环境伦理学中一种“人类中心主义”的观点

在环境或生态伦理学的讨论中,如同“非人类中心主义”有种种不尽相同的观点,“人类中心主义”也可能有各种不完全～样的理论看法。已经有许多作者就其所持的“人类中心主义”观点做了说明,我也曾撰文表明过自己粗浅的看法（见《哲学研究））1995年第4期）。我认为,所谓伦理学,就是研究人际关系的一般规范或准则的学科,而生态伦理学或环境伦理学应该是研究涉及到生态或环境问题的人际关系原则的。这与有的“生态中心主义者”认为环境伦理学研究人和自然环境之间的伦理关系或人对其它生物物种的道德原则的看法是不同的。但是我想,从人…     

论西方环境伦理学对我国生态文明理论研究的影响

以“人类是否对自然承担直接道德义务”的问题为根据,可以将西方环境伦理学划分为非人类中心主义和人类中心主义两种类型。这两种类型的环境伦理学存在尖锐的分歧和激烈的争论背后却具有理论基础、价值立场的一致性。从理论基础的一致性看,它们都割裂自然观与历史观的辩证统一关系,这使得它们不去探讨一定的社会制度和生产方式下人类和自然之间的实际的物质与能量交换关系是如何断裂的,进而把生态危机的本质归结为生态价值观的危机,秉承的都是一种抽象的文化价值决定论;从价值立场的一致性看,它们不仅都是为资本主义制度和生产方式辩护的伦理学,而且漠视人民群众和发展中国家为了消除贫困追求生存的发展权与环境权,是一种以追求“生活质量为导向”的“西方中心主义”的环境伦理学。我国的生态文明理论研究开始于对西方环境伦理学的引进、评介,由此形成借鉴或认同人类中心主义或非人类中心主义两种类型的生态文明理论。随着学术界对西方环境伦理学在理论基础和价值立场上的缺陷的认识更加深入,学术界提出了环境伦理学本土化的理论主张,这也使得学术界开始运用马克思主义关于人与自然关系的理论,在吸收西方环境伦理学积极成果的基础上,建构中国形态的生态文明理论,并由此形成了不同理论谱系的生态文明理论,并最终形成了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西方环境伦理学关于生态本体论、生态价值观等问题的争论,对我国不同理论谱系的生态文明理论都产生了影响,厘清这种影响不仅有利于促进环境伦理学的本土化,而且有利于我们建构一种能够既维护中国的发展权与环境权,又有利于促进全球环境治理的中国形态的生态文明理论。     

论生态文明建设的价值观基础

生态文明建设的价值观基础指的是引领我们进行生态文明建设的核心价值观,它是生态文明建设价值观体系的内核和道德体系的基本原则。生态文明建设价值观基础的构建,从理论上说就是要解决"生态文明建设为了什么"这个带有全局性的根本问题。它的构建必须超越人类中心主义环境伦理学与非人类中心主义环境伦理学的对立。生态文明建设的价值观基础包括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生态幸福和环境正义三个方面。     

细说人与自然之间的道德话语——读刘湘溶教授《人与自然之间的道德话语》

20世纪8 0年代,生态(环境)伦理学从西土传来,悄然进入我们的视野之中。从那时开始,人们就对环境伦理学如何可能展开争论,探讨其是否逾越了伦理学的理论界蜮,是否会跌入到“自然主义谬误”的困境中。此后,又围绕着环境伦理的建构是以人类中心主义为基础还是以非人类中心主义为基     

从对立走向统一——生态伦理学发展趋势研究

在生态伦理学研究中,人类中心主义和非人类中心主义围绕自然存在物有无道德地位等问题展开了激烈争论。这种争论的不可调和性及其观点的不可公度性,意味着生态伦理学自身发生了严重的形而上学危机。如何摆脱这一危机,使生态伦理学研究向纵深发展,成为摆在人们面前的一项重要任务。黑格尔关于人的自由意志是一个否定之否定过程的观点为走出这种争论提供了理论依据,马克思关于人与自然界完成本质统一的思想亦为消解这种对立奠定了理论基础。     

人未到场的生态伦理学研究

在目前的生态伦理学研究中 ,人类中心主义和非人类中心主义围绕着自然物有无道德地位展开了激烈的争论。这种争论的不可调和性以及它们观点的不可公度性 ,表明生态伦理学自身发生了严重的形上学危机。导致这种危机的一个根本原因是 :在没有确立“人是什么”的前提下 ,就展开了人与价值的争论 ,致使生态伦理学研究出现了人的空场。生态伦理的形上学基础 ,不是自然物有无道德地位 ,而是人之为人。人惟有首先成为保护自然环境的人 ,拥有保护自然环境的人性 ,他才能够自觉地保护自然环境。     

儒家与当代西方环境伦理学:一个初步的比较

当代西方环境伦理学是一个多元化的话语体系。人类中心主义(anthropocentrism)、动物/解放权利论(ani mal liberation/rights theory)、生物中心主义(biocentrism)和生态中心主义(ecocentrism)是这个话语体系的四个主要思想流派。它们之间的相互批评、回应、沟通和交流构成了当代西方环境伦理学的历史主题。一、规范层面的共识与差异人类中心主义是西方近现代伦理学的主流话语体系。这个话语体系的基础是康德的这样两个基本预设:只有人(作为惟一的理性存在物)才是目的王国和道德共同体的成员;人只对人负有直接的道德义务,人对动物等非人类存…     

东西方生态观的碰撞与契合

不关注环境问题,给资源环境、生态平衡造成巨大破坏。生态伦理兴起。现代西方发达国家生态观历经了从人类中心主义到非人类中主义再到弱人类中心的过程,理论上逐渐完善了生态伦理学,开始了更加关注自然价值存在的环境伦理学,并开始"东方转向",事实上,中国先哲早在两千年多前就已经开始把人和自然放在统一的"道"的背景下,思考人和自然的关系,以及自然于人的重要价值,提出了"天人合一",值得现代人借鉴反思。     

人与自然互为存在--人与自然关系新解

在生态伦理学研究中,无论是人类中心主义还是非人类中心主义,都对人与自然的关系做了片面化的理解。自然不仅为人而存在,人也应该为自然而存在,人与自然是互为存在的。割裂二者辩证统一的关系,要么导致自然被人所奴役,要么导致人被自然所奴役。     

论有机马克思主义的生态伦理观

有机马克思主义的生态伦理观发轫于对现实生态问题的回应和对传统生态理论的反思。它的主要内容有:为了共同福祉,肯定人与自然的整体价值,人对自然负有道德义务;有机的生态思维,关注人与自然的相互作用;关注阶级问题,呼吁解决阶级不平等问题,促使优势阶级担负解决生态问题的责任;长远的整体视野,着眼人与自然的发展走向。它的价值在于超越人类中心主义和非人类中心主义,倡导人与人之间以及人与自然之间建立生命共同体,为破解当前生态问题提供了新的方法,为正确处理人与自然关系提供了新的生态的道德伦理范式。     

生态正义何以可能

生态正义何以可能,是生态伦理学研究的一个极其重要的基础理论问题。非人类中心主义的理论困境和实践缺失,使得它无法、也不可能回答生态正义何以可能。个体或群体中心主义的短视和危害,使得它同样无法、也不可能回答生态正义何以可能。当代的全球化,使整个人类真正成为一个现实的主体性存在,使人类的共同利益获得了现实规定性,提出了当代人类必须共同面对的全球性问题。作为人与人之间的一种经济关系,生态正义在坚持以人类整体、长远的利益作为处理人与自然关系根本价值尺度的经济活动中得以可能。     

生态伦理对“现代性”道德的超越

在解决生态危机的伦理探究中,生态伦理要么镶嵌在人类中心主义框架内成为个体主义环境伦理,遇到一些违背常识的困难;要么成为与人类中心主义对立的自然中心主义生态伦理,被指责为个体牺牲自己的"环境法西斯主义".生态伦理只有超越"现代性"道德,才能使人类中心主义与非人类中心主义互为补充,获得自身的历史合法性及其深层意蕴.     

仁学的生态意义与价值

现在人们开始关心生态问题,但是有些人只盯着西方生态学的发展,而且只从人类中心主义的立场(也就是人类利益高于一切的立场)出发,看待人类对自然界的生态保护。其实,中国哲学早就有极其丰富的非人类中心主义的生态思想。仁学就是其中之一。仁是儒学的核心,包含不同层面的内容,其本质是生命关怀,实际上是一种生态哲学。     

危机与生机：现代生态伦理的诘问与反思

面对全球生态问题,现代生态伦理学者试图阐明人与自然之间的相互关系,产生了“开明的人类中心主义”、动物权利论、大地伦理学、生态整体主义、生态马克思主义等理论流派。虽然不同的生态伦理理论为人们理解和解决生态道德问题提供了多种视角和道德框架,但各种理论流派之间始终存在着人类中心主义与生态中心主义间的“范式之争”,以致陷入了现代生态伦理学的理论困境。现代生态伦理研究要想获得新的生命形式,只有在消解“范式之争”中实现典范转移,以全新的世界观融通人类中心主义与生态中心主义,才能引领构建新型生态伦理关系,从而为现代生态伦理的发展带来生机。     

“人类中心主义”的生态伦理

在国内学术界关于生态伦理问题的讨论中,对于人类中心主义有两种不同的态度。一种主张人类中心主义属于生态唯意志论,它的危害在于必然导致自然生活中的人类沙文主义,因此应坚决破除。（参看刘湘溶：《生态伦理学》,湖南师范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48－49、120－121页）另一种则主张扬弃人类中心主义。（参看余谋昌：《走出人类中心主义》,见《自然辩证法研究》1994年第7期）针对这两种观点,国内生态伦理学学者多有不同的看法。（见《哲学动态》1994年第2期）为推动国内学术界关于人类中心主义生态伦理的研究,本文首先评述西方人类中…     

西方的“生态伦理观”与“形而上学困境”

当代西方的生态伦理学在反对西方传统的人本主义形而上学时,陷入了自然主义形而上学,因而不能摆脱形而上学困境。本文提出"环境价值"概念,把环境价值作为生态伦理学的伦理根据,从而超越了自然中心主义和人类中心主义的两极对立,超越了在生态伦理学研究中存在的"形而上学困境"。这种生态伦理学实质上就是环境伦理学。     

马克思物质变换思想与生态伦理重构

在人类中心主义和非人类中心主义对人与自然关系所做的道德谋划失败以后,马克思关于劳动首先是人与自然之间的物质变换的思想,既为重新确认生态伦理学存在的合法性提供了正当理由,也为生态伦理以善恶为核心向道德权利以义务为核心的转向奠定了基础.从马克思的物质变换思想出发,生态伦理何以为善的根据不再是人的利益,也不再是自然本身的权利和内在价值,而是人与自然之间的物质变换,正是这种物质变换决定了人类拥有向自然界提取自己所需物质资料以养育自身的道德权利,也规定了人类必须承担反馈自身的能量以养育自然环境的道德义务.     

"Moral Agent"是""道德代理人"吗?——一个伦理学概念辨析

道德代理人一词是国内环境伦理学界对西方伦理学概念moral agent的翻译,但此译法不妥之处有三:(1)moral agent是西方伦理学的基本术语,是指具有自我意识,能够进行道德认识、道德判断、道德选择和道德行为并承担道德责任的道德行为体,无代理之意;(2)西方非人类中心主义环境伦理学家主张moral agent包括人和部分高等动物,故moral agent不能译为道德代理人;(3)道德行为体(moral agent)与道德关怀对象之间的关系不是代理关系。     

质疑非人类中心主义环境伦理学的内在价值论

非人类中心主义环境伦理学认为自然具有内在价值 ,并试图通过价值客观主义和泛主体论来提供理论证明。可是他们的证明并不成功 ,因为价值并不是自然物的客观属性 ,非人存在物也统统不是什么“价值主体”     

谁之权利?何以利用?——基于整体生态观的动物权利和动物利用

"谁之权利?能否利用?",这是长期以来人类中心主义动物利用观和非人类中心主义动物权利观两大理论阵营的争论焦点。本文试图在厘清动物权利与动物利用理论源流与纷争的基础上,积极寻求人类中心主义与非人类中心主义在动物利用方面的共识,以整体生态观构建动物利用的伦理基础,并以此为基本立场和理论逻辑,提出考量动物权利与动物利用的三个基本原则:内在价值与工具价值的平衡,人类权利与动物权利的双重考量,现实需要与理想诉求的适度结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