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人则哲":中国哲学的特色

中国古无"哲学"一词,但很早就有"知人则哲"和"哲人"的表述.日本学者西周最早将西方的philosophy翻译为"哲学",这与中国古代使用的"哲"字有关系.据学者考证,西周在1875年出版的<百一新论>中用"哲学"翻译philosophy,而"在津田进藤于1861年出版的<新理论>的附录中,西周翻译‘哲学'一词用的字是‘希贤学'或‘希哲学',意思是追求贤人之学,或追求哲人之学"[1].由此看来,"哲学"译名的成立,先已经过类似佛教东传时那样的"连类"或"格义"的工夫,其中浸润了东方学人对于"哲学"的特殊理解.     

“经典时代”还是“子学时代”？——“中国哲学史”的叙述开端与“中国文明的主体性”问题

冯友兰在《中国哲学史》中提到中国哲学与中国义理学的区别时指出，用哲学方式来重述中国义理学传统的好处在于：可以把义理学传统放置到近代学问的体系中加以审视，获知其在近代知识体系中的位置。这也就是说，哲学是促使传统的学问获得近代知识自觉的方式。在我们看来，在某种意义上，“哲学”是一种类似于海德格尔所谓“再思”（Andenke...     

冯友兰“新理学”若干问题刍议

冯友兰"新理学"的建构,受到了一些同行的质疑与批评,这些质疑与批评主要表现为两点:一是"新理学"方法与宋明理学不适应;二是"新理学"的本体空虚不实。不过,客观而深入地理解"新理学"之后的判断应该是:"新理学"方法并不必然地伤害宋明理学,而"新理学"的本体更非"空"所能涵盖。事实是,"新理学"的建构不仅显示了冯友兰缜密的思辩力,也说明其对中国哲学、宋明理学的精准把握,更透显出开辟中国哲学新方向的期许与努力。而"新理学"学术层面的价值尤为值得学界珍视:它既是中国哲学在形态上的有益尝试,也有经典诠释方法上的独特示范,更是哲学回应现实课题与表达生命关怀的独特路径。     

大西祝与西田几多郎——试论日本近代哲学的起点

一、大西祝的哲学研究及其批判精神 在日本,哲学这个名词,最初是在德川幕府末期,由西周(1829一1897)介绍到日本的。哲学在明治初年,曾起到了一定的“启蒙思想”的作用。但是,日本所谓的启蒙主义,实际是全盘接受西方的启蒙主义,并不是“自己本身的知性的使用”。     

评“哲学中的语言转向”

通过研究语言来研究哲学,这是本世纪西方哲学最值得注意的时尚之一。这一点尤以英美分析哲学、语言哲学为甚。英美哲学家把研究哲学的方式和风格的这一重大转变称为哲学中的“语言转向”,这似乎来自于罗蒂(R.Rorty)编辑的“The Linguistic Turn”一书的书名。采用这个称呼,细究之下会涉及到“语言学哲学”(Iinguistic Philosophy)和“语言哲学”(philo-     

儒家“心性之学”的界定、历史发展与前景

<正> “心性之学”(the Philosophy of Mind and Soul)一词有广义、次狭义及狭义的理解。广义地说,它应是所有民族(包括东方、西方诸民族)的哲学中的一个重要部门,指的是探讨人的存在的根本原理的学问。从这个意义上说,西方的存在主义哲学、基督教神学以及各种宗教哲学思想中都有丰富的心性之学的内容,假如我们采取一种次狭义的看法,将范围缩小至中国哲学的话,那么,道家与佛学(尤其是禅宗)无疑都以心性为讨论的重点。但从约定俗成的用法来看,“心性之学”似专指儒家哲学而言。本文将对“心性之学”的讨论限制到儒家,这是狭义的说法,只是为了将问题讨论的对象缩小,并不表示否认其他各派哲学都     

“领域哲学”初议

“领域哲学”又叫“学科哲学”、“部类哲学”。在英文中,以“Philosophy of……”来表示。它是对自然科学、社会科学和思维科学中各个具体学科领域的一般本质和规律的综合与概括,是对这些学科存在基础的哲学反思。当代哲学研究的一个重要发展     

论理学对中国“画气”说的影响

中国画学中以气论画的传统可以追溯到六朝时期,而真正形成具有丰富理论内涵的画气说则在两宋。画气说的形成具有明显的哲学背景,北宋以来的理学思潮是画气说形成的最直接因素。本文认为,理学对画学理论中气论的影响主要集中在三个方面,一是为画气说提供一个有机论的基础,在气机哲学的影响下,中国画学将表现对象活泼生机作为根本目的,这突出体现在山水画和花鸟画中;二是从审美体验角度,中国画学形成了“以气合气”的独特创作思想;三是在绘画艺术形式上,气势论成为一引人注意的理论,六朝时的气韵生动理论获得了新的发展。     

经典解释与“学统”观念之建构

"学统"观念在中国传统学术中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尤其是宋代理学体系建立之后,在"道统"观的支配下,道、政、学三统构成了理学文化形态的基本叙事框架,思想义理的展开和问题脉络的呈现均与"三统"有关。而笼罩在道统之下的"学统",往往因价值观念的变化和经典解释的差异而有所调整,甚至出现典范的转移,所以它的间架又处在不断的重构之中。近代以降,传统意义上的"学统"不复存在了,其内容大致转换成为知识谱系的问题,包括学科分类、研究论域、学问门径及方法等。面对新时代的学术格局,新儒家人物以经典解释为基本的方式,试图说明"学统"在整个中国文化中的独特地位,并从哲学诠释的角度努力揭示其现代转化的可能意义。     

日本近代哲学史(1868—1945)中的社会主义和哲学的关系

一、近代社会主义思想的传入日本 虽说日本的共产主义、社会主义和无政府主义的鼻祖是安藤昌益(1703—?),可是在近代最早把西方的社会主义、共产主义和无政府主义介绍到日本的是西方哲学的最早介绍者、日本近代哲学创始者西周(1829—1897)。他的《百学连环》(1870)、《社会党论说》(1872)和加藤弘之(1806—1916)的《真政大意》(1870)等著作,都提到马克思的名字;而最早提到马克思以     

宋明理学“异端”观的流变

通过对宋明理学"异端"观流变的考察,揭示宋明时期思想领域主要矛盾由儒佛之间转向儒学内部的过程。宋明理学"异端"观以儒家伦理道德及其政治治理为标准界定和批判异端,其中程朱以佛教为主要异端,陆王则以程朱理学及其流弊为主要异端。程朱"异端"观到陆王"异端"观的转变主要因为:理学对佛老思辨哲学的吸取逐步消解了宗教冲击人伦的局面;理学高度发展和完善的同时内部思想分流;程朱理学官学化的流弊成为新一代学人批判的对象。     

从“一原”到“一体”——朱子物我同一性浅析

物我关系是理学阶段儒家思想新的哲学领域。朱子不仅论证物我在存在和价值两个方面都有着广泛的同一性,并且将"生物之心"解释为"仁",用"无所不爱"来解释"同体",实现了物我之间在理论和实践上的贯通。"合内外、平物我"的提出,是朱子对理学阶段物我关系哲学的总结,是儒家思想的新发展。     

2004年国际学术研讨会"戴维森哲学与中国哲学"

为促进西方分析哲学传统与中国哲学传统之间的建设性交锋-交融、纪念美国哲学家唐纳德·戴维森(Donald Davidson,1917-2003)对世界哲学事业的重要贡献,预定2004年6月8日至9日在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举办主题为"哲学交锋-交融:戴维森哲学与中国哲学(Philosophical Engagement:Davidson's Philosophy and Chinese Philosophy)"的国际学术研讨会.     

“宋代哲学与中华文化国际学术研讨会”纪要

“宋代哲学与中华文化国际学术研讨会”纪要高秀昌会议于１９９３年４月１２日至１４日在河南开封市召开,由河南省中原文化经济发展研究中心、河南省社联、河南省社科院等单位发起主办。来自全国各地和国外、港台的专家学者近百人参加了研讨会。与会学者围绕如下问题展开了讨论和交流。一、宋代哲学的内容和特点与会学者一致认为,宋代理学是宋代哲学的主流。宋代理学是义理之学或心性之学,它以复兴儒学的形式出现,实际上是受到了佛道思想的深刻影响,在哲学上突出地表现为重视本体论的建构和心性哲学中心地位的确立。崔大华认为,宋代理学将原始儒学所具有的“天命”、“礼”和“仁”的三个道德理论层面归纳为道德根源（“理”或“心”）和修养方法（“穷理”、“明心”）两个理论层面。与先秦儒学相比,宋代理学的形而上学性质增加了,理性程度提高了。石训认为,宋学（即宋代理学）的形成标志着儒学经魏晋隋唐演进而形成了比较系统的哲理化形态,其基本特点是更加重视社会发展的哲理性研究。台湾学者董金裕认为宋代理学思想虽杂揉道佛之说,但仍以儒家思想为宗主,故又有新儒学之称。理学的规模基本上是按照新经学的体系而建立的,亦即依四书的义理系统而建立的。其特点是规模宏阔、义理精微、承     

孔子“克己复礼为仁”说与东亚儒者的诠释

在东亚的"仁"学思想史中,孔子的"克己复礼为仁"说是朱子之前的最高峰,是二千年来中日韩各国儒者"仁"学论述之源头活水,极具关键性之地位。自孔门以降,儒家"仁"学义蕴丰富,理路甚多,孔子"克己复礼为仁"这项命题,极具理论之意趣,亦深具思想史之涵义。历代东亚儒者对"克己复礼为仁"一语,提出深具时空特色之诸般解释,并开发潜藏于其中的哲学问题,揭示了"仁"与"礼"之不可分割性与相互紧张性。中国儒者对孔子"仁"学之新诠,以朱子、杨慈湖、王夫之、戴震最为精彩,尤以朱子释"克"为"胜"、释"己"为"身之私欲",具有指标性之作用。朱子以后的东亚儒者或推衍、或驳斥朱子之说,但都无法跳过朱子的诠释典范。从解释者所依凭的理论背景观之,如果说朱子代表了"理学"的诠释进路,那么杨慈湖、阳明后学诸君子与王夫之可以说是践行了"心学"的诠释进路,而十八世纪戴东原的解释则表征了反宋儒"理"学思潮的兴起。就朝鲜和日本儒者而言,十七世纪日本的荻生徂来与十八世纪朝鲜的丁茶山最称大家。荻生徂来以"纳身于礼"及"以礼制心"解释"克己复礼为仁"说,丁茶山以父子、君臣、夫妇等均尽其分定义"仁",两说虽有所出新,但基本上与清代中国的"礼"学思想相互呼应,可视为东亚近世"实学"思潮在《论语》诠释中的表现。     

汉语“心理学”一词是如何确立的

在19世纪70~90年代的中国,当指称"mental philosophy"与"psychology"时,译者主要使用了"性学"、"心理(学)"、"性理(学)"、"心才学"、"心灵学"和"心学"等6个名称。据现有史料,尽管汉语"心理学"一词由执权居士于1872年首译,但当时并未受到中国学人的重视。现在通行的汉语"心理学"一词是来自日本人西周,经康有为与梁启超等人的共同努力才逐渐被中国人所接受,并于1902年以后被普遍使用。汉语"心理学"一词在这场"比赛"中能够最终胜出,内因是既受中国文化传统和思维方式的影响,又为避免将一门新兴学科等同于旧学科从而产生"新瓶装旧酒"的误会;外因是中国新学科体系在创建时深受日本和西方国家的影响。     

“老成学的构想”中日学术座谈会综述

<正>2016年3月23日,"老成学的构想"中日学术座谈会在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召开。本次座谈会由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王青研究员主持,参会者有日本国立滨松医科大学综合人间科学讲座伦理学教授森下直贵、日本名古屋经济大学日本思想史专业李彩华教授、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单继刚研究员、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王春光研究员、北京日本学研究中心郭连友教授、中国人民大学哲学院李萍教授、河北大学社会学系郝云飞副教授以及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东方哲学研究室全体成员。     

“关学洛学化”辨析

<正>张载创立的关学与二程创立的洛学,是北宋时期两大重要的理学流派,后世将其与濂学、闽学并列为宋代理学的四大流派,称"濂洛关闽"。有学者认为关学后来已"洛学化"了。关学后来是否已"洛学化",这是一个重大的理论是非问题,需要辨明。因为如果诚如此,那么,关学在此后就不成其为一个有地域特色的独立学派了,也就没有关学史可言;而所谓的"濂洛关闽"的提法也就要加以修正了。本文     

朱子学在江户时代的一种“日本化”模式——以安东省庵为例

江户时代初期,日本儒学作为相对于"虚学"佛教的"实学"逐渐获得独立的发展,尤其在朱舜水实学思想和罗钦顺"理气为一物"论的影响下,朱子学者安东省庵和他的同门贝原益轩等人把朱子学的"理"从先验的理转化为经验的理,主张"理气合一论",其后学新井白石进一步发展了朱子学的格物穷理精神,重视实用性、实践性和经验性。他们在近世日本传播和普及朱子学的过程中,推动了朱子学从形而上学的道德主义向经验合理主义的转变,为实证科学和经验科学在日本社会的萌芽和发展奠定了哲学基础。     

本体与工夫——理学主旨新探

<正> 中国古代社会思潮迭起,思想史研究向人们展示,一种社会思潮,一种理论体系,总有其中心思想或中心议题。宋明理学的主旨是什么?历来有不同说法,或谓“义理”,或谓“本体”,或谓“心性”,或谓“性命与天道”。应该说,这些说法都是有一定根据的。理学与汉唐以来学术不同的是,它既不是章句之学,也不是词章之学,更不是时文科举之学,而是寻求义理之学。理学家讲学的目的在于穷理求道,因此称理学主旨为“义理”是不足为怪的。理学家大都讲本体,谈心性、论天道,而且这些范畴都是理学家非常重视的问题,甚至可以说都是理学根本的、首要的问题。但把这些归结为理学的中心议题,似乎还不太完满。我经过研究,觉得把理学的主旨概括为“本体与工夫”,也许会更符合实际些。如果这样确立理学主旨,既可体现理学的宇宙论、存在论、心性论、境界说,也可以包含理学的认识论、修养论,乃至审美和心理建设,使理学研究更贴近其本来风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