游戏与对话──解释学哲学的原型

游戏与对话─解释学哲学的原型季桂保日常生活中的游戏一般指的是消遣行为或娱乐活动,游戏是游戏者的主观行为或意向活动。而解释学所指的“游戏”则具有不同的含义。伽达默尔明确地把“游戏”确定为“艺术作品的存在方式”,在真正的游戏活动中,起决定作用的不是游戏活动者的意志和愿望,而是游戏本身的目的和要求。如此,解释学关于游戏的思考就从游戏的主观反思转变为对游戏本身的存在方式的思考。游戏现象学所揭示的是艺术真理,它所展示的游戏已超出了艺术经验的范围,因而普遍适用于解释学哲学所涉及的全部真理领域,游戏乃是人类生活的一种基本职能,以致于缺乏这种因素的文化是不可想像的。游戏作为艺术作品的存在方式,成为包括历史经验和哲学经验在内的解释学理解的原型。游戏同时又是一种交往活动。解释学所探讨的理解根本而言就是一种作为交往活动的游戏,这种理解活动和交往活动本质上也就是人类的“对话”活动。同游戏一样,在真实的对话流动中起决定作用的不是对话者自我控制的个体意志,而是对话所指向的“共同论题”,这种“共同论题”最终促成了对话双方的相互交流。对话的“共戏”“共在”和“对谈”的结构要求对话者相互依赖、相互尊重,以开放的态度倾听对方所言。由此,从伽达     

什么是“解释学循环”

“解释学循环”的概念有相当长的历史,这个历史与作为一般认识理论的解释学本身的形成和发展紧密相关。需要解释神话中的形象,只是晚一些时候,才是需要解释古老的经文和历史性文件,刺激了对解释的特有的原则与方法的各种探索。后来这些原则和方法,其中包括“解释学循环”的原则,事实上为一切研究解释学分析的人所利用。但是作为哲学解释学的主要的方法论概念的“解释学循环”,     

戴震哲学方法论新探——以“解释学循环”为视角的观察

利用"解释学循环"理论来考察和评论戴震的哲学方法论,学界已有之阐述还存在层次不明和理解偏失的问题。通过梳理和区分"解释学循环"的三重含义,以此对照考察戴震的哲学方法论论述,可知其一方面有与现代哲学解释学相通的地方,另一方面亦有自身的不足。更为重要的是,经过对比,戴震哲学方法论的合理价值、独有特色及其不足,亦得以明白彰显。     

论伽达默尔对实践哲学和解释学的融合

对实践问题的思考贯穿了伽达默尔整个学术生涯,构成了他哲学思想的起点和归宿。实践哲学不仅影响了他的哲学解释学思想的形成,而且他还将哲学解释学应用于实践问题,发展出解释学的实践哲学。实践哲学和解释学在他的思想发展中是一种互动的、相互启发的关系。他对实践哲学和解释学的融合,可分为三个阶段。早期他通过对柏拉图的政治思想研究关注到理解和相互理解问题,此外海德格尔对《尼各马可伦理学》的阐释使其注意到实践智慧概念。在中期的代表作《真理与方法》中他通过实践智慧概念阐明解释学的应用问题。后期他通过将哲学解释学应用于对现代社会的反思,寻求对实践合理性的理解,希望以此来引导人们的生活,避免技术文明对人造成的异化。对实践哲学和解释学的融合体现伽达默尔作为一个人文知识分子的现实关怀,对于我们思考现代人的生存处境具有重要启发意义。     

伽达默尔论艺术作品的存在与诠释学的真理

伽达默尔拒绝从审美体验开始他的艺术诠释学考察,而把焦点方放在艺术作品的存在方式上,以此他希望恢复艺术经验的真理要求。在他看来,艺术作品像游戏一样,以实际发生在那里的方式存在;在作品中真理作为无蔽而发生并敞开存在的意义。此外,艺术游戏的重复发生形成可重复的结构,它对参与者发挥着主宰作用;在另一方面,可重复的结构只存在于具体发生之中,它把其中新的因素融会进自身之中,从而得到充实;这种充实是通过理解的有限视域的融合而实现的,因而结构是可变的,并且并不趋向最终目的。这种既敞开又充实的真理在艺术作品中的发生有赖于摹仿。在这一背景下,文章集中讨论伽达默尔的摹仿概念。文章指出,伽达默尔强调摹仿不是盲目的复制,而是借再现来实现的创造活动,它把关于现实的本真理解呈现在那里。这正是诠释学真理的发生,借此过去和未来得到中介。作者着重阐明伽达默尔的如下意图,即突显摹仿抵制抽象的力量——摹仿通过创制新的存在而使先前的东西来到自己被呈现的存在,并借此被提升到自身更丰富更真实的存在,而如此被创造的存在整体拒绝任何方法论的简化和区分。     

伽达默尔论人文主义传统与精神科学

伽达默尔认为:人文主义传统与精神科学具有密切的联系。无论是在方法上还是在真理源泉上,人文主义传统对精神科学的形成与发展都产生了重大影响。试图用自然科学方法论规定精神科学所遭遇到的困难,表明了精神科学及其自身研究方法的独立性,而从人文主义的四个核心概念对精神科学的特殊性质和真理源泉进行的论述,又表明了精神科学是植根于人文主义传统之中的。     

时间距离的解释学意蕴

让我们首先考虑一下解释学是如何着手它的工作的。由于解释的条件植根于传统,这对于“理解”导致了什么结果呢?我们在这里想起了这条解释学规则:我们必须根据细节来理解整体,而又必须根据整体来理解细节。这条原理源于古代的辩术,现代解释学则接受了它并把它应用于理解的艺术。在两种情况中它都是一种循环关系。对意义的预觉(在这种预觉中,整体得以被想象)能成为昭然的理解,乃是因为被整体所规定的各个部分本身也规定着这整体。     

康德的综合和分析概念

先天综合判断如何可能的问题是康德《纯粹理性批判》的基本问题。可能性问题是先验真理问题,而综合正是回答先天综合判断真理问题的关键。本文对康德综合概念的四重含义进行了考察,它们是逻辑学的综合概念、认识论的综合概念、方法论的综合概念、存在论的综合概念。本文对相关的分析概念进行了连带的考察,但是同时指出综合概念是整个批评的基石和线索之所在。     

研究社会主义民主的方法论原则

恩格斯曾指出:“一切社会变迁和政治变革的终极原因,不应当在人们头脑中,在人们对永恒真理和正义的日益增进的认识中去寻找,而应当在生产方式和交换方式的变更中去寻找……”这是历史唯物主义告诉人们的研究一切社会问题的最基本的方法论原则,也是我们今天再认识民主问题的最基本的方法论原则。建国以来,我国社会主义民主的建设,经历了曲折发展的过程,从方法论上看,它正反映了我们过去对历史唯物主义的方法论原则存在着不少片面的、以至错误的观点。这主要表现在以下三个问题上:1、如何正确理解社会生产力对社会主义民主的根本决     

何谓“解释学”?

亚里士多德在《动物志》(第2卷第8页)中陈述了人类语言两个不同的任务:它“说明”和“指出某物”。因此,解释学(Hermeneutik)就是说明的学说,理解的学说。解释学常常被说成解释的学说(也被称之为解释的艺术)。解释学是作为解释的总理论来用的。解释学常常同基督教教义密切相关,同时使解释学历史性的概念有意识地同天主教的传统概念对立起来。在基督教教义里,被强调的是解释学的注解作用。 1625年,J.克劳伯吉尤斯(Johannes Clau-     

解释-理解争论的历史回顾

为了给历史科学的或者更一般地讲,“精神科学”的方法论的自由性主张提供一个认识论基础,J.G.德罗伊森的《历史概论》(1858)和狄尔泰的《精神科学引论》(1883)首先把“解释”和“理解”作为专门的术语进行了区分。与被认为是以因果解释和定律论解释为基础的自然科学相反,历史学和精神科学被认为是以作为“理解的艺术学”的解释学为基础的(施赖伊马赫,A.伯克)。这个两分法尤其针对的是较老的唯科学论实证主义的方法论还原论(即     

现代诠释学及其重建之我见——《现代释义学原理及其合理重建》质疑

众所周知,解释学在西方可谓源远流长,从古希腊经中世纪直至近现代,经过若干发展阶段,终于演进为现代西方哲学中一个引人注目的流派。而在中国传统哲学、文化的发展演变及其研究中,也存在理解和解释问题,比如有的论者就注意到了中国的“释经传统”与西方解释学的异同,“释经传统”与中国古代哲学发展的关系问题。鉴于这个问题对于哲学研究和文化发展的重要性,本刊陆续刊登了一些有关解释学的介绍与研究的论文,并于1990年第1期开辟了“关于理解和解释问题的探讨”的专栏。为了把这一研究提到新的水平,需要我们运用科学历史观结合中西文化的研究对之作出更深入的探讨。为此,一个至关重要的环节是:如何把解释学发展中提出的问题转化为我们正面研究的对象,对这些问题作出科学的回答,以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哲学。这其中有诸多课题值得进一步探讨,例如:现代解释学提出的所谓“解释循环”、“时间间距”“合理成见”、“理解与解释的本体论、方法论”等等实质上都是些什么性质的问题;如何科学地解决理解和解释中的客观性与主体能动性的关系问题;一定时代人们的理解和解释同他们的社会生活实践有怎样的联系;如何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开展西方解释学和中国古代“释经传统”的比较研究;怎样使包括现代解释学在内的现代西方哲学各流派的研究从以介绍为主尽快转向改造和创新,等等。显然,这些问题都带有跨学科的性质;因而,加强哲学内部各分支学科之间、哲学与其他相关科学之间的学术交流与合作,加强理论工作者与实际工作者的联盟,对于推动有关方面的研究乃至整个哲学事业的发展,就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了。     

科学隐喻:“超逻辑形式”的科学凝集——论科学隐喻的基本原则和表现形态

随着“语言学转向”、“解释学转向”及“修辞学转向”的不断演进,人们对隐喻的认识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隐喻在自然科学中的方法论地位越来越受到科学哲学家和科学家的重视。科学隐喻不仅以一种“超逻辑形式”的科学语言被广泛使用,而且以一种“超逻辑思维”的研究方法处处可见,所以,可以说科学隐喻是科学语言和研究方法的高度统一,是语言形式和思维形式的高度融合,是一种“超逻辑形式”的科学凝集。本文探讨隐喻在自然科学中应用的基本原则和具体表现形态,从方法论和语言学的角度论述科学隐喻的显著特征,是对“科学隐喻”的进一步补充和挖…     

文化承认的伦理和政治:对批判理论的批判

本文以利科对承认问题的思考为方法论框架,考察批判理论在关于承认与礼物关系方面所具有的局限性。作者将为承认而斗争的概念追溯到黑格尔和科耶夫的作品中,并以此为出发点,引入了法国人类学家马塞尔.莫斯的礼物哲学思想,以挑战前者的斗争承认哲学。但是斗争承认和礼物交换概念在解决文化冲突和交流的问题中存在着一定的局限性——还是以文化主权、竞争性为特征。在利科的解释学视域下,我们应考虑到人类的弱点和基本的伦理责任,用一种不求回报的礼物概念取代传统的承认概念,以达到对文化间他者的理解和感激。     

不能否认价值真理

《哲学研究》1985年第9期发表了袁贵仁同志的《论价值真理概念的科学性》一文,把“价值真理”问题的讨论向前推进了一步。同期发表的薛克诚同志的文章对“价值真理”提出了异议,认为承认了价值真理,就没有了客观真理。 我认为,薛文的推断是不能成立的。价值真理首先必须是客观真理。真理是科学性(即客观性)和价值性的统一。真理之所以是真     

科学价值观的培养在思想政治工作中的地位

人类的实践活动是受两大原则支配的,一是真理原则,一是价值原则。所谓“真理原则”,是指人们在实践活动中为了取得预期的目的,必须依据对客观事物及其规律的真理性的认识从事活动,才有可能在实践中取得成功。     

伽达默尔与德里达的一次对话

1981年4月,在巴黎歌德学院举行了“本文与解释”的专题讨论会。出席者中既有德国当代解释学宗师伽达默尔,又有法国后结构主义解构学派巨擘德里达。由于当代在世的哲学大家(尤其是分析哲学以外的哲学家)进行真正学术意义上的面对面“交锋”似乎还是一个不成文的禁忌;由于解释学和解构哲学已成为西方在分析哲学之后影响日渐扩大的两门“显学”;由于这两支同源于欧洲大陆哲学传统而又俨然成为对立的潮流在许多立场上既迥然有别,又相互纠缠,人们对这两位哲学家的第一次学术“对话”怀有特殊的期望和兴趣。伽达默尔在会上作的长篇演讲中,将法国当代哲学思潮称作对自己的“真正挑战”,他提出了与德里达针锋相对的海德格尔解读,并声称德里达将解释学置诸形而上学范畴之下其实是一个错误,哲学解释学并不依赖于任何“出场(现时)的哲学”。德里达在后来的讨论中,则对伽达默尔视为理解之先决条件的立场(即每一对话的参与者都怀有乐于理解对方发言的“善良意志”)并提出质疑,坚持自己对解释学是一种形而上学的批评,并阐述了解构哲学的独特主张。德里达的质询与伽达默尔的答复围绕解释与本文问题上双方的一系列对立如理解——非理解、内在——外在、连续——中断、真理——非真理等而展开。问题还不仅仅在于对话的内容,同时也在于这一形式本身就是一个关于对话、理解与解释的复杂个案,它同样给了我们许多与理解和主体间交流有关的提示,譬如最根本的,一种分别出自解构和解释学立场的真正相互交流是否可能。所以,诚如有的西方学者所指出的,这次对话的重要性不仅在于已说出的那些方面,还在于那些未曾说出的和未曾发生的方面。大标题为译者所加。     

解释学的任务

我采用的解释学的暂行定义如下:解释学是关于与“本文力(text)的解释相关联的理解程序的理论。我的主导思想是有关作为“本文”的话语(discourse)的形成的问题,在整个第二讲中我将详论“本文”的诸范畴。这样我们就有可能设法解决在第一讲中提出的中心难题——在说明和理解之间的那种在我看来是破坏性的分裂。设法在这两种态度之间寻求某种互补性的联系(而具有语义学根源的解释学一直倾向于使二者分离),将通过本文概念在认识论上表明解释学方向的转变。     

达米特的辩护主义真理观

达米特从反实在论出发,通过探讨真概念与语义理论的关系、真与意义的关系,提出了一种弱化的真概念。通过将真理理解为人们对于陈述句的一种辩护的能力,提出了一种辩护主义的真理观。主张把“语力”因素作为语义理论的支柱,把语句的真值条件与这种语言的使用实践紧密联系起来,体现了语言哲学中的语用学转向,也体现出解释学对分析哲学的影响和渗透。达米特的辩护主义真理观尽管存在理论上的缺陷并引起较大争论,但它以一种全新的视角来理解真理,在学术界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И.И.诺文斯基:《马克思主义哲学中的联系概念》

在第一章中(《联系问题在哲学史上的概况》)中,仔细地考察了联系概念在从古至今各哲学体系中的发展。在第二章(《考察的客观性是研究的基本原则》)中,作者给自己提出的任务是证明:“对联系这个哲学概念进行研究,首先要求确定它的客观意义。”这里谈到了保证人达到客观认识的客观前提;指出了那些制约着所谓认识的主观方面的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