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程朱之“权中”观

"权"与"中"的关系构成经权思想的关键内容,自先秦而汉唐,对"权中"关系的阐发经历了不断发展、变化的过程。孔子首先将"权"与"中"并置;孟子则提出"执中而权",丰富了"执中"思想,并真正开始将"权"与"中"联系在一起;王通以权义并举而归于中;柳宗元则统一经权而归于中。但是,真正将"权"与"中"作为一对关系紧密的范畴来研究的则始于二程,并接续于朱熹,"欲知《中庸》,无如权,须是时而为中"、"道之所贵者中,中之所贵者权"等提法与宋儒对《四书》(特别是《中庸》)的重视密切相关,以《中庸》之"时中"来阐释《孟子》之"执中而权"符合理学发展的内在理路。     

王船山经权观中道德选择的主体性

在经权关系问题上,王船山继承和发展了程颐"经""权"统一的思想,认为"经""权"是一种体用关系。他的经权观突出了道德主体实践能力的养成和运用,为人在道德选择中主体性和能动性的发挥拓展了更大的空间。他认为,道德主体在道德选择中需要通过权衡判断来发挥自己的自主性和能动性,同时,运用"经"和"权"的意识和水平是随着主体的成长而不断发展和完善的;为了使道德主体能够在经权原则的指导下选择出恰当的行为方式,最主要的就是要充分发挥"心"的权衡判断能力。     

中国传统价值观的“经权”观念检视

“经常”与“权变”(简称为“经权”)是中国传统价值观的一种价值观念 ,也是中国人的一种实践智慧。经权思想最早是在春秋时期明确提出的,在孔子和孟子那里 ,它成为一种受到重视的价值观念。传统价值观的“权变”观念及其实践运用存在着三个明 显的问题:“经常”多而杂,无法实现基本的坚执；“经常”所体现的是王权统治的需要, 而非民众的意志；无“权变”之定规,掌控者有近乎无限的自由裁量空间。构建中国当代价 值观需要更新传统重“权”轻“经”的“经权”观念,在进一步完善法律制度的基础上,普 遍增强国民的规范意识、法制意识和自律意识。     

儒家“权”论的两种路径——兼论汉宋“经权”观的内在一致性

经权论是儒家伦理研究的重要议题,孔子"权"论蕴涵了道德与知识两个发展路径,自孟子到汉儒、宋儒,都在道德的路径上为行"权"设定道德依据;清儒戴震则发展了"权"的知识论取向。汉儒与宋儒对"经权"关系的表述看似相反,但在以"道"或"理"制"权"的取向、"道""经""权"的思想结构,以及构建道德体系最终消解"权"的独立性的后果上具有一致性。     

“践行”还是“践形”?——王阳明“知行合一”的根据、先驱及其判准

自《尚书》起,中国人便形成了一种建立在认知基础上的"践行"系统,此后,由于传统天命观的崩塌和德性生命的凸显及其个体化落实,因而从孔子起,经过子思、孟子之继起阐发,儒家又形成了一种建立在个体之慎独、诚意基础上的"践形"系统。所以到了宋明理学,其知行观便既有发自认知系统基础上的"践行"系统,也有以《孟子》《大学》为基础的"践形"系统;而王阳明的"知行合一"说,则属于从"践形"系统出发对于程朱建立在认知基础上之"践行"系统的一种根本性扭转。这一扭转,固然在一定程度上干扰了人们的认知程序,却由此凸显了道德理性与认知理性的深层分歧及其不同的人生作用。     

董仲舒经权观对道义论立场的回归

《春秋公羊传》中提出的“权者反于经,然后有善”的观点表现出明显的重后果的倾向。董仲舒通过将“义”与“道”引入到经权理论之中,为“经”“权”相反相成的经权观的道义论立场找到了一个相对坚实的理论基础,并弥补了《公羊传》中的经权观只能通过在经权关系之外设置实践限制的方式来避免行权违背道义原则的不足。在坚持重道义的基础上,把道义与结果有机地结合起来是儒家伦理思想的一贯立场。董仲舒经权观中道义论立场的明确和回归,反映了经权关系理论提出初期儒家学者对道义和结果之间的关系在理论上的调适与平衡。     

释“忠恕”与“一贯”

《论语》中曾子认为,孔子"一以贯之"之道"忠恕而已矣",而《中庸》引孔子之言说"忠恕违道不远",虽然肯定"忠恕"近"道",但实际上却点出"忠恕"还不是"道"。如何消弥《论语》与《中庸》两部经典之间的思想在语言表述上的不一致,于是成为具有创造性的儒学经典诠释者所必须加以解决的问题。这一问题一直到明道与伊川,通过"体用"贯"忠恕"和区分"仁恕"之不同,才有了初步的解决。而朱子则在二程思想基础上,通过完善"忠恕"和"一贯"之解释,构造了一个逻辑层次分明的"忠恕"体系,使此问题获得完满之解决。朱子注解与诠释《论语》与《中庸》中"忠恕"与"一贯"思想的思路,为我们在当下创造性地诠释儒学思想,发展出合乎时代要求的儒学理论,提供了极具启发性的思路。     

孟子“权”思想解析

现时学界普遍以"灵活性"来诠释"权"之内涵,但通过对《孟子》原文案例的分析,笔者认为,孟子"权"之内涵应为一种实践智慧。"权"是使"经"由抽象走向现实的实践方式。在此基础上,孟子"权"思想的内在品质、抉择原则及价值原则得以明晰。孟子"权"之价值原则,合而言之就是"仁",分而言之就是以本心为代表的生命价值,以亲亲为代表的伦理价值,以尧舜之道为代表的政治价值。     

论儒家"经权相济"的道德模式

经权关系是整个儒家伦理思想体系的有机组成部分 ,主要是说明在异常的情况下 ,如何采取变通的方式以坚持伦理原则的问题。经权关系具有复杂性与流变性 ,其基本特征是“经常权变”。处理经权关系的根本原则是“经主权从” ,其行为模式是“经权相济”。这是儒家的真精神 ,值得后人重视。     

王船山经权观中的实践智慧

经权关系为历代中国思想家所重视,明清之际的思想家王船山对此亦多有探讨。目前学界对船山经权观的关注,大多是在研究其礼治思想时兼带提及,而对其经权观中所内含的实践智慧讨论不多。本文认为,船山的"经"兼具动静两层涵义,"权"则是在具体的权衡实践中循环而生成。这一经权在实践中交互影响并动态生成的观点,与他"性日生日成""理随势变"的思路一致。船山不仅注重度量的分界,也强调审时度势,他对于"权"的理解充分展现了中国哲学的实践智慧。     

中国早期画品中的“神品”与“逸品”——由朱景玄《唐朝名画录》谈起

绘画品评是中国画论中的重要部分,自南北朝起便不断有画家、理论家提出分品之说。文章由朱景玄《唐朝名画录》切入,以"画之本法"为纽带,探究中国早期画品中"神品"与"逸品"的审美内涵及两者的对比关系,并简要论述这两种品第在后世的发展与影响。     

再论《太极图》与《周易参同契》“三五至精”思想之关系

清儒毛奇龄提出,《太极图》的第三层图,窃自于《周易参同契》之"三五至精图"。这一说法目前无法从版本学的角度予以验证。对此问题,我们试图从比较《太极图》与《周易参同契》和《悟真篇》这三部著作对于"三五"思想的不同表述入手做出回答。我们认为:首先,毛奇龄在论证《太极图》与《周易参同契》在"三五"思想上存在一定的渊源关系时,误将《悟真篇》的表述等同于了《周易参同契》的说法,论证极不严谨。其次,《太极图》的第三层图对五行思想的表述,与《周易参同契》和《悟真篇》对"三五"思想的表述,均有所不同。再次,《太极图》的第三层图与《太极图说》中"五行一阴阳也"的表述一致,从而体现出相当的原创性。从这个角度判断,我们认为《太极图》当出自周敦颐本人之手,与道教思想并无直接性的渊源关系。     

论朱熹的“理生气”

《朱子语类》有"理生气"的说法,人们以为这是朱熹的观点。朱熹之理是形而上的,超越于经验现实,这便是"静"。"静"之理无所谓生死。朱熹之气是形而下者,它本身便能够生万物。形而上之理与形而下之气的关系是本末、体用关系,而不可能是经验性的生的关系。故理不生气。事实上,将理视为静理,恰恰体现了朱熹哲学的思辨性。《语类》记载可能有误。     

“以人为本”与现代陈列设计理念

自人类历史文明诞生之初便出现了工艺美术,随着人类五千年文化的发展,工艺美术的设计思想在不断进步衍生,而早在我国春秋时期的管子提出的"以人为本"的思想,却在现今的设计理念中成为必不可少且必须遵循的原则。     

孔子眼中的舜“无为而治”新论

孔子所说的"无为而治",是指舜通过"任贤授能"的执政方式使他自己达到了一种"优游自逸"的状态。孔子之言重在赞叹舜的执政才能,而非对舜治国原则的概括和总结,这一点《左传》、《国语》中的诸多事例足以证明。因此,"无为而治"是孔子对舜执政风格的一种独特体悟,随后成为儒家的一种治道理想,但它并非春秋知识界的普遍看法,与《老子》哲学中的"无为而治"也存在着根本的差异。同时,历史传说中的"垂拱之治"或"垂衣裳之治"出现甚晚,不能当做"无为而治"的思想来源。如果我们把《老子》的"无为"思想追溯至舜的"无为而治",至少忽略了孔子言说舜"无为而治"的真正含义。     

三年之丧中的君、父之义——以早期儒家礼学为中心

三年之丧作为至重的丧仪,规范着最重要的人伦角色与人伦关系。而早期儒家在对三年之丧及其成立依据的阐论中,表达着对君、父角色以及二者关系的认识,呈现出了多元的思路与看法。《仪礼·丧服传》以"至尊"这样一种单一的原则来定位君、父的地位,而《礼记·丧服四制》则主张在门内优先以恩仁的原则事父,在门外优先以理义的原则事君。事父、事君都包含敬重之义,事父也由此成为事君所效法的模型。《荀子·礼论》不同于臣为君服的礼制,转而在君民关系中探讨三年之丧的依据。荀子认为,君主兼具父与母的教、养之功,故民对于君主既尊且亲。     

杨时“中”论发微

程门高弟杨时推重《中庸》,关注"中"之内涵的义理解读。他论"中"既涉体又及用。"中"之体为道之至极,为理,此一超越存在落实于人道层面则内在于人为喜怒哀乐未发之"道心";中之用为时中之方法,体现为用中既知权达变,又合乎时宜。因"中"之体超越内在而精妙,故而需在静一之中"身体之,心验之",而正心、养气是身体、心验未发之中的前提和需要。静中体验未发之中由杨时弟子、再传弟子递相传承,形成道南一脉在功夫实践论上直觉内求路向的理学特质,也成为程门后学中最具特色的修养功夫之一。     

从主体行动的逻辑到客观结构的逻辑——《资本论》“商品和货币”篇的辩证法

从主体行动出发去理解事物的存在和发展变化,是马克思从其青年时代直到晚年都一直持有的理论原则。但要对资本主义进行科学研究,却不能直接以主体行动作为对象,而是只能以作为主体行动之结果的客观结构为对象。这便要求有一个从主体行动的逻辑向客观结构的逻辑的过渡或转换,如此方能够合理地建构起关于资本主义的科学体系。而《资本论》"商品和货币"篇,特别是其中的"价值形式"分析,便是马克思精心构造起来的这一过渡环节或"转换枢纽"。遗憾的是,以往人们对于《资本论》中辩证法的阐释中,却往往忽视或误读了这一关键问题。     

王船山对汉儒经权观的批判与理论建构

王船山反对汉儒将"权"与"经"对立的观点,认为不能以"反经"定义"权"。同时,针对"反经合道为权"的经权观在道德实践中可能导致权术、变诈的流弊,他提出行权应"不易于正"的主张,明确反对"机权"行为。船山将"经""权"关系理解为一种体用关系,认为二者是统一的。王船山的经权观,在承认道德准则的普遍约束力的基础上,对主体在具体情境中意志自由的发挥给予了充分尊重,既深化和推进了儒家的经权理论,也有着显著的启蒙色彩。     

汉宋经权观比较析论——兼谈朱陈之辩

儒家之经权观念起源甚早,先秦儒家主要是在道德意义上讲经权."经""权"二字并用出自<春秋公羊传>,其中"权反乎经"的观念影响深远,但后代儒者对此观念削头去尾,由此就形成了"权反乎经"的双重面貌.宋代理学家扬弃了以前的经权观,以朱熹为集大成者,形成了将经、权统一于道之下的经权观,而所涉及的领域也从道德扩展到了对政治与历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