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核心价值观视域中的社会风尚

社会风尚作为一种社会公共产品,是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知行场域"。以核心价值观为视域,在科学辨识、理性审视当代中国社会风尚的内涵元素、现实问题的基础上,提出将构建"共享风尚"作为未来中国社会风尚的一种理想境界,构成本文探讨的思想基础、认知视野和价值指向。     

中国传统诚信观的特点及其现代意义

本文分析了中国传统诚信观中关于“诚信”的基本内涵和要求。“诚信”是一个伦理学意义上的完整范畴 ;同时“诚”与“信”又是两个分别有着不同含义、相对独立的范畴。中国传统诚信观在历史发展的过程中 ,形成了重视和要求实事求是的精神 ;重视诚对信的根本制约关系 ;重视和要求对善的不懈追求 ,寻求诚信的正当等特点。这些特点使它在现代社会生活中仍然具有重要的继承和借鉴意义。     

中国传统诚信观的演变及其特征

中国传统诚信观在春秋以前萌芽,形成于春秋至战国时期,秦汉时期被规范化,宋明时期具有强烈的哲理化倾向,到明清时期走向了实用化的道路.中国传统诚信观具有强烈的自律倾向、浓郁的情感色彩和单向的道德义务的基本特点.     

中西诚信观的比较及其启迪

诚信在中西方都得到普遍的重视 ,其内涵也基本相近 ,但也存在着明显的差异。这既有社会历史方面的根源 ,也有思想文化上的原因。中西诚信观各有长短 ,新型诚信观的建构和我国诚信社会的建设 ,应将二者结合起来 ,吸取中国传统诚信观重自律、重人格信任与西方诚信观重他律、重契约信任的合理因素 ,从建立完善的企业信用机制和个人信用机制、加强现代诚信观的宣传和诚信意识的养成教育等方面入手 ,打造“诚信中国”。     

汉代诸子学与汉代学术--兼评《汉代诸子与经学》

“合”是汉代诸子学的一个重要特点,但是“合”不是“大杂烩”,而是指各家彼此渗透、相互吸收和融合。正是这种思想的整合以及在整合基础上的发展,才形成了汉代诸子学“多元一体”的特征。两汉时期的政治社会因素不仅为诸子之学的发展提供了社会土壤。还直接影响诸子学的发展方向,使汉代诸子与先秦诸子有截然不同的表象,在两汉历史发展过程中明显表现出阶段性特征。     

汉代儒学与中医理论的互动共建

古代中国由来己久的天人之学在汉代达到了空前绝后的盛行,阴阳五行学说成为学术思想的方法论.董仲舒用阴阳五行构建了社会伦理的秩序,<黄帝内经>用阴阳五行搭建了人体生理的联系.他们在以阴阳五行作为方法论以构建各自思想的同时互相推动了阴阳五行学说的发展和完善.     

齐文化与汉代经学的今古文之争

齐文化在汇入中国传统文化“多元一体”的文化体系之中后,以新的形式和形态继续向前发展。齐文化在中国传统文化全面整合之后的流变之一是与秦汉时期的经学合流,形成了齐派经学。本文就汉代经学的今、古文之争的历史背景、汉代经学的今、古文之争的概况以及齐文化对今古文之争的影响等方面试作论述。     

汉代裸体绘画艺术研究

裸体艺术是指人以本来面貌,以其特有的意蕴,通过人类思维转换,用双手复现在不同载体上的艺术.人类最早表现自己的艺术就是裸、袒、露的,而且,蕴涵其中的单纯而强烈的情感也如他们的身躯一样地赤城坦荡.在原始时代中国已出现裸体艺术,汉代已有裸体写生和裸体模特.与西方古罗马时期的裸体绘画艺术相比,由于国家制度、社会环境、文化背景的不同,两者对裸体艺术亦有着不同的表现与审美特征.     

汉代道教术数侧论

道教产生的重要学术背景,就是汉代术数学的兴盛以及黄老道家、神仙家对术数学的传承和吸收。汉代道教术数的形成,经历了术数道教化与道教术数化的双向进程。汉代黄老道家与汉末天师道对《道德经》诠释的术数化,《太平经》关注社会政治的术数学,与《周易参同契》关注炼养的术数学,均在不同维度、不同意义上促成了道教术数的产生。从这个意义上来说,道教术数不能简单地形容为杂而多端,而是一个有着内在逻辑的概念。汉代道教术数的产生造成了多向度的社会影响,其最直接的意义,是塑造了道教自身的宗教形态。     

论汉代交友之礼

朋友在个人的成长过程中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朋友之间交往要以礼相待,汉代人们交友之礼主要体现在真诚守信、礼让互谅、规过劝善、不论贫富贵贱、友爱互助、患难与共等方面,了解汉代交友礼仪,对于当今社会如何促进人际关系的和谐具有启迪和借鉴意义。     

汉代私营手工业的商品生产述论

汉代私营手工业的商品生产 ,遍及当时所有的手工行业 ,在汉代手工业中占有主导地位。汉代私营手工业以小生产为主体 ,农民家庭手工业在私营手工业中占主导地位 ;部分私营手工业已使用雇佣劳动 ,已有商品竞争意识。技术进步使汉代私营手工业区域性生产出现新的特点     

诚信与医德建设

医疗行业的信用危机是职业道德建设中的突出问题.诚信是职业道德建设的灵魂.诚实守信是医务人员必须遵守的基本准则.信息公开和建立诚信档案是促进医德建设的有效途径.     

论汉代孝德教育

"家国同构"的社会结构是汉代孝德教育的内在基础,"独尊儒术"的文教政策是汉代孝德教育的外在保障,浓郁的孝文化背景为汉代孝德教育奠定了坚实的民众心理基础。汉代孝德教育的基本途径包括以下几个方面:通过《孝经》的推广传授孝德理论;通过选官制度诱导人们崇尚孝德;树立孝行榜样,为人们践行孝德作出示范;加强民间教化,形成崇孝风俗。与历史上其他朝代相比,汉代孝德教育具有以下特点:"移孝作忠"——浓厚的政治性和官方色彩;纲常化与神秘化倾向初步显现;孝德教育的基本模式得以确定。     

论汉代法律思想与法律制度的变革

在汉代,法律思想与法律制度均发生了重大变革,这一变革奠定了“中华法系”的基础,儒家道德思想从此成了中国传统法律文化的主流。汉代的法律变革主要表现为两个方面,一是道德的法律化,二是法律的自然化。前者是针对法家“不道仁义”即排斥儒家道德的立法思想和汉代的“非礼之法”──《汉律》而进行的一场变革,通过“引经决狱”和据经义编撰判例法典（如《春秋决事比》）以及通过“据经解律”而编撰法律解释著作（如郑玄章句）等方式把儒家道德精神引入司法和立法领域,从而改变了汉代法律文化的风貌。后者是针对法家否定法律生活的自然根据的思想和制度而进行的一场变革,汉儒借鉴了“推天道以明人事”的思维模式,为汉代的法律生活赋予了神秘的自然根据,并由此开启了中国古代法律文化之自然化的传统。     

论经学与汉代"受命"论的诠释

汉武帝"独尊儒术"后,在政治理论上的一个最突出的变化,就是经学"受命"论的确立.根据董仲舒等人的诠释,汉代"受命"论的内容主要有两个方面:一是"受命"而王所应具有的种种标志和象征,如黄龙、麒麟、凤凰、甘露、朱草、灵芝等,这就是所谓"祥瑞"或"符瑞";二是当"受命"之君出现某些过失时,"上天"所采取的种种"警诫"和"谴告",如天变、灾害等,亦即所谓"灾异".汉代"受命"理论的确立,不仅圆满解决了汉王朝如何继统的法理性问题,而且标志着经学所推崇的"汤武革命"学说已为人们所认同,但同时它也是一把让汉王朝感到惴惴不安的双刃剑.     

《太平经》中的诚信观

《太平经》是道教最早行世的经典之一,出现于汉顺帝时(公元126-144年)。初由于吉授之宫崇,尔后襄楷、张角曾有此书。《太平经》一书共有一百七十卷,内容庞杂,主要是承继老子之道和传统的天神信仰,吸收阴阳五行说和仙家方术,运用神道设教的方式,宣扬天人合一及善恶报应思想,宣扬帝王统治艺术和封建道德观念,以实现“太平世道”为理想目标。①在《太平经》提倡的道德观念中,以“孝忠诚信”为天下大事。该书反复强调诚信的重要性,反对奸猾欺诈。本文拟从天道至诚不欺,诚信可以感动天地、至诚为善自有善报,诚信是衡量历代治乱的尺度、是维系社会…     

诚信的现代特征

随着我国社会的公共性转型和市场经济的确立,尤其是近年来在市场经济发展过程中所凸显出的由于诚信缺失而导致的一系列问题,诚信和诚信缺失的应对问题成为国内炙手可热的话题.诚信在我国传统文化中具有独特的内涵和特性,但随着现代社会和现代经济的不断发展,诚信在性质上呈现出去本体论、公共性、制度性特征,由此引发了现代社会诚信问题的诸多思考.     

论汉代孝伦理的刑法化

汉代统治者以孝治天下,将先秦儒家的孝伦理上升为国家的统治手段,并逐渐法律化。在刑法方面的表现就是对老年犯罪加以减免和存恤,对不供养父母、殴辱父母及王杖主、告发及诬告父母、强奸继母、非议孝行等不孝行为进行了严厉地处罚。这种孝伦理的刑法化为以后各朝法律所继承,尤其以唐律中的规定最为明显,也为我国现代法律和道德伦理的结合提供了极有利的借鉴。     

诚信与当代社会文明

诚信是社会三大明发展的共同要求。诚信化对于物质明的意义,一是对信用制度的支持,二是其渗透于经济活动中的诚信理念。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本质要求讲“诚”,以诚立信,以信见诚。政治诚信成为当代政治明一块不可缺少的化基石。诚信明是精神明建设的一部分,诚信自身建设如何,关系到精神明的建设。     

汉代言论罪的特点及其形成背景

汉代的言论制度一方面承袭并发展了秦代言论罪的基本类型;另一方面,统治者对言论的管控始终在偏松与偏紧之间摇摆,表现出一定的不稳定性。究其社会历史原因,乃是因为汉代言论制度是在总结秦代"二世而亡"教训的基础上,并在适应高度集权的专制体制需要的过程中形成的;而究其思想原因,则与汉代王霸兼用、儒法并举的政治思想紧密相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