荀子社会分层的政治伦理思想及其现代价值

基于天人关系,荀子从人的自然本性和社会性出发,对其社会分层的政治伦理思想作了哲学论证。以“礼”为核心和标准,荀子把社会分层划分为社会等级分层与社会职业分层两个层面。荀子把“礼”的功能———“群”与“分”,特别是等级差别之“分”作为社会分层的手段,以最终实现社会和谐有序的政治理想。这对于我们今天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仍具有一定的现实意义。     

我国社会分层理论的演进

本文将建国以来我国理论界关于社会分层的理论研究划分为五个阶段。新中国成立前后至195 7年为第一阶段 ,我国的社会分层在此阶段表现出阶级分层的特征 ;195 7年至 1978年 ,我国社会主要根据人们的家庭出身、政治身份、政治立场和政治观点 ,将人们按照主观意识形态进行了政治分层 ,这是第二阶段 ;从 1978年至 1980年代中期 ,我国主观的政治分层体系开始向“客观的阶级结构”回归 ,这一过渡时期可以称为第三阶段 ;1980年代初期至 1990年代初 ,中国大陆出现了贫富差距的大讨论 ,这是第四个阶段 ;1990年代至今 ,是第五个阶段 ,这一时期大陆分层研究模型的多元化趋势日益明显。     

试析社会分层的十种标准

社会分层有多种标准,不同的理论家之所以采用不同的标准常常是为了实现他们的不同目标,而我们的目标是为了实现和谐社会。从社会分层理论的角度看,我们也需要探索适合“和谐社会”战略目标的分层标准。本文分析了区分社会地位差异的十种资源,即生产资料资源、财产或收入资源、市场资源,职业或就业资源,政治权力资源,文化资源,社会关系资源,主观声望资源,公民权利资源,以及人力资源,还分析了这十种资源的社会分层与和谐社会战略的关系。     

论复杂社会的秩序

对于人类社会而言,秩序是最为重要的因素,它是一切社会活动和社会交往必备的条件.在人类社会的不同历史阶段,所需要的秩序是不同的.农业社会所拥有的是一种自然秩序,随着人类进入工业化的历史阶段,社会的复杂化程度迅速提高,自然秩序开始变得不能适应社会活动和社会交往的需要,从而出现了创制秩序.20世纪后期,人类开始了后工业化的进程,与之相伴随的是社会复杂性和不确定性程度的迅速提高,从而对创制秩序提出了挑战.在高度复杂性和高度不确定性条件下,人类需要一种新的秩序,它就是一种建立在人的自由自觉活动基础上的自觉秩序.自觉秩序也就是合作秩序,既是人的合作行动的结果,也是人的合作行动的保障.对于历史而言,自觉秩序将是人类秩序追求的归宿.     

社会分层与城乡医疗救助制度的思考

医疗救助是医疗保障制度的一个重要内容,然而,社会弱势群体的疾病医疗困境,学者和政府均重视不够.通过回顾梳理医改背景下的城乡医疗救助制度的建立和发展历史,分析现行医疗救助制度存在的主要问题,进而提出进一步完善城乡医疗救助制度的思路与对策.     

贫民窟与郊区:19世纪英国社会分层与城市社会地理

19世纪的英国迈进城市化时代:工业经济的繁荣推动了工商业城市的崛起,而城市化又给英国社会带来了重大的影响。一方面,城市的发展加剧了社会贫富分化,使人们因财富和地位的差异而分化为不同的阶层,并推动了中产阶级和工人阶级的形成;另一方面,社会分层反过来又对城市本身产生了重要的影响,使英国城市格局逐渐发展成为以贫民窟与郊区为典型特征的城市社会地理结构。     

论道教神仙信仰的社会分层

本文认为 ,道教神仙信仰在其历史发展的过程中 ,呈现出了明显的信众分层现象 :在学者型道士和一般民众阶层 ,神仙信仰内涵并不一致 ,二者既有区别又有联系。     

社会全面转型中的伦理秩序构建

社会转型需要价值的引领、道德的支撑。面对社会全面转型,我们唯有构建与之相适的伦理秩序,才能满足社会各领域的多元道德需求,消解转型过程中存在的价值矛盾与张力,确保社会在转型中协调发展。在社会经济转型中,经济价值的强势导致道德价值的式微,经济理性的膨胀导致道德理性的缺失,经济文化的蔓延导致道德精神的弱化。新时代社会转型需要整体性伦理秩序的支撑。整体性伦理秩序具有复合型的价值目标、开放的道德姿态,建立在公共理性基础之上。公正与和谐是社会全面转型中伦理秩序的基本维度。伦理秩序以权利平等为价值坐标,以多维正义为基本原则,以互惠共享为交往机理。     

宗教信仰与团体秩序的建构

本文以宗教信仰的社会性为前提，以宗教信仰中的“关系”为视角，对分类体系下的、外部权力影响下的宗教团体秩序的结构及其如何建构进行了阐述。本文认为，宗教团体秩序是在信仰行动者基于共同价值观基础上的群体认同，是在宗教信仰规范的制度化过程中，以及在仪式基础上对权威体系合法性的建构与认同中形成的。外部权力也不断通过其精神内核的意识形态以及利益集团的分化需要对团体秩序产生不可忽视的影响。 石丽，上海大学博士研究生。     

“后单位时代”的“社会基础秩序”重建

社会基础秩序,指的是基本的社会联结机制,包括社会成员之间,以及社会成员与公共问题关联的方式、制度与文化。以单位体制的确立为坐标,晚清以降的百余年间,中国社会经历了"前单位社会"、"单位社会"及"后单位社会"三种不同形态。与此相应,社会基础秩序也在不断演进。社会基础秩序的形成,既是特定历史条件下,国家与社会关系设置的产物,亦对社会运行的其他方面产生着显著的影响。"后单位时代"中国社会在一定范围内出现了值得警惕的"社会原子化"现象,表现为社会成员之间,以及社会成员与公共事务缺乏关联的管道,社会领域出现无序互动和失范频仍的乱象。究其实质,在于"后单位时代"社会基础秩序尚不稳固。是故,社会基础秩序的重建,乃是当下社会治理的核心议题。     

合乎人的秩序与合秩序的人

重建秩序的思考开启了中国的哲学时代,秩序问题从此成为中国哲学的核心问题。就儒家而言,天赐的秩序一变而为生于人的秩序,围绕着人和秩序的关系,人体、人情、人性、人心、人伦和人道占据了思想世界的中心。合乎人的秩序凸显了“人是什么”问题的关键意义,并奠定了秩序哲学的基础。同时,合秩序的人的思考也从形体、情感深入到人心、人性的层面,与合乎人的秩序一起确立起秩序的合理性。儒家形上学以寻求秩序根据为枢纽,发展出内在的心性和超越的天道两个贯通的维度,统一在“道”的观念之中,可以称之为秩序形上学。     

经济转型、职业分层与中国农民工社会态度

在全球化和经济转型的大背景下,中国农民工在户籍关系、劳资关系和土地关系中处于绝对劣势地位。制度歧视和权利不足,导致其弱势地位具有持久性和遗传性,甚至其本身的劳动力再生产都得不到保障。本文采用CGSS2006数据,将农民工按职业分层,然后从对政府的信任感、社会冲突感和阶级行动意识三个角度探讨不同阶层农民工的社会态度。结果表明,总体上农民工的社会态度是偏乐观的。但客观上处于底层的部分农民工在对政府的信任方面表现出明显的怀疑态度和社会批判意识;而当涉及冲突和抗争时,他们又表现出保守的一面。     

康德、哈贝马斯及促进以人权为基础的全球法律秩序的义务

哈贝马斯提到如果把第一人权转入实在法,要实现已经刻写在人类集体记忆中的严格的道德要求,就会产生一种法律义务。作者认为要解读这一观点,需要借助康德哲学中的一个要素,即实行强制性法律秩序的道德义务。通过对哈贝马斯的上述观点及康德理论结构的分析,特别是对人的尊严和天赋权利概念的比较研究,作者论证了哈贝马斯的人的尊严概念相当于康德的天赋权利概念,它们都构成了人权的基础。由于二者对人权以及法律的强制性有着共同的认识,所以在哈贝马斯的交往理论中能再次形成康德的论证结构,即以道德为基础的权利义务。作者认为正是这种义务构成了现存的和未来的法律秩序的基础,并进而提出了所有行为者都有促进以人权为基础的全球法律秩序的义务。     

规则与自发秩序:哈耶克社会理论的构建

本文力图勾勒出哈耶克自发社会理论的建构过程。文章认为 ,哈耶克的社会理论由市场秩序到自发秩序观念的确立 ,再进展至自发秩序理论的完善 ,在这两大关键性步骤中 ,规则起了核心的作用。我们在梳理其自发秩序建构过程的同时 ,也力图使社会自发秩序的丰富内涵和构成要素得以展现出来。     

社会信用体系的道德支撑与法律保障

我国社会信用危机的存在有多方面的原因:社会体制转轨导致社会秩序失范;社会转型导致道德困惑;信用法规不健全,缺少法治观念.建立社会信用体系需要从以下几方面着手:以道德观教育为切入点,构建信用体系的思想基础;建立道德建设的长效机制;信用行为应是一种"制度安排".同时,社会信用体系的构建还需要法律保障.     

经济结构调整中的中国社会分层机制变化

国际学术界关注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社会分层机制的变化 ,提出了工作单位分层机制论和市场分层机制论 ,这两种相互对立的观点看到了中国社会分层的两种基本机制 ,但没有把握单位作为社会组织形式同其经济结构改革内容的关系。在日益深入的经济结构改革推动下 ,工作单位分层机制和市场分层机制发生空前深刻变化 ,导致中国社会分层发生崭新趋向。概言之 ,随着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 ,大规模的所有制结构调整和产业结构调整 ,国有单位的分层地位正在下降 ,非公有制单位的分层地位正在上升 ,充分的事实和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要求 ,都说明这种趋势还将持续下去 ,在东北地区尤其如此     

社会结构变迁与转型的动因探索——通过社会行动的法与非政治公共领域的关系解读

非政治公共领域是本人基于中国国情提出的一个本土概念,通过非政治公共领域主体与法律秩序之间二种不同形式的行动实践剖析,揭示非政治公共领域主体是如何通过行动实践促使社会结构变迁和转型的,从而在微观层次探索中国社会结构变迁与转型之潜在动因。同时,通过这二种形式的行动实践的微观分析,试图对社会学中的一个核心理论——社会行动理论做出新时代的解读与发展。     

企业社会责任制度化与法律调整机制的转型

企业社会责任的问题,随着改革开放和经济体制改革的深化以及全球化之影响的加大,日益在我国凸现出来.本文对企业社会责任的制度化问题进行了阐述,并重点考察了其中存在的、与法律及法治原则相关的问题.文章从企业社会责任制度化问题的启示出发,对如何在新的社会历史条件下,实现法律调整机制的转型,进而确立社会运行的法治原则进行了讨论.     

迪尔凯姆社会道德视野中的法律观

迪尔凯姆社会道德视野中的法律观是其法社会学思想中的重要内容之一。他将社会团结视为整体上的道德现象 ,将社会集体意识和社会劳动分工作为维系社会团结的纽带 ,将法律形象地比喻为社会道德的“看得见的符号”。本文将迪尔凯姆社会道德视野中的法律观概括为三点 :其一 ,社会集体意识是压制性法律制度 (刑罚制度 )的道德意旨 ;其二 ,社会劳动分工是协作性法律制度的道德意旨 ;其三 ,法律不仅在本质上与道德规范具有自我同一性 ,而且在形态上又是道德规范的可见的表达方式。     

法治社会的德治理论——评《法治社会中的伦理秩序》

“以德治国”作为治国方略提出时，有人担心这一方略是否会带来人治的后果，也有一些法学家则对其的合理性提出质疑。他们认为，在现代社会里，最好的治理方式是法治，因为法治实质是法律家之治，而且我们也可以培养充分而全面的法律人才，制定完备的法律，建立完备的法律制度。简而言之，法治具有极大的可操作性，相反，德治却不具有。所以“在法治正在全面推行的社会里，德治应该缓行”。面对这一质疑，伦理学工作必须做出解答，当然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