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家之“义”的责任伦理意蕴

儒家之"义"不仅常常分别与宜、仁、礼相连属而构成仁义和礼义的二元结构,同时还经常与利相对应,进而建构了宜→仁→义→礼→利的五元义理结构,以此揭示了儒家之"义"是由发自人内在仁心和遵循外在社会礼法的适宜行为,是由个人自身的仁爱道德情感和社会礼仪规范共同作用而产生出来的道德义务和伦理责任,是一种与利益相对应同时又追求社会公利的价值合理性实践活动。在对儒家之"义"的研究过程中出现了误解、误读,尤其是没有注意挖掘儒家之"义"所具有的义务、责任意蕴。对儒家之义可以也应当进行多维解读,尤其是应引进责任伦理学的思维范式揭示儒家之"义"所蕴含的责任精义,以为丰富完善儒家义学思想、构建儒家责任伦理论提供学理支撑。     

儒家社会角色责任思想探赜

儒家不仅阐发了角色责任伦理,还建构了名分责任伦理和位分责任伦理。儒家传承发展了《周易》关于"位"的思想,提出了许多"位分"和"位责"的主张,阐释了当位、正位、立位等观念。先秦儒家文献没有"名分"概念,但分别从"名"和"分"两个维度把握"名分"问题;儒家很注重名位、名号、地位、身份等名分,并由此形成了中国正名的责任伦理思想传统。儒家鲜明地提出了"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父子有亲,君臣有义,夫妇有别,长幼有序,朋友有信"和"农农、士士、工工、商商一也"等一系列角色责任定位。儒家伦理既是一种德性伦理又是一种角色伦理,无论是安乐哲的儒家角色伦理学还是其他学者彰显的儒家德性伦理学根本不是非此即彼的关系,而是可以兼容并包的。     

孔子与先秦儒家复仇观初探

复仇，是人类几乎各民族都盛行过的历史文化现象，有自身独特的亚文化伦理。最早的复仇现象当溯至远古时代的血族复仇，在“死后有灵”的神秘观念支配下，认为核死者有要求本族成员为自身讨还血债的义务。“以血还血”的信念强固了氏族群体意识，并在这种意识支配下建构了复仇伦理。农耕民族的种种习性使中国古代社会复仇之风持久盛行。发韧于孔子的先秦儒家学说有力地强固了古代文化中的复仇意识，使之充实了仁爱、正义的合理内核，从而奠定了复仇意识作为传统文化心态有机组成部分的根基。一、关于复仇的原则与宗旨《论语·里仁》中孔子说…     

从人伦规范看耶儒对话的可行性--以《教会新报》(1868-1874)为例

人与人之间的关系问题是伦理学的重点和核心。本文结合《教会新报》的相关内容,从具体伦理规范、普遍伦理规范和最高伦理规范三个不同层面对照比较了儒家的以“五伦”、“五常”为特点的仁爱思想与基督教的以“十诫”为背景的神爱思想的异同,证明了基督教与儒家在伦理层面的互补性及其对话的可能性与可行性,从而为当今普世伦理的建设提供经验和启迪。     

儒家伦理与社会公德——论儒家伦理的深度悖论

目前 ,如何在全体公民中进一步开展公德教育 ,树立公德意识 ,再一次引起了全社会的广泛关注。本文试图在这一背景下 ,分析儒家伦理由于强调家庭私德至高无上而具有的压抑社会公德的负面效应 ,并由此探讨缺失公德现象的深层文化根源。一说儒家伦理具有压抑公德的负面效应 ,这听起来似乎有些不可思议 ,因为以孔孟为代表的儒家思想 ,在大力肯定父慈、子孝、兄友、弟恭这些主要适用于团体性家庭关系的私德规范的同时 ,也曾明确提倡仁爱、恻隐、诚信、正直等一系列适用于群体性人际关系的公德规范 ,因此并不能说完全不重视社会公德。不过 ,问题在…     

从“金规则”看儒家伦理“仁”的思想体系的本质特征及其与基督教伦理的异同

《走向全球伦理宣言》的"金规则"("己所不欲,勿施与人")与儒家伦理相符,即"恕道",亦即"仁"的思想体系的本质特征。"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是对"仁"的积极表述;"己所不欲,勿施与人"是对"仁"的消极表述。儒家的"仁爱"观与基督教的"圣爱"观都是普世之爱,由于二者的起源、发展方式不同,所以表现形式也不同。儒家的"仁爱"观与"敬"分不开,其极至状态为"四海之内,合敬同爱"。     

儒家和谐伦理的历史形态与现代启迪

传统儒家伦理的和谐性主要体现在仁爱原则以"推及"的方式贯穿始终,在由"家"到"国"的过程中,以血缘亲情为基础,使"家"的伦理规范自然过渡到"国"(民族)的伦理规范,达到了家、国之间的和谐统一.宋明时期更将仁爱扩展为"民胞物与"、"万物一体",使人的伦理意识由家庭、社会、自然一直推广到天地万物.这种伦理规律的和谐性、家庭观念的神圣性与仁爱原则的超越性对于建构现代和谐伦理具有重要的启迪意义.     

儒家“德行伦理”与中国伦理形态的现代建构

从儒家经典的分析中可以发现,儒家伦理形态是一种不同于西方美德伦理(Virtue Ethics)和规则伦理(Normative Ethics)的"德行伦理"。它涵蕴着内外两个向度:就内在向度而言,是"在心为德",强调行为者的道德心理是"德"之实现的内在根据,并赋予人之为人的目的性价值,这在后儒对孟子的承续与发展中呈现出丰富的图景;就外在向度而言,是"施之为行",即同时强调行为规则在"德"之实现中的价值。基于此内外统一的理论进路,儒家德行伦理虽然兼及了"Virtue Ethics"或"Normative Ethics"的意涵,却不宜直接将其纳入二者的分析框架,而应作为一种独立的伦理形态而存在。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儒家德行伦理"作为一种"会通型"伦理形态的地方性资源,应积极参与创建新时代条件下的全球伦理,而这也正是当代中国伦理形态现代建构的方向所指。"现代性转化"与"开放性吸收"始终是这个过程不可省略的方法和立场。     

儒家的仁爱秩序与自爱问题析论

儒家的仁爱秩序是以君、父、夫为中心的差异一体结构,把人的自爱、爱人转化为人伦秩序中的自我角色担当。对于现实人、我关系中的自爱问题,或通过仁者爱人的范围扩大使人、我融合为一个有机整体,使自爱消融于仁者浑然与物同体的境界,或通过对自爱的道德修养论诠释,使之成为仁爱秩序的自觉承担者。但有些儒家学者以自爱作为建构爱的秩序的根本,构成儒家仁爱秩序中的异端思潮。剖析儒家的仁爱秩序与自爱问题,有助于理解儒家思想传统的不同侧面,建构适应现代社会生活的爱的秩序。     

从子夏问《诗》看《论语》中所见文质观——兼论先秦儒家道德哲学的价值转向

子夏与孔子关于《诗经》文句、内容和价值的讨论引人注目,二者就文质、本末、仁礼等关系的论述代表了先秦儒家道德哲学由仪式伦理向情感伦理的转化。孔子及弟子、时人所提出的"质先文后"、"质本文末"、"重质弃文"、"文质一体"、"文质彬彬"等思想代表了先秦儒家早期文质观的主要观点。思孟和荀子在继承孔子文质思想的同时,又从不同侧面分别强化了质与文的思想价值。由对文质及其关系的理解出发,思孟重"质"轻"文",更加注重"义"的内在性,甚至把"礼"也纳入了内在性的范围;而荀子主张"情文俱尽",赋予"义"以内外两重性,把"礼"视作实践"义"的根本途径。伴随着文质观的演化,先秦儒家道德哲学的建构蕴含了由外而内,又由内而外的否定之否定的价值转向,《论语》中所见文质观正是理解这一价值转向和思想逻辑的重要途径。     

墨子是功利主义者吗?--论墨家伦理思想的现代意义

本文通过把墨子的兼爱思想与功利主义的功利原则、儒家的仁爱核心、莱维纳斯的我与他人的不对称关系相比较,得出了墨子思想可以是任何学派但绝对不是功利主义的结论.论证主要是围绕着"我"、"我们"、"他人"三个概念的关系展开的.墨子思想的现代性主要表现在它与当代西方伦理思想家莱维纳斯有着惊人的相似性.     

西方生命医学伦理“施益原则”与当代儒家生命伦理“仁爱原则”之对话

本文旨在为西方生命伦理"施益原则"与儒家生命伦理"仁爱原则"(1)之内涵进行增补,以"忠恕之道"回应两原则之内在问题。"施益原则"提出,"须衡量行为产生的利益足以保证花费的成本"作为施益者是否施益于对象之衡量标准。但成本与利益难以估量,是此原则面临最大的问题。"仁爱原则"提出,"爱人"、"推己及人"、"克己复礼"之概念。但其首先肯认"仁"天生本具,这适合作为教育培养生命医学相关人员之道德品格,但忽略面对现实问题的行动判断方式。本文认为,应该延伸"推己及人"的概念,强化"忠恕之道"中我-他者的双向的结构,亦能增补"施益原则"与"仁爱原则"之内涵。     

儒家“三纲”伦理的现代反思

"三纲"的内容是"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是传统儒家道德体系的"总纲",自产生之日起就受到人们的误解和批评。一些人认为,"三纲"体现的是统治与被统治、压迫与被压迫的关系。这是一种误读。其实,"三纲"体现了儒家"仁义"和"仁爱"的伦理精神,目的是为了协调社会秩序,其本质内涵是从整体利益出发,体现小我服从大我、个体服从全体、部分服从整体的"抽象理想"的道德原则和伦理秩序。因此,我们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社会实践中,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的视野下,应该抛开片面的、单一的思维模式,全面地审视"三纲",从中汲取合理的价值资源,这对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德建设是大有裨益的。     

“为民父母”与先秦儒家的政治哲学

"为民父母"是商周时期就已产生的政治思想,后为儒家所继承,尤其是孟子和荀子对"为民父母"的政治思想有不同程度发挥。"为民父母"的主张是孟子仁政和荀子礼治的中间环节。《礼记·孔子闲居》一篇以及《礼记》的其他篇章将"为民父母"和儒家的礼学思想结合起来,尤其是在"为民父母"的理论框架下将礼的亲亲与尊尊协调整合起来。这种思想与荀子的思想更加接近,这也说明《孔子闲居》等篇与荀子学派的关系更为密切。     

孟子责善论面临的合理性挑战

围绕孟子的责善论,后世学者既有辩护、传承、创新和发展,也有批评、责难。作为处理父子这一特殊人际关系的学说,孟子的责善论自古以来引起了长久而又广泛的争议和驳难,面临三种合理性挑战:一是己他关系向度的合理性挑战,孟子说的"古者易子而教"并不像他所担忧的那样一定会造成双方关系恶化;二是血亲伦理向度的合理性挑战,孟子"父子之间不责善"的理念与儒家一贯主张的谏亲理念难以融洽,导致血缘亲情与道德理性难以统一、亲情伦理与社会伦理难以统一;三是孟子的"父子之间不责善"理念因担心直谏、义诤和厉言会损害父子仁爱亲情走向拒绝"父子责善",这与他的仁宅义路观念、与仁义礼智"四德"为人的类特质思想相冲突。     

荀子礼学新论

与孔子的礼学相比,荀子的礼论的内涵与性质发生了重大变化,这首先是因为其天人观的演变导致了礼的世俗化,其国家观的演变导致了礼的功利化,其人性论的演变导致了礼的外在化。同时,他借鉴先秦名辨思想对于礼的本质进行了新的论证,将礼的本质定义为“分”与“别”。在现实作用上,苟子突出了礼以别异为基础的名分界定功能,这与其尊君思想相结合,使得礼政治化和形式化。在此基础上,苟子摄仁归礼,重新规定仁、义、礼的关系,导致了儒家道德观某种程度的异变,并使得原始儒家以强调伦理双方间相互性道德义务的五伦思想,开始转向强调一方对于另一方的服从义务的伦理观,构成了从原始儒家的五伦到后来三纲演化的一个中间环节。     

先秦儒家礼制伦理及其现代价值

面对春秋战国时期"礼崩乐坏"的社会现实,先秦儒家传承周礼并加以改良和创新,对"礼"作出了新的解释,将人性作为礼制的合法性基础,形成了对中国传统文化影响深重的礼制伦理。"援仁入礼"、"为政以德"、和"隆礼重法"是先秦礼制伦理的三方面特征。先秦儒家礼制伦理中蕴含的权利与责任相统一、亲民政治伦理和法律的内在道德性等思想,对当代中国社会的道德建设和法治建设具有重要的借鉴价值。     

仁义直道与情理圆融:对“亲亲相隐”命题的新探析——从出土文物看早期儒家亲情本位的伦理智慧和价值旨趣

在出土的汉代文物中,存在着一批表现儒家"亲亲相隐"观念的画像和铭文(习称汉画),为考察早期儒家亲亲相隐这一学术公案和消除当前相关研究中的诸多疑问提供了弥足珍贵的资料。亲亲相隐是对血缘亲情的维护,亲属之间的相互保护是率真的表现,是对人性的尊重,"隐而任之"兼顾了亲情和公义,是亲亲相隐中的责任担当。亲亲相隐与血亲复仇是孝悌思想的两个重要侧面,同根相生,儒家对血亲复仇的重视与播扬,是在亲亲相隐流播线路上安装的预防滥隐闸门,体现了儒家对亲亲相隐利与弊的深入鉴察,对可能出现的徇私枉法行为提供了有效制约。司法腐败无论是品格还是意趣,都跟儒家的亲亲相隐别同霄壤,亲亲相隐本身并不具备生发司法腐败的基因。亲亲相隐题材汉画是早期伦理思想史的重要组成部分,对于全面深入地考察早期儒家孝道伦理的学术价值和现实作用具有重要意义。     

荀子的政制设计与学派归属

以往学者判断荀子的学派归属,或基于其心性论,或基于其道德观;而单从心性论或者道德观,似不足以对荀子究竟是儒家还是法家做出评价。为此,本文引入政治体制的维度,从其政治思想与道德思想的内在关联出发,重新审视荀子的学派归属问题。本文认为,荀子号称"审周道"以建制,但它所建构的政治体制并非周制而是秦制。荀子考察秦国之后,对其治道赞赏有加,对其"无儒"深表遗憾,试图通过"治人"将儒家道德植入秦国的"治法"之上。但是,由于他的礼义过度政治化、外在化和形式化,导致荀学中的礼演变为与法相类似的强制性规范,从而使儒家道德发生异变,孔子的"道之以德,齐之以礼"蜕变为"道之以政,齐之以刑"。可见,荀学中"治人"与"治法"的矛盾,是法家政制与儒家道德矛盾的外化,最后不是儒家的治人驯服了法家的治法,而是法家的治法扭曲了儒家的治人。因此,从道德和政治思想两方面来看,荀子很难算作真正意义上的儒家,而是受儒家影响的法家即"儒法"。荀学的出现,适应了秦以后君主专制政治的需要,奠定了此后两千多年君主专制模式的思想基础。中国现代政治文明的建立,必须超越荀学的"卡夫丁峡谷"。     

“波士顿儒家”南乐山对礼学的诠释与移植

儒家礼学思想在西方汉学界的传播跨越了宗教对立与现代价值质疑双重障碍。在芬格莱特开启了用西方哲学架构"礼"的先河之后,对礼学的关注与探讨在西方学界形成了对话的形态。其中,"波士顿儒家"南乐山尤为推崇儒家的礼学,他以实用主义的符号理论为桥梁,对儒家礼学思想加以诠释与重构,对儒学传统话语加以拓展与更新,力图使之作为一个"活的传统"移植到西方,以此来解决西方因个体本位而导致的社会困境。在这一过程中,南乐山的构想始终面临着如何在移植后的"礼"中保留其原始价值意蕴的难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