吕澂与汤用彤佛学研究方法论之比较——以1944年吕澂评汤著《审查书》为主要视角

吕澂于1944年为汤用彤著《汉魏两晋南北朝佛教史》撰写《审查书》，其中对汤著之种种学术观点和基本方法思路多有批评，2012年此文被再发现，后予刊布。通过对勘吕澂、汤用彤在有关问题上的各自论述，并比较吕澂早期和后期看法的某些区别，可见二家早年的种种相异观点之形成原因，实出于所持佛学研究方法论不同所致，吕澂之说多基于教内学者的“判教”立场，汤用彤治学则取历史主义之客观立场。吕澂在学术生涯的后期思想有所转变，有关论析更见公允得当。     

翻译英文印度哲学史资料的计划

整理说明:汤用彤的学术成就以印度哲学和佛教史成果最为突出,并籍此确立了他在国际学界的崇高地位。汤用彤的印度哲学研究是其中国佛教史研究的准备工作,对于他的全部研究具有基础性的关键作用。他不把佛教看作孤立的文化现象,故而在治中国佛教史之前,先研究印度佛教和印度哲学史。     

汤用彤魏晋玄学研究中的杨朱思想

杨朱思想在《列子》中有重要位置。汤用彤本人并不直接讨论杨朱,但他在魏晋玄学研究中,将体现杨朱思想的《列子》和对杨朱思想(包括《列子》)有特别诠释的张湛,放在魏晋玄学发展史上来看待,并给予特殊的位置。如果说汤用彤奠定了中国学术史从哲学角度解释魏晋玄学的方法,那么观察和分析汤用彤对张湛、《列子》、杨朱思想的解释,可以看到汤用彤如何用一种哲学的方式重新解释杨朱思想。在本文讨论中,将首先梳理汤用彤魏晋玄学学术史,来看汤用彤如何将杨朱(《列子》、张湛的注解)思想重置;其次,更着重分析汤用彤在玄学史上重置杨朱思想的哲学做法:摆脱儒道释的绝对分隔,进入各家对人性、生活态度等的哲学思考,力图说明杨朱(《列子》、张湛注)有超越三家、并同时对三家思想资源有吸收及发挥的哲学意味;再次,汤用彤对杨朱(《列子》、张湛注)问题分析的哲学做法,重新回到学术史是他不仅在魏晋玄学史上给予杨朱(《列子》、张湛注)特殊位置,更认为杨朱(《列子》、张湛注)对后来的宗教及哲学发展有影响。     

荆州官学与三国思想文化

汤用彤先生曾指出了荆州学术对王弼玄学形成的意义,实属不刊之论。(《汤用彤学术论文集》,中华书局1983年版,第265页。)如果从当时可见的直接作用着眼,荆州官学无疑为三国鼎立时代所普遍出现的黄老形名加古文经学的过渡文化形态,作了人材上和思想上的准备。尤其对魏、蜀两国,影响十分明显。这是因为,在当时长期的战乱中,荆州官学作为一个稳定的学术中心,对汉末思想解放运动之文化成果的进一步发展,起了薪尽火传的作用:它萌发着新的学风,培养着新一代学子,并不断与周边地区进行着频繁的学术交流,最终分别融入三国文化的发展之中。     

“纪念汤用彤先生诞辰百周年学术座谈会”侧记

今年是国学大师汤用彤先生百年诞辰。为了纪念这位享有崇高学术地位的学者,北京大学于8月14日举办了隆重的学术座谈会。汤用彤,字锡予,生于1893年阴历6月21日,祖籍湖北黄梅。他“幼承庭训,早览乙部”,奠定了厚实的国学基础。1911年     

纪念汤用彤先生诞辰百周年学术座谈会在北大召开

8月14日,纪念汤用彤先生诞辰百周年学术座谈会在北大隆重召开。季羡林、张岱年、任继愈、邓广铭、周一良、以及冉云华、郭文夫等来自大陆、北美、台湾的近百位著名学者出席了座谈会,北大副校长代表北京大学致辞。汤用彤先生是中国现代学术史上少数几     

论“学衡派”的理论倾向

学衡派是诞生于上世纪20年代,以《学衡》杂志为平台、由具有共同学术立场的知识分子群体构成的一个具有文化民族主义色彩的学术流派。它的主要代表人物有梅光迪、吴宓、胡先骕、柳诒徵、刘伯明、汤用彤、缪凤林、景昌极、林损等。虽然学衡派成员的思想各有不同,但却具有一些     

人文学术研究的丰碑--简介《汤用彤全集》

２０世纪我国人文学术大家屈指可数，其中，汤用彤先生是学术界公认的学术大师之一。 汤用彤先生（１８９３—１９６４年）于１９１１年考入清华学校，１９１８年赴美留学，主修哲学，并学习梵文、巴利文。１９２２年回国，在多所大学任教。１９３０年出任北大哲学系教授，此后一直没有离开北京大学。１９４６年任北大文学院长，１９４９年出任北大校务委员会主席，１９５１年后到他逝世一直担任北大副校长。 汤先生对中外哲学有精湛的研究，在北大开出的课程有：中国佛教史、魏晋玄学、印度哲学史、西方哲学史。欧洲大陆理性主义、英国经验…     

叔本华天才哲学述评

著名哲学家、中国佛教史家汤用彤先生在20世纪20年代初留学美国哈佛大学时,曾用英文写过数篇课业论文。其中一篇作于1921年1月17日,详尽评述了叔本华天才哲学,对我们研究西方哲学史以及汤用彤本人的思想发展有较高参考价值。     

荆州官学与三国思想文化

汤用彤先生曾指出了荆州学术对王弼玄学形成的意义，实属不刊之论。（们为用彤学术论文集》，中华书局1983年版，第2既页。）如果从当时可见的直接作用着眼，荆州官学无疑为三国鼎立时代所普遍出现的黄老形名加古文经学的过渡文化形态，作了人材上和思想上的准备。尤其对魏、蜀两国，影响十分明显。这是因为，在当时长期的战乱中，荆州官学作为一个稳定的学术中心，对汉末思想解放运动之文化成果的进一步发展，起了薪尽火传的作用：它萌发着新的学风，培养着新一代学子，并不断与周边地区进行着频繁的学术交流，最终分别融入三国文化的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