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论马克思运用何种方法发现了唯物史观

马克思主张研究社会历史的"出发点是从事实际活动的人",这一观点具有宽广的历史视野。马克思特别重视工业和商业在人类社会历史发展中的作用,这是他初步研究政治经济学就发现了唯物史观的决定性因素。在发现唯物史观的过程中,马克思运用了"立足现实回头看"的方法。这一方法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神圣家族》《德意志意识形态》等著作中还带有顿悟和直觉的性质,在马克思经历了15年左右的深入研究后,他大体上构建出自己的政治经济学体系,着手撰写《政治经济学批判》《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等著述,从而达到对这一方法的高度自觉。     

通向分配正义的劳动价值研究之路——以《马克思恩格斯全集》MEGA2为基础的解读

马克思的劳动价值理论产生于对古典经济学劳动价值理论的批判性发展,并且在此基础上形成了自己的剩余价值理论。剩余价值理论最早出现于马克思1857-1858年的《政治经济学批判》手稿中,此时马克思有一个庞大的、涉及面非常广的政治经济学研究计划,然而仅仅对这一计划第一部分"资本     

“价值”概念的误区——关于马克思《评阿·瓦格纳的〈政治经济学教科书〉》中的一句话

1879至1880年,马克思写过一篇研究政治经济学的笔记《评阿·瓦格纳的〈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笔记中有这样一句话:“‘价值’这个普遍概念,是从人们对待满足他们需要的外界物的关系中产生的”。长期以来,这句话被误认为是马克思的观点,并把这句话作为规定哲学价值概念的经典根据,或者变相地从这里引伸出一些哲学价值概念的定义,以致于影响到整个价值论的思考和宣传陷入误区。 其实,这句话不是马克思的观点,而是马克思批判阿·瓦格纳把使用价值当作价值的错误所作的     

鲍德里亚对马克思拜物教理论的误识及其方法论根源

鲍德里亚通过对马克思拜物教概念、政治经济学批判模式等理论分析后认为,马克思的拜物教理论仅仅是一种心理学意义上揭示的人对实体物的迷恋,其政治经济学批判模式不仅无法实现对拜物教的颠覆,最终还会陷入到资本逻辑的普遍化之中。事实上,鲍德里亚这一理论是对马克思拜物教理论的严重误识,其根源在于非历史性的社会学方法。这一方法不仅使他脱离了历史唯物主义基本框架,还导致了在消解拜物教问题上走向了不可能的绝望之路。     

政治经济学批判的唯物史观基础

资本逻辑的最大问题是人与人的关系表现为物与物的关系,劳动者的劳动过程表现为资本的价值增殖过程。马克思唯物史观视域中的政治经济学批判理论不是立足于这两者中的任何一方,而是去思考导致前者表现为后者的那个特定历史阶段的生产关系的内在矛盾。这种解读视域下的政治经济学批判所揭示的是一种社会历史过程的批判,其核心在于探索批判对象即资本在现实社会历史过程中的内在矛盾运动规律,对资本的超越与扬弃都是建立在自觉地掌握与运用这种内在矛盾运动规律基础上的。这代表了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批判理论在解读视域、解读内容等方面对他同时代的政治经济学批判理论的真正超越。国外学界的一些左派学者在解读马克思的这一理论时并没有真正进入他的唯物史观视域。     

马克思对古典政治经济学批判的前后变化说明了什么

学术界有人主张“人是马克思主义的出发点”。这种观点的论据之一是说,马克思曾经从人出发批判古典政治经济学。“对古典政治经济学的批判:要把劳动者看作人”。如果我们翻阅一下马克思的早期著作或手稿,也的确可以看到这一点。然而马克思在后期著作中是否有变化呢?我们又如何看待这种变化呢?为了搞清楚这个问题,我对马克思早期著作和后期著作中的有关论述略作分析。 一、前后有没有变化 马克思在早期写的经济学札记和手稿中,的确认为古典政治经济学是“敌视”人、“否定”人、“诽谤”人、“诋毁”人、“不关心”人的。马克思是从哪里得出这个结论的呢?根据之一,     

资本诠释学——马克思考察、批判现代社会的独特路径

马克思不仅是现代社会批判的开启者,而且也因其批判的深刻性和超前性而著称于世。然而,在正统的阐释者们那里,马克思这方面的卓越贡献却被掩蔽起来了。其中的一个原因是,他们试图把马克思的思想分解为哲学、政治经济学和科学社会主义三大部分,并分别对它们进行研究。不幸的是他们完全忽视了马克思哲学的特殊性。我们认为,马克思哲学与传统哲学之间的一个重大差别在于马克思哲学也是一种经济哲学。这就是说,必须把哲学和政治经济学贯通起来,才可能真正进入马克思哲学的视域。一进入马克思哲学的视域,立即就会发现一个有趣的现象:马克思在1858…     

对西方政治经济学分配正义逻辑的批判

对分配正义的探讨要有政治经济学的视野,西方政治经济学探讨分配正义并不像以往一样局限于政治和社会的目的,而是把分配正义纳入经济学的探讨中。古典政治经济学分配正义理论的要义在于:一方面,立足于从生产和再生产过程来论及分配正义问题,把分配作为再生产过程的一个环节来看待;另一方面,从要素的贡献角度来确立分配公正的标准,从而使"按应得分配"成为最基本的分配原则。这些基本思想是马克思分配正义理论的重要来源。但是马克思的分配正义理论与古典政治经济学有显著的区别:一是虽然从生产过程出发来谈分配问题,但主要从生产决定分配、生产关系决定分配关系的立场来讨论分配的定位问题;二是虽然同意"按要素的贡献分配",但是认为要素在各个社会的地位是不一样的,在资本主义社会中劳动要素的地位没有得到充分体现;三是虽然古典政治经济学也谈分配中的阶级利益因素对分配正义的影响,但总是把资本主义私人占有方式视为分配正义的基础。马克思则从对资本主义制度的批判来解决分配正义的前提问题。通过研究西方政治经济学的分配正义思想以及马克思对西方政治经济学分配正义逻辑的批判,能够更加深刻地理解马克思分配正义理论的实质,拓宽分配正义研究的视野。     

马克思《哲学的贫困》中的历史性思想

在马克思从生产逻辑到资本逻辑的思想转变中,历史性思想的形成是其中重要的一环,《哲学的贫困》与《致安年柯夫的信》则是这一思想形成中的重要节点。与蒲鲁东等将资本主义社会看作自然社会不同,马克思强调这一社会是一种历史的存在,建立在这一社会基础上的思想观念同样是一种历史的存在。历史性思想使马克思意识到以生产逻辑为基础的人类学意义上的哲学,并不能真正区别于政治经济学的哲学基础,同样不能真正实现对近代以来的哲学、政治经济学理论前提的批判。马克思历史性思想的形成,为《资本论》对于资本主义社会经济发展、社会结构和思想观念的批判,提供了方法论的依据。     

马克思如何理解经济学的哲学贫困——以《哲学的贫困》为例

马克思如何看待经济哲学?这似乎是一个早已解决了的问题。然而遗憾的是,人们在解决这一问题时,往往抛开马克思本人的系统论述,专门去寻找马克思的片言只语,对于众所周知的事实,却反而忽视了。比如马克思的《哲学的贫困》第2章的标题就是政治经济学的形而上学。如果考虑到马克思     

经济哲学语境中《巴黎手稿》的理论成果问题

《巴黎手稿》纯哲学语境的解读产生了双重误解结果，一是文献语境，二是与后继文献之间的内在联系。研究对象、研究手段和写作目的使然，马克思《巴黎手稿》语境是经济哲学语境而非纯哲学语境，取得的主要理论成果是主、客体之间的辩证关系理论，异化劳动理论和人道主义思想只是这一哲学分析框架的延伸性成果。基于这一哲学分析框架而来的理论成果是：政治经济学人学前提论、人化自然论、劳动哲学本体论和主体历史观。它们与马克思狭义政治经济学之间是互为内生变量关系，作为理论“基因”一再出现于《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资本论》等后继文献中。《巴黎手稿》是马克思广义政治经济学研究的第一部文献，与《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资本论》构成历史逻辑和理论逻辑皆然的三点一线关系。     

也谈“自由自觉的活动”

黄克剑同志在《国內哲学动态》今年第一期上,对周国平同志关于“自由自觉的活动”是一种理想性的活动的观点提出质疑,并试图论证马克思“巴黎手稿”的这一论述“是一个现实的、科学的命题,而不是一个理想性的价值命题。”我认为,黄克剑同志把“巴黎手稿”中的这一命题人为地拔高了,其论点也失之偏颇,值得商榷。黄克剑同志认为“自由自觉的活动”是科学命题的第一个根据是:马克思当时的思想发展已处于在政治经济学中解剖“市民社会”的阶段,他已经是从经济现实出发探讨人的本质。的确,马克思说过,“我在巴黎开始研究政治经济学”(《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第82页),巴黎时期开始了马克思探讨问题的崭新方向和途径,他的政治经济学研究对     

马克思伦理学的“哥白尼式革命”

马克思的伦理学不是以"个体的人"为基础的"抽象的人道主义"伦理学,而是以历史唯物主义为基础,通过社会历史科学和政治经济学批判而建立的"制度伦理"。马克思的伦理学实现了从个体本位的"抽象人道主义伦理学"向社会关系本位的"社会批判伦理学"的转变。正是因为马克思实现了上述伦理学的根本性变革,这一变革被称为"哥白尼式革命"。这一革命为共产主义的人类自由和解放的伦理承诺提供了历史唯物主义的伦理学原理。但马克思并非是"伦理中心主义"的,在其现实性上,马克思的伦理学是以历史唯物主义的社会科学和政治经济学规律为基础的"制度伦理学"。     

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的文明观

作为资本主义社会的意识形态,古典政治经济学不应仅仅在纯粹经济学的意义上,还应在资本主义文明形态的意义上被加以理解。与此相应,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就不仅仅是对古典政治经济学的批判,更是对资本主义文明的批判。政治经济学批判通过揭露被“物”掩盖的资本主义文明的剥削和奴役的真相,挖掘作为资本主义文明根基的权力和权利的同构性确立的资本权力的合法性,提出了一种超越资本主义文明的“自由王国”的新文明理念。在批判资本主义文明中,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塑造和引导了一种新文明观。     

天国·乌托邦·超人——马克思与尼采的宗教批判初析

十九世纪德国的宗教批判是思想史上的重大事件,这一事件中的两个重大转折点分别由马克思和尼采来完成.马克思把宗教批判推向了现实的政治经济学批判,以期人的自由解放;而尼采则把对基督教的批判扩展到了整个现代西方的价值体系.对比两人的宗教批判,则又可以呈现欧洲人文精神之内在张力和诸多可能性.     

市民社会批判:从黑格尔到马克思

市民社会批判是黑格尔《法哲学原理》中的一个重要主题。这种批判体现为对政治经济学原则的反思,力图达到对以个体劳动与商品交换为基础的现代社会体系的改造,以实现个体发展与社会总体发展的一致,黑格尔的国家理论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提出来的。对黑格尔国家学说的批判,使马克思意识到必须对市民社会进行批判,这既需要对政治经济学的原则加以反思,又需要对产生政治经济学的现实进行批判。在这个过程中,马克思的思想经历了从生产逻辑向资本逻辑的转变,实现了对黑格尔哲学的超越。这种超越的根本点在于面对市民社会的态度:在黑格尔看来,理性的国家可以解决市民社会的问题,这是一种"修正"式的市民社会批判;而在马克思看来,以资本逻辑为内核的市民社会,不可能解决自身的矛盾,因此必须在新的基础上重建个人自由而全面发展的联合体。     

马克思政治经济学语境中的价值哲学

马克思通过政治经济学批判完成了他的重建形而上学工作。由此,他把政治经济学当作一种价值哲学来研究,他的政治经济学中的每一个范畴都体现着他的价值哲学思想。本文着重以其中的货币、价值属性和商品拜物教三个范畴分析马克思有关价值存在、价值主体性和价值意识的原理。     

符号政治经济学是政治经济学吗?

作为鲍德里亚的一个重要概念,符号政治经济学在其概念体系中占据着十分特殊的地位.一方面,通过对这一概念的阐述,鲍德里亚形成了一种独特的社会批判理论,凸现了其与马克思的密切关联;另一方面,这一概念处于鲍德里亚思想历程的转折点上,蕴含了鲍德里亚从马克思主义向后现代主义的转变.     

马克思“三大社会形式”理论的原像——析望月清司对《大纲》解读的两个“贯穿”和一个拒斥

日本马克思学者望月清司在其代表作《马克思历史理论的研究》中,以"纯粹培养"(Reinkultur)马克思的方式,通过从《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和《穆勒评注》到1857-1858年《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的文本解读,对马克思的历史理论作出了自己的独特解释。我们认为,望月对上述诸文本的解读都是偏颇的,有必要逐一加以辨正。由于《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是望月立论的核心依据,本文首先就其对这一文本的解读进行澄清,主要有三个问题:一是所谓"依赖关系"史论,二是所谓"劳动和所有的同一性"逻辑,三是望月对所谓"异化统治论"的拒斥。我们认为,只有清除望月对这三个问题的曲解,才能真正弄清马克思在该书中提出的"三大社会形式"理论的原像。     

马克思早期自由思想变革的五个节点

自由问题是马克思在创建其思想体系时与近代西方思想交锋的焦点之一。从《博士论文》到《神圣家族》,是马克思自由思想急剧变革的时期,有必要进一步梳理和研究这一变革进程中马克思自由思想的主题转换和演进历程。青年马克思自由思想的变革大致有五个节点:一是推崇自我意识的自由,显现自由的起点和现实维度;二是崇尚理性自由,凸显"定在的自由"及其新取向;三是对政治解放的批判,凸显现代自由的悖谬性;四是对市民社会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凸显自由的劳动本体;五是对"精神"自由的批判,凸显自由的现实主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