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学与人生观论战”中的张君劢与柏格森哲学

1923年发生的“科学与人生观论战”(亦叫“科学与玄学”之争),是中国现代资产阶级哲学营垒中不同派别之间的论争,也是中国现代资产阶级哲学思想发展史上的极其重大的事件。在这场论战中,张君劢以西方生命哲学特别是柏格森哲学为武器,宣传自己的“人生观”思想,建立了援洋入儒的文化思想体系,为他以后成为中国现代新儒家的代表人物奠定了基础。研究中国现代新儒家就不能不考虑当时西方思潮的影响,同样,研究“科学与人生观论战”中的张君劢就必须注重考察柏格森哲学在其思想中的地位。如果从广阔的文化背景来探讨张君劢在“科学与玄学”之争的“人生观”,便可发现张君劢的“人生观”与柏格森哲学有着内在的联系。     

评中国思想家对道德与法律之关系的探索

儒家礼法合一论的真义是对“善法”的追求 ,对“恶法”的否定。因为善法体现了儒家的道德精神 ,反映了一种人道主义的价值取向 ,而恶法则是反人道的。墨家强调“法不仁不可以为法” ,其真实的意思是不道德的法律不是真正的法律 ,与儒家的礼法合一论有相似之处。法家主张“法虽不善犹善于无法” ,从而否定了法律的道德基础和价值根据。今天 ,我们在立法中贯彻道德的法律化取向需要谨慎从事 :一是注意把那些体现时代精神、合乎社会潮流的道德予以法律化 ,不能把落伍于时代的道德法律化 ;二是切忌把过高的道德义务转化为法律义务。必须认识到 ,应该法律化的道德只是“底线道德” ,而高层次的道德是不宜法律化的 ,否则就是强人所难。     

据旧开新：张君劢对儒家传统伦理思想的掘发和贡献

张君劢以"据旧开新"的方式,将传统儒家的"善"、"己"、"性"、"心"四大范畴作为基本理念和理论依据,在此基础上,顺应近代社会潮流走向,掘发古代德目新意,创造出"德智主义"、"族群本位"、"民族气节"三大新范畴,建立起独特的伦理思想体系,彰显了新儒家返本开新的理论特色。张君劢对儒家传统伦理思想的掘发对于现代新儒家的伦理思想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     

论先秦儒家自然生态观对德性论的构建

儒家的天人合一不仅仅是道德之天与人德的合一,还是自然生态与人德的化育合一。自然生态对先秦儒家建构德性论具有重要的参考作用,主要体现在遵从自然生态规律建构人的自律德性、节约保护生态资源建构仁政治国理性、比德玉石山水自然景物建构仁义礼智四端和沐浴自然景致建构人的浩然之气。     

乾坤大义的现代启示(上)──当代新儒家易学思想综论

引言：当代新儒家与《周易》追溯儒学“道统”,考辨文化源流,弘扬以儒家学说为中心的中国传统文化,沿承光大华夏文明之“慧命”,使之在现、当代急遽变动的现实社会中发扬足以启迪人心的道德智慧,乃至发挥理性实践上的积极作用──这是当代新儒家①孜孜以求之目标。在儒学受到前所未有的时代风浪冲击的本世纪二十年代前后,熊十力、梁漱棋、冯友兰等,作为当代新儒家的“开山祖师”,挺身而出,自觉担待承接儒学“道统”之使命,卓然而立,开启学风,影啊、感召了同时代及相继起的一批学者;张君劢、方东美,唐君毅、牟宗三、徐复观等,…     

儒家的道德价值自觉论探析

中国儒家哲学,极其重视道德价值的自觉。儒家道德价值自觉论的主要内涵是:其一,道德是天命所赋予,"畏天命"是道德价值自觉的前提;其二,道德是人性所固有,"知人性"是道德价值自觉的根据;其三,道德是"人为贵"的标志,"知自贵"是道德价值自觉的主体;其四,道德是一切价值的核心,"义而后取"是道德价值自觉的关键。儒家以天佑德、以性生德、以人立德、以取守德的道德价值自觉论具有天道与人道合一、实然与应然贯通、本体与主体互化的鲜明特征。     

张君劢哲学思想论析

张君劢在中国现代哲学史上,是一位颇有影响的唯心主义哲学家,也是中国现代新儒学思潮的重要倡导者。半个世纪以来,他“徘徊于学术与政治之间”,自称“不因哲学忘政治,不因政治忘哲学”,在为其政治实践而颠踬奔波的同时,也写下了大量的哲学著述。从这些著作中我们不难发现,张君劢的思想比较典型的显示了现代新儒家哲学的一些基本特征,因此,研究他的思想发展的历程、实质和特点,对于正确了解他在中国现代哲学史上的地位与影响,对于深入把握传统儒家哲学现代化的背景、途径及其发展趋向,都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论《管子》中黄老道家“德刑相辅”的教育思想

《管子》黄老道家学者推天道、察人性,既倡导无为而治,又标榜顺应人性。他们立足于时代的形势和趋利避害、仰慕礼义的人性论,建构起德法相辅的政治论。教育总是基于人性论,并反映政治的要求且为之服务的。因此,《管子》黄老学者提出德刑相辅的教育思想,其“不言之教”的意义在于德教注重榜样感化,培养道德情操;法教强调无形约束,形成道德习惯。     

如何理解"德得相通"

道德与利益的关系问题可折射出整个社会道德的基础与取向,必须对之予以正确阐释。“德得相通”应该理解成“德”与“道之得”、“心之得”意义上的相通,不应该似是而非的理解成“德”主要与“利之得”意义上相通,更不能把如此理解的“德得相通”视为中国传统道德的基本精神与价值取向。中国传统道德的基本精神与价值取向,应该是以提升自我德性和实现理想人格为主旨,强调克己尚义的道德价值论。     

张君劢、施米特与魏玛宪法

张君劢与施米特对魏玛宪法几乎同时进行阐释,却没有直接面对对方,而是隐秘的交谈.他们均认为魏玛宪法最终依赖于人的德性.因此,张君劢对施米特的宪法学说的忽略才是合理的,因为张君劢是在理性的抉择,而不是武断的拒绝.     

论马一浮"六艺之学"视野中的易学研究

作为现代新儒家早期思想的代表人物,马一浮先生提出了以儒家"六艺之学"统摄天下诸学的主张.这是马先生的一个创举,体现着他对传统儒学有意识地改造和发扬.作为"六艺之学"的一个分支,易学研究在马一浮先生的学术研究中无疑具有着"本体论"地位和作用,它所体现的"心之本体",不仅是"六艺"所自出的本原,也是"六艺之学"共同的目的和归宿.     

张君劢论中国现代化与儒家思想的复兴

张君劢从现代与古代是不能完全割裂的以及在现代化过程中起主导作用的是人的心知或思想方法这两点认识出发 ,认为中国的儒家思想不仅不是现代化的障碍 ,相反可以导致一种新的思想方法 ,这种新的方法能成为现代化的基础。因此 ,我们今天要在中国实现现代化 ,就必须从复兴儒家思想入手。换言之 ,复兴儒家思想是中国现代化的途径 ,而儒家思想的复兴又主要是宋代新儒学的复兴。复兴儒家思想的道路是“自力更生中之多形结构” ,亦即“以儒家为本 ,而沟通东西思想”     

论中国古代儒家哲学的价值取向

儒家哲学是中国古代哲学的重要门派 ,其内容博大精深 ,影响广泛而久远 ,其基本精神和价值取向可归纳为“内圣外王之道”。对儒家“内圣外王”思想的阐释在古代和近代有所不同 ,涉及内修与外用、中学与西学等关系。“内圣外王”作为价值观 ,其本体论依据为天人关系论中的“天道”或“人道”本体论 ,其认识论依据为内在超越思路和“知行合一”观念。     

论张积中的三教观

自魏晋以来,儒释道三家思想并存发展成为了中国文化的显著特征之一。清末太谷学派作为流传于民间的一个学术派别,其三教观一直存在诸多争议。学派北宗传人张积中在山东肥城黄崖山聚徒讲学近十年,门人弟子遍及山左,现存遗著十九种,为太谷二传弟子中著述最多者。从张积中的三教观来看,他并非倡导三教合一,其三教观的核心是以弘扬儒家文化为基本理念,同时汲取佛道思想来完善其理论体系的太谷圣功之学,当属宋明"新儒家"思想在民间进行儒学传播的新尝试。     

儒家伦理的基德和荣格的道德观

作为中国传统文化之主体的儒家伦理,已经确立了中国传统文化的"基德"或"母德",这是在长达2000多年历史发展中形成的,经过先秦时期的百家争鸣,形成了独树一帜的儒家思想,董仲舒提出"抑黜百家、独尊儒术"的建议,确立了儒家在中国社会的统治地位。经过以后历代的兼收并蓄和对立融合,发展成为儒、道、佛融合一体的宋明理学,近代中国社会对儒家思想的批判性发展,促使人们对儒家伦理思想进行时代的反思。荣格的分析心理学思想为东西方道德观的比较提供了一种独特的研究视角。     

早期儒学语境中的“时”范畴析解

“时”是早期儒家构建其“内圣外王”人格价值理想的核心范畴之一。在早期儒家的话语系统中 ,“时”以“时遇”、“时命”等外在于价值主体的客观条件和异己的力量 ,以中介的形式与价值主体一起对儒家人格价值理想的实践发生不容忽视乃至是决定性的作用 ,并不断地内化为一种主体价值选择的方法论原则———“时中”和一种集大成式的人格理想境界———“时圣”。早期儒家对于“时”由非主体范畴向主体性范畴转化的认识 ,充分体现了儒家注重实践理性的思维特征     

儒家的宗教性及其与西方基督教精神之比较

本文力图从一个中西学术界争论颇多的问题———“儒家是否是宗教”的问题中发掘出问题背后所隐含的中西宗教文化交流的时代契机。作者首先对儒家“宗教性”的概念进行定义 ,然后从哲学、道德和超越性三方面阐释了儒家宗教性的具体体现 ,并比较分析了传统向度意义上的儒家和西方基督教在宗教精神方面的不同 ,包括超越意识、终极性宗教存在、对“人”的认识以及对“心灵”的认识。最后探讨了儒家与基督教对话的可能性和必要性。     

"伦理"与"道德"概念的三重比较义

“伦理”与“道德”是伦理学或道德哲学中的两个核心概念,但二者长期处于概念模糊和逻辑混乱状态,导致伦理学和道德教育“名不正而言不顺”。通过对这两个概念进行以词源学为基础的三重比较:汉语言文化中的比较、英语文化中的比较、中西文化中的比较,我们可以得出的结论是:当代“伦理”概念蕴含着西方文化的理性、科学、公共意志等属性,“道德”概念蕴含着更多的东方文化的情性、人文、个人修养等色彩。“西学东渐”以来,中西“伦理”与“道德”概念经过碰撞、竞争和融合的过程,目前二者划界与范畴日益清晰,即“伦理”是伦理学中的一级概念,而“道德”是“伦理”概念下的二级概念。二者不能相互替代,它们有着各自的概念范畴和使用区域。     

论健康伦理学及其基本理论架构——“九大理论”视野中的健康伦理

当代医学道德发展的走向理应是健康道德,后医学伦理学时代理应是健康伦理学。建设健康伦理学需要搭成一个基本理论架构。其组成至少应该有“九大理论”,即生命神圣论、生命质量论、生命价值论,医学人本论、医学功利论、医学公正论,医者美德论、医者义务(患者权利)论、医患和谐论。其间,按顺序由每三论构成一个“统一论”,将第一个“统一论”作为立论前提,将第二个“统一论”作为直接依据,将第三个“统一论”作为应用指南,如此,才能由三个“统一论”共同地更好地阐释全部健康伦理学问题。     

论柏格森对现代新儒学思潮的影响

20世纪20年代,柏格森哲学曾在中国思想界人为流行,此时也恰好是现代新儒学思潮开始萌芽和兴起的时候,梁漱溟和熊十力均受到了柏格森思想的深刻影响。梁漱溟试图融合佛教唯识学和柏格森生命哲学的观点,用以阐释和发挥儒家“生”之哲学的精义,以重建儒家的理想人格。熊十力则通过反省和比照柏格森哲学的生命观与自然观,提出了他对于生命本体的独特看法,从而创立“翕辟成变”的大化流行论和“默识证会”的直觉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