从低、中、高各级工作人员之间的关系来看,集体农民内部的差别比工人阶级内部的差别要大得多,显著得多;从各个社会集团的相互关系上看,农民的阶级成分根本不同于城市居民的阶级结构。在第四部分中,作者企图论证苏联社会的所谓“社会同质性”。他想用一些具体事例证明,苏联的高级技术工人日益接近技师、工程师的水平,他们之间的差别正在消失,农业工人和城市工人的社会差别也在缩小,纯粹的脑力劳动者和服务性的半脑力劳动者之间的社会差别也在缩小等等,于是形成新型的共产主义社会的劳动者集体,并日益走向无阶级的社会。作者根本不提苏联的新资产阶级分子和工农群众的矛盾,而妄图在分析阶级结构的幌子下宣扬阶级调和论。     

百夫长在十字架上看到了什么

马尔谷福音记载:罗马的百夫长站在耶稣十字架的对面,看见耶稣这样断了气,便说:"这人真是天主子!"(15:3)。路加福音报告说:百夫长看见所发生的事,遂光荣天主说:"这人实是无辜的!"(23:47);玛窦福音的对观叙述则是:百夫长和同他一起看守耶稣的人,一见地动和所发生的事,就非常害怕说:"这人真是天主子!"(27:54)。罗马的百夫长在十字架上看到了什么致使他宣告:"这人真是无辜的!""这人真是天主子!"     

中国书法美学三题

中国书法是一种线条艺术,本质上是一种抽象表现艺术.因此,它既不是"纯形式",也不是再现性的绘画或装饰性的图案.从更普遍的意义上说,书法与绘画虽有相似的一面,但毕竟是两种不同的艺术.古人所谓"书画同源"或"书画同体",实际上并不是指书与画在形体、结构、笔画和表现方法上的趋同.书与画的"同",从根本上讲,是"同"在对生命意趣的表现上面.中国书法的美本质上更应该说是一种动态的美、内容的美、意蕴的美或表现的美.     

“四端”“七情”:东亚儒家情感哲学的内在演进

"四端""七情"是儒家情感哲学的核心内容,分别代表道德情感与自然情感。先秦儒学对自然情感做了初步归纳,最为完备的表述是"七情"说。孔子对道德情感多有指点,孟子进一步总结为"四端"说。朱熹正式探讨"四端"与"七情"的关系问题,《朱子语录》中提及"四端理发、七情气发",但在其"心统性情"的架构中却将两者同归于属气之"情"。朱子思想内部关于"四七分合"的矛盾对东亚朱子学产生深远影响,在朝鲜儒学史上形成了持续日久的"四端七情论辩",其中以李退溪为代表的岭南学派主张"四七分理气",以李栗谷为代表的畿湖学派主张"四七气发理乘一途"。从孟子到朱子再到退溪,儒家情感哲学关于四七关系的理解经历了"正—反—合"的发展过程。     

必察

正身边总有人成为众矢之的,提起他来人人厌恶。另有一些,人人都说好,愿意和他在一起。对于这种现象,孔子说:"众恶之,必察焉;众好之,必察焉。"察,是个中性词。观察一下的意思。这句话可以如此理解:既然众人都厌恶他,就要分析分析他为何这么让人讨厌。众人都说他好,那就分析为什么都说他     

"浩然之气"与"德气"——思孟一系之气论

"浩然之气"是孟子的一个重要概念,而如何理解"浩然之气"也一直是孟学研究中的一个重要问题.由于<孟子·公孙丑上>在"浩然之气"的一段文字前,又提到"夫志,气之帅也;气,体之充也",所以学者往往用"体之充"之气来理解"浩然之气",或未对二者做出明确区别.     

等量观之

正茅盾在小说《创造》中说:"因为他是把贫富、贵贱、智愚、贤不肖、是非、大小,都一律等量齐观的。"所谓"等量齐观",是指对所有人不分等级,一律同等看待。其实,这样的"等量齐观"是很难做到的。一些人总会把人分成三六九等,不可能"等量齐观"。也就是说,人与人之间只能"等量观之",即选择性地将一些人放在与自己相等的地位。有客人来,是出门远迎,还是不出门在屋中等待呢?人们一定会说,当然是远远地恭候,在     

观念的关系,或先天的形式——论胡塞尔对休谟与康德"先天"概念的反省

一方面,在休谟的主要著作中,先天(apriori)这一概念很少出现,但胡塞尔却认为休谟的"观念的关系"是惟一真正的认识论上重要的先天概念。另一方面,"先天"是康德哲学原则性的主题之一,"先天的形式"可谓康德对先天的基本理解,但胡塞尔却宣称,康德缺乏真正的先天概念。胡塞尔正是通过对休谟和康德"先天"概念的反省而发现他本人所谓的"本质-先天"概念,并在思想发展史上产生了重大效应。     

耶稣是罪人的救主

我们教会唱诗班里,有这样一位弟兄,每当他同大伙一起高声歌唱的时候,常常是眼含激动的泪花,他常对人说:“是神亲手将我从罪恶的火坑里救出。” 他姓陈,是一个普普通通的农民。几年前,他有一个幸福的家     

试论李光地视域中的《周易参同契》

李光地是清初著名的理学名臣和易学名臣,其学术思想十分丰富,他对<周易参同契>的研究很有见地,主张"契"合人身,同时他以儒解"契",以易参"契",提出了对<参同契>独到的看法.他认为<参同契>讲的道理就是人身的道理,<参同契>只说一身,其实一身即天地;他还详细论述了<参同契>中的"魂魄论";他以儒家的立场分析<参同契>,认为儒、道、佛三教的根源不同,修行工夫却是一样的.这是对明儒的一种反驳.他认为<参同契>和<易>所言许多道理都是一致的,同时他还对<参同契>和<易>的具体关系做过一些考察.这些结论在清初是难能可贵的,对我们今天研究<周易参同契>也有很大的指导意义.     

朱子之理的“活动”问题——兼论朱子格物说

朱子之性理被牟宗三判为"即存有不活动",虽然历代学者之研究有支持此论点者,但此说既在义理上不能自圆其说,亦在文献上缺乏可靠的证据。朱子之性理实为"即存有即活动",不过此"活动"义是性理先天地给予气心以是非的指示,而非具有先天的动力推进义。气心需要在事事物物与纷纷扰扰的念头中通过工夫实践来贞定住"未尝息"的是非对错的道德判断,在道德实践上做好后天的动力推进。所以朱子之格物工夫,并非传统所论的"心外求理",而是将通过气心降衷之性理的是非之知落实到事事物物之中,在事事物物中辨别是非对错分殊之理,并由之开物成务。     

神对他真的说话了?

<正>问:当教会中人们遇到一些难处,请求他人为其祈祷时,有人喜欢开一些所谓"属灵的处方",如有人会这样说:"神对我说了,你应该怎样怎样……才能得主的喜悦,这样有病会好、有难会过……"我很困惑,难道神真的对他说话了?末芥姊妹     

论罗钦顺心性论中的人性内容问题——以罗钦顺对“理一分殊”的新诠为中心

罗钦顺对人物之性的理解可以呈现为如下三方面结合在一起所构成的一个综合:其一,在受气至成形的这一时段气一理一,单就人性而言纯善无恶。其二,成形分殊之后,不同人、物的气质、形象各异,太极显现为不同物的不同分殊之理。不同的人、物虽然道不同,性理有差别,但是当体又都辩证地全具太极,当然,单就人而言此时还有善恶之分。其三,总体而言,这都是自然之理,也即这些有差别的分理又当体就和更广一层的天地之性同一。罗钦顺既用"理一"讲"受气之初",也用它讲"太极",还用它讲"善";既用"分殊"讲"成形之后",也用它讲"分理",还用它讲"恶"。在罗钦顺看来,善恶来自分殊而不是仅仅来自气。而且善恶只是人的事,与物无关,理禀多寡没有意义。朱子学中的理同气异和气异理异两个形式上矛盾的命题亦均被罗钦顺放弃,但其内涵都被融入理一分殊命题之中。     

杜维明的知识分子观

杜维明先生是当代新儒家第三代的重要代表人物.自上世纪90年代始,他对"公众知识分子"的命题给予了较多关注,认为中国知识分子在其发展历程中可分为两个"断裂"的阶段,即传统的"儒家知识分子"--"士"和近代"五四知识分子";而"公众知识分子"是第三个阶段,它跟传统的"士"在"群体批判的自我意识"上具有同构性.但"公众知识分子"的现代性决定了它不同于传统的"士",也将超越"五四知识分子"的"启蒙心态"和"民族主义"的怪圈.尽管杜先生的理论中内含某种悖论和不切实际的玄想,然而他关于"公众知识分子"和"文化中国"的理论对于21世纪中国社会和中国文化的走向及重建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     

张载“易之四象”说探讨

作为宋明易学哲学的代表人物之一,张载论"易之四象",既承继前人,又有自己的创新,这尤为表现在他提出的第三种"四象"说上。张载的"象"范畴承担了沟通形而上下的使命,他并将"四象"说纳入到气象理一体的气本论哲学体系之中,重点贯彻了本体与变化相关联而突出变化通达的理论特色。     

论毛泽东“批判神学”的内涵和要求

梳理毛泽东关于宗教研究的论述,可以发现他1963年12月30日重要批示中的"批判神学",应该着重从两个方面来把握。一是科学对待宗教在人类文明发展史上的重要地位,对融于历史文化中的宗教内容进行批判性继承。二是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运用历史唯物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来开展宗教研究。这两方面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关系到为什么要研究宗教、怎样研究宗教这个基本问题。也只有从这个大背景下考察,而不是孤立地解读,才能全面理解和准确把握"批判神学"的内涵和要求。毛泽东"出入佛道"对宗教哲学的批判性继承,及其对农村宗教问题的调查研究,彰显了他对历史唯物主义的掌握和运用,为我们批判神学和研究宗教提供了范例。     

取法程朱,辨乎阳明——吕柟的《孟子》学及其思想意义

吕柟乃明代与王阳明中分其盛的关学集大成者,以"取法程朱、辨乎阳明"为宗旨对《孟子》展开创造性诠释。在理(性)气关系上,他反对张载、朱子的"理气为二",主张"性在气上求"的"理气非二"说;在"良知"上,他批判阳明的"良知"之教过于浑沦和笼统,并以朱子的"知先行后"纠正阳明的"知行合一";在"浩然之气"上,他认为这恰恰是孟子不及孔子处;在心性工夫上,他提出"收心之学,以仁为主",以求凸显仁学的本旨和地位。吕柟的《孟子》学折射出秉承张载关学重视践履、批驳阳明心学、羽翼、修正朱子学的诠释特质,有力推动张载关学、朱子学的深化与发展,对于探究张载关学、朱子学在明代的流变具有重要的思想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