追寻文脉的画迹——王刚的绘画材料和绘制方法实验

用新材料表现画面形象是当代绘画的热点之一,这方面的探索者不乏其人,但王刚从刻画形象的精神出发大胆借鉴中国古代石刻、陶器上的造型意味,以最平实的媒介塑造社会最底层的人群,使新材料与形象浑然一体,创造出一种极具冲击力的视觉效果,对丰富当代绘画语言做了有益的尝试。     

五台山佛光寺唐代彩塑的人文内涵及遗产价值

佛光寺彩塑的塑造,有着复杂、厚重的皇家背景。佛光寺唐塑和东大殿木构建筑共同物化和象征着唐代社会的精神和气度;佛光寺唐塑主像的组合,体现了朝廷对佛教的认识和意图,具备了中国古代皇家道场的基本功能和特征;佛光寺唐塑艺术造像是唐代社会文化、风俗时尚的物质凝结,也是晚唐艺术潮流乃至哲学、宗教思想在佛教造像中的典型体现;具有独特审美意蕴的佛光寺唐塑,是后人很难攀顶的一座艺术山峰。     

论中国古代士人的使命感

中国古代的士、士人即是知识分子、知识阶层,他们是中国古代社会基本价值、准则(道)的坚守、维护者,因而具有自觉的使命感、责任感,以“任重道远”自策、自勉.中国古代士人的使命感、责任感主要表现在文化传承、社会批判、道德教化、匡救社会危机诸方面.中国古代士人的使命感、责任感为近代以来的中国知识分子所继承,但与古代传统士人相比,中国近代以来新型知识分子的社会使命感、责任感又有了新的内容、要求.     

《易经》:早期儒家的形上学与意识进化学

相关资料初步表明,在中国古代,客观地把握人性及人与宇宙交互作用的自觉与努力业已发生。本文试图阐明《易经》的思维理路,借此思维理路,《易经》不仅塑造和影响了早期儒家形上学,而且也塑造和影响了诸如意识研究,尤其是意识学之类的当代研究领域。《易经》的发展及其在西方的传播,正说明了这一点。意识学研究人性,思考存在的其他领域。在这些方面,意识学与《周易》是相通的。将意识学同中国古代思想相比较可以看出,我们现在所研究的意识学在中国古代思想中早已有之。基于这一历史事实,我们有必要在意识学的起始处研究意识学。在意识学研究中,意识进化学是一个不可或缺的、必须进行研究的内容。我们可以通过《易经》来探索意识的进化。     

多维视角下的中国古代社会“礼法共治”模式

中国古代国家和社会治理一直实行“礼法共治”，与西欧及其他许多地区的“教法共治”形成鲜明对照。唐以后六部的位次、古代各朝正史中“礼”“刑”类“书”“志”的次序、比例等，都是中国古代重“礼治”的表征。中国古代“礼法共治”思想的形成，与小农经济占主导地位、大一统政治体制建立、宗教的社会功能偏弱、信奉人性善理论等有关。挖掘中国古代“礼法共治”模式中的合理成分，有助于在当代国家和社会治理中加强个人心灵自治、家庭自治、地方自治、社会自治的功能，完善国家和社会治理体系，促进社会和谐发展。     

试论古代医生的职业形象

由于医生职业的特殊性,人们常常把医生的形象定义为救死扶伤、无私奉献的"白衣天使",身先士卒、舍生忘死的"白衣战士",富有知识、值得信赖的"健康卫士"。通过研究古代医籍文献中关于古代医家对医生职业形象的认知,从职业精神、职业行为和外在形象三个方面为当代医生职业形象的塑造提供启示和借鉴,使医生回归医学的初心,竭尽全力除人类之病痛,助健康之完美。     

古代人格心理学的发展与传统的社会心态

西方是现代人格心理学的故乡,中国古代也有丰富的人格理论思想,从先秦时期开始古代的思想家们就开始了对人性的探讨,并提出很多有价值的人格理论思想,但在后来的发展中表现出很大的历史继承性。社会文化心态是指特定人群或个人在一定的社会文化形态中长期形成的对某些事物的心理反应和处置方式,文化决定了人格,影响并反映在社会的心态上,人格理论的发展与社会心态是一种相互影响和相互制约的关系,本文主要从古代中国所孕育出的四种典型的社会心态来探讨社会文化心态是如何制约人格理论的发展。     

“关心自己”的主体——福柯晚期伦理思想及其女性主义应用

通过研究古代希腊罗马社会的重要伦理思想——"关心自己",福柯提炼出一条与现代主体形成模式完全异质的主体化模式。在其中,个体能够通过改变自身,获得关于与其所生活世界之关系的"精神性知识",并根据这种"知识"进行开放式的修身实践。同时福柯结合现代人的境遇,提出现代个体能够通过持续批判自身与由知识—权力机制组成的现代社会之间的关系,形成属于现代人的修身实践。当代女性主义充分吸取福柯晚期伦理思想,提出性别研究也应积极地回到女性经验构成的历史中,持续批判女性与男权权力机制之间的关系,并藉此塑造基于女性现代体验的开放的修身实践。     

论企业伦理品牌的塑造

企业伦理品牌是企业伦理价值积淀、凝结形成的独特社会资本,是基于技术品牌、质量品牌、服务品牌、信誉品牌等形成的综合价值体系,也即是在伦理行为方面因广具社会声誉而形成的品牌.伦理品牌是企业品牌的基础,伦理品牌的塑造已成为提升企业竞争力的关键因素,塑造企业伦理品牌,是企业步入文明发展阶段的重要标志.塑造企业伦理品牌的方法包括培育企业的伦理精神,加强企业自身的伦理特色建设,勇肩企业的社会责任,重视公共活动的参与,加强与社会公众的沟通等.     

从巩义石窟寺飞天造型看佛教的中国化北大核心

巩义石窟寺的飞天造像主要以单体造型呈现,在体型比例与动势展现上格外协调,并在形象塑造上吸纳了中国古代绘画“以线造型”的核心表现方式,体现了南北朝时期中外艺术交流以及佛教中国化渐进过程的典型特征,是佛教中国化的艺术见证。     

传统家训消费伦理观的现代审思

传统家训消费伦理是中国古代社会特定的政治经济文化因素综合作用的产物。在古代社会它曾对提升人们的道德水平、调节社会经济生活中的矛盾、稳定家庭和社会的秩序起过积极的作用。在现代社会,它对于推动中国特色市场经济的建设及和谐社会的建构,对于既有民族特色、又具时代意义的现代消费伦理观的建构,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     

宗教宽容:对中国古代宗教的一种误读

学界关于中国古代存在宗教宽容的看法是对中国古代宗教兼容的误读。中国古代宗教之所以长期存在多神兼容现象,乃是宗法社会、原始思维与专制政治这三大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而真正的宗教宽容是社会文化具有宽容精神的产物,它需要自由、平等的价值支撑与民主、法治的制度保障。由于中国古代的宗法专制与政治专制并不具备这样的社会条件,故不可能培育出真正的宽容精神,也不可能产生严格意义的宗教宽容。     

利玛窦佛教观的日本来源及其在中国儒家上的应用

从16世纪起,西方传教士就试图理解佛教。最早,他们认识了日本佛教,而他们对日本佛教的理解塑造了他们对亚洲其他地区佛教的理解,更旁及对其他宗教及学派的理解。因此,利玛窦关于中国佛教的理解不仅仅在他跟中国僧侣的来往中被塑造起来,并且也受到了在日本传教的其他耶稣会士的深刻影响。利玛窦按照范礼安的思想框架来理解中国佛教,并且采用同一个框架来理解宋明理学。不过,对中国古代儒家,利玛窦摆脱了这种框架,形成另一种理解。     

十诫的文本结构及其划分

十诫的文本结构与形式深受古代西亚诸法典的塑造与影响。本文探讨十诫之具体诫命的不同分法与解释,表明了不同的基督教信仰群体与流派,基于不同的神学立场,作出各自的宣称,也表明了十诫文本的历史性与开放性。十诫是历经流传过程的产物,融合了不同的传统。     

中国古代经典的社会和谐之论

社会转型时期,各种社会问题不断出现,人们转而寻求古代经典中的智慧.中国古代的先哲们对于如何维护社会和谐,如何建设各种和谐人际关系,提出了可资借鉴的主张,对于当今时代建设和谐社会,具有一定的积极意义.     

中国古代社会救助措施的历史作用与启示

中国古代对老年人和鳏寡孤独等无助群体,以及贫困无以自存的居民所采取的不同形式的社会救助措施,有效地缓和了封建社会的阶级矛盾,对于维护封建统治发挥了重要作用。学习和研究中国古代社会救助措施,调整资源合理配置,建立科学有序的救助举措,完善合理的社会保障制度,实现社会公平,维护社会稳定,对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具有重要意义。     

大众媒介偶像塑造中的道德缺位及其对策

偶像能够产生道德教化和凝聚精神的作用,然而现代社会,大众媒介在塑造偶像时忽略了偶像的精神功能和道德功能,偏重偶像娱乐功能,热衷塑造娱乐偶像,较少塑造道德偶像.在塑造娱乐偶像时也忽视对道德人格的塑造,致使偶像塑造中出现严重的道德缺位.大众媒介应承担道德责任,倡导追求道德理想,重塑偶像道德人格,并积极宣传道德英雄,从而解决偶像塑造中的道德缺位问题.     

企业公民与和谐社会心态塑造

和谐的社会心态是和谐社会建设的精神基础.企业公民观的确立,是企业社会责任承担的内涵要义和逻辑起点.在塑造和谐社会心态的过程中,企业具有其他社会组织无可比拟的地位和作用.企业在树立企业公民观、构建社会支持系统、完善EAP制度等方面,均可塑造和谐社会心态.     

“〔澳门03〕中国实学研讨会”综述

实学是中国儒学发展过程中形成的一种学术思潮和理论形态 ,曾经对中国古代文明的发展产生过积极影响。进入近代社会 ,实学成为中国古代文化向现代文化转轨的中介和桥梁 ,对于中国文化的近代化起了重要的促进作用。明中叶以后 ,中国实学远播朝鲜、日本、越南等东南亚国家 ,因此实学也是一门在东南亚各国广具影响的国际性学问。古代实学家所倡导的“事实求是”、“崇实黜虚”、“经世致用”、“兴利除害” ,对于现时代的文化建设和民族精神的塑造 ,仍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自上个世纪 80年代以来 ,中外学者就中国实学问题展开广泛、深入地研究 …     

“伦理本位”与“乡约重建”——梁漱溟对古代政治传统的现代转化

梁漱溟从政治制度与实践层面探索了古代政治传统的现代转化之道。在传统政治特点的总体研判上，梁氏认为传统社会是伦理本位的社会，社会礼俗形构了古代社会的基本组织。在传统政治现代转化的具体理路上，梁氏探索了从乡村建设入手重建社会组织的实践方案。梁氏分析传统政治、探索现代转化始终着眼于传统的现实面相。虽然他的政治改造方案与当时中国的社会实际之间仍有一定张力，但他注重伦理情谊、强调价值引导等主张凸显了古代中国社会治理的鲜明特色，对当代中国社会治理具有一定启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