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亚文化语境中的孔子形象——以近代日本为中心

中国儒学文化在东亚文明史上的影响,从古代直至近代乃至于当下,诚可谓绵延千年,蔚为壮观。然需要注意的是,东亚的近代化是在西学东渐的背景下发生的,在西学思潮的冲击下,东亚各文明都曾在不同程度上展开过对于以往以儒学文化为核心的传统文化的反思,且这种反思不仅经受了异质文明价值观的严峻挑战,更进一步与其自身文明所经历的诸如时局的变迁、观念的更迭等内部原因发生着直接的关联。作为儒学文化核心的孔子及其学说,自然无法脱离这一文化重建的历史大势而置身事外。本文所涉及的近代日本文化史上有关孔子形象的论说,便分别产生于近代日本的明治时代、大正时代、昭和时代等不同历史时期,为我们研究中国与近代日本的文化互动,提供了可资借鉴的启发。     

浅析严歌苓小说中的女性形象

认真研读和思考严歌苓作品中的女性人物形象,擐究作者怎样从女性形象入手,在不同的历史时代、文化环境中的人性,通过塑造性情各异的女性形象表明自己独特的价值判断,从而关怀人生。     

纯美而忧伤的极地精灵——解读迟子建小说中的女性形象

20世纪80年代,女作家迟子建带着她美丽而忧伤的北极村童话和中国北疆最原始的风景走上了文坛,给当代文坛注入了一股别样温情而感伤的气息。在她纷繁复杂的小说世界里,最引人注目的要数那些精心刻画的女性人物。迟子建一方面以充满诗意的叙述将她们描绘成从大自然中走来的纯美精灵,另一方面又感同身受着她们的忧伤,并以深邃的笔触探究着造成她们悲剧命运的原因,同时以其特有的叙述方式和故事建构消解着这种悲剧。     

以良好的形象传教

传教不光是主教、神父、修女的职责,也是我们教友的职责。我们以什么样的形象去传教?这是摆在现实面前的一个重要问题。大家都知道,传教不仅要靠言语,还要靠自己的行动。过去的那种习惯于在教堂里听主教、神父弥撒中讲道的形式,已经远远适应不了经济发达、讯息千变万化的网络时代。相反社会越是发达,经济越是繁荣,人的压力越来越大,思想的空虚,精神     

中国女性形象范式——以电视剧《戈壁母亲》中刘月季形象为例

30集电视连续剧《戈壁母亲》塑造了刘月季这一典型的普通妇女形象。这一普通农村妇女以她勤劳、善良、坚忍、宽容的优秀品德诠释了中华民族传统美德。刘月季这一艺术形象有着典型意义,可以说是中国千万个母亲形象的缩影。     

魏晋南朝志怪小说中的孔子形象

魏晋南朝志怪小说中的孔子形象既有保持本色的一面,也有濡染新风而变异的一面,具体表现为四个主要特点:保持了一个儒者的本色、流露了隐逸的思想情趣、保持了两汉圣人感应天意和先知先觉的神异光环、被从民间百姓的视角还原为平凡的人。其原因主要与这类志怪小说受到传统儒家思想、玄学庄风、两汉谶纬迷信之风的影响分不开,也是小说这种特殊文体规范的结果;此外,还可能受到佛教的影响。     

宋代易学中的数字五——以朱震为中心

宋代易学中,小衍之数、河洛中五之数、五方五位之数均与数字五有关。朱震所谓小衍之数,系叁天两地之数,其说主要承张载而来,小衍之名可能得自《关氏易传》或邵雍。朱熹所谓河洛中五之数,在关于叁两、大衍之数和体用结构的思考上与朱震小衍之数颇为相似,但更见系统深刻。朱震关于五位相得而各有合的理解,应当置于其所谓《洛书》而非《河图》中才能成立。从朱震的解释中,我们可以看到《易传》得与合的区别。     

大音希声，大象无形——中国主流大片中的国家形象

由于中国国力显著提升,中国的影响力不断扩大,在银幕上塑造中国大国形象,呈现中国精神、中国风范已成为中国向世界展示自我的一种有效方式。然而由于中国电影“社会主义性”的独有发展历程,使得中国主流大片在国家形象塑造方面存在一些固有的通病,比如部分主流大片中国家形象概念化,叙事时间设置非当下性等。以好莱坞为代表的美国电影在银幕上成功创造出“美国梦”和韩国影视“韩流”汹涌席卷整个亚洲乃至世界,为中国电影在国家形象的塑造方面提供了可鉴之处：中国主流大片中的国家形象应润雨细无声,正如大音希声,大象无形。     

典籍外译与国家形象——以《孙子·九地篇》中的英译个案为例

在以《孙子兵法》为代表的中国传统文化典籍对外推介过程中,难免会受到一定程度的误读,特别是当有翻译这一过程介入时尤其如此。本文从《孙子兵法·九地篇》一段文字的理解和翻译入手,探讨了文本解读的开放性与限定性问题,进而阐明在典籍外译与国家形象塑造二者关系问题上我们应持有的态度和立场。     

华南循道会的本色化之路——以二十世纪前期为中心的考察

经过半个多世纪的发展,到20世纪前期,华南循道会已经发展到相当可观的规模。从19世纪末开始,华南循道会就开始了建立自养、自治和自传的本色教会的尝试。在此过程中,英国传教士群体发挥了积极作用。他们既在传教实践中推动了这一趋势,也从理论上进行了认真论证。他们与英国循道会海外传教差会之间产生的冲突与矛盾,也是围绕着本色教会的建立问题而展开的。     

论宋诗中僧人形象的两个侧面——以支遁、慧远为中心

东晋名僧支遁、慧远为中国佛教史中极具代表性的人物,二人不仅在玄佛义理、诗歌创作上开风气之先,而且以高蹈出尘、不随流俗的名士风范显于当时、闻于后世,兼有名僧与名士的双重身份.正如孙昌武先生在《中国佛教文化史》中将支遁称作披着袈裟的名士,认为慧远的精神是魏晋名士风流逸韵的尾闾[1].随着支遁买山、放鹤养马,慧远结社、虎溪三笑等典故传说在唐宋之际流传定型,支遁、慧远在诗语中逐渐成为对僧人的敬称,与之相关的交游结社典故常用于类比士僧交往.在宋代的士僧交游、唱和诗,以及文人游寺诗、僧侣赠答诗中,支遁与慧远是经常出现的历史人物典故.据统计,《全宋诗》[2]中包含支遁慧远用语的诗分别为257首与216首[3],数量相近.然而,具体到文人诗与僧诗的用典倾向,支遁、慧远在士僧笔下呈现为两种不同类型的僧人形象.因此,本文拟从文人诗与僧诗两方面分析支遁、慧远的用典情况,梳理宋诗对支遁典故的接受与慧远形象的演变,进而探究两种僧人形象所反映的宋代士僧共有的审美人格.     

论宋诗中僧人形象的两个侧面——以支遁、慧远为中心

东晋名僧支遁、慧远为中国佛教史中极具代表性的人物,二人不仅在玄佛义理、诗歌创作上开风气之先,而且以高蹈出尘、不随流俗的名士风范显于当时、闻于后世,兼有名僧与名士的双重身份.正如孙昌武先生在《中国佛教文化史》中将支遁称作披着袈裟的名士,认为慧远的精神是魏晋名士风流逸韵的尾闾[1].随着支遁买山、放鹤养马,慧远结社、虎溪三笑等典故传说在唐宋之际流传定型,支遁、慧远在诗语中逐渐成为对僧人的敬称,与之相关的交游结社典故常用于类比士僧交往.在宋代的士僧交游、唱和诗,以及文人游寺诗、僧侣赠答诗中,支遁与慧远是经常出现的历史人物典故.据统计,《全宋诗》[2]中包含支遁慧远用语的诗分别为257首与216首[3],数量相近.然而,具体到文人诗与僧诗的用典倾向,支遁、慧远在士僧笔下呈现为两种不同类型的僧人形象.因此,本文拟从文人诗与僧诗两方面分析支遁、慧远的用典情况,梳理宋诗对支遁典故的接受与慧远形象的演变,进而探究两种僧人形象所反映的宋代士僧共有的审美人格.     

探析华侨文化视阈下的城市视觉形象更新策略——以厦门集美区为例

文章通过分析以嘉庚建筑为主要特征的厦门市集美区的视觉形象现状以及华侨文化对厦门城市文化的影响,并分析当前存在的问题,提出具有可能性的解决构想,从区域性格、文化内容、人的行为三个方面,构建同时满足物质需求与精神需求的城市视觉形象,从而促进厦门旅游经济的发展。     

作为“他者”的伊朗——以《逃离德黑兰》为例

《逃离德黑兰》作为一部与历史与政治有关的电影,不可避免地掌控着带有西方国家对第三世界国家的话语霸权和侵略.在影片中,伊朗人的形象千人一面,是愤怒野蛮不理智的,而里面的美国人,更准确的说是白种人,则是理智文明充满正义感的.这带有丑化伊朗人并美化美国人的一种疑虑,显然是不合理也不符合事实的.     

乡村振兴战略下乡村区域文旅形象IP设计研究与应用——以沉抗镇文化IP为例

乡村振兴战略是新时代七大战略之一。在乡村振兴战略背景下,地方政府应当大力建设美好乡村,发展乡村旅游,提升乡村风貌和改善乡村人居环境。乡村区域文旅形象IP的开发是乡村特色文化的核心体现,对打造乡村旅游品牌、开发乡村文创产品、改善乡村设施环境具有重要意义,有利于传播乡村特色文化,营造乡村美好形象,带动乡村文旅产业发展。根据设计案例对乡村区域文旅形象IP的设计与应用进行探讨,以期通过乡村区域文旅形象IP的开发,挖掘乡村本土文化,构筑乡村精神,发挥乡村价值,助力乡村振兴。     

论儒家的王道精神 —— —以孔孟为中心

儒家的王道论,体现了一种“道义至上”的精神.孔孟区分“王”、“霸”,既强调二者在内在价值原则层面上的根本区别,亦特别注重二者在惠及社会及其功业成就层面所存在的意义相关性和重叠性.儒家强调,作为伦理共同体的最高原则,必须是“仁义”或道义,而绝不能是“利”.唯以道义为终极目的和最高原则,功利事功乃能被点化、升华而使真正作为“人”的价值得以实现,从而构成为“王道”的本真内涵和内在要素.儒家的王道论可以概括为一种在道义原则基础上的道义-功利一体论.在国际关系原则方面,儒家的王道论特别强调天道、天意、仁心、民心、民意、民情之内在一致性,突出了道义至上原则的超越性意义.这种王道精神,在今天仍具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礼仪、信仰与精神实践——以朱熹祭孔“礼仪—经验”为中心

祭祀先圣孔子的礼仪行为贯穿于朱熹生活之中,但这种礼仪行为所产生的经验,及其对于朱熹的影响,却很少受到学者的注意。透过朱熹对于祭祀的理解可以发现,他很坚定地相信在礼仪过程中能够实现与祭祀对象的感通,由此,祭祀孔子过程中与先圣的感通,对于朱熹有着特别的精神意义,因为在朱熹的信念中,先圣与自家的修身成圣密切关联,遭遇先圣即是面对自身生命的神圣向度,它带来的是对自身生命的反省和转变。这在朱熹所写的先圣祝文中有具体的表现,而这些祝文的写作和实践,本身即是这种精神实践的真实发生过程。从思想与生活相结合的角度,透过对朱熹祭孔礼仪、信仰和精神实践之间互动关系的展现,发掘其礼仪实践中的经验向度,可以更好地理解儒者的精神世界及其与生活的关联。     

思想史视野中颜回形象的变迁——以《论语》“屡空”句的阐释史为例

在中国学术思想史视野中,孔子的高徒颜回,如同其师一样,是一个随着时代思潮的变化而不断被重新理解、不断被价值重构的形象。这一特点在《论语》"子曰:‘回也其庶乎,屡空。赐不受命,而货殖焉,亿则屡中"这一条语录的经学阐释史中得到深刻的证明。大致说来,颜回的形象经历了玄学化、理学化、心学化、朴学化、阶级化等历史变迁。每一时代对这条语录的解说都搀杂进特定时代所独有的社会思潮,表现了阐释者的当下意识和现实关怀。颜回形象的历史变迁充分说明:一部《论语》解释史实际上就是一部对经学原典不断意义重建的历史。这一结论对于今人的启示是:经学的生命在于与现实相结合,常解常新才是古老经典智慧永褒青春和魅力的必由之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