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禽之辨的基本结构与功能——以孟子、朱子和船山为中心

人禽之辨体现出人对自身存在之优越的肯定。春秋战国时期的思想家借助这一意识,将人类生活中一些方面的属性特征强调出来,赋予其价值性。孟子结合人禽问题与人性观念,发明了人的独特性;通过"孺子将入于井"的道德情境,将人的独特性锁定为道德性,从而开启了儒家以人禽之辨论性善的滥觞。儒家关于人的独特性与道德性的讨论存在两个径路,一是从价值的内在根据,二是从价值的发生场。朱子是第一种径路的代表,将价值根据安置在作为普遍秩序法则的天理之上,这是对孟子以"人之独"为人性的消解。船山则主张第二种径路,强调价值的发生场,认为人禽之本质区别在于人能选择。     

培养德性:在孟子与阿奎那之间

"培养"一词意涵丰富,原指农作物的培植,但被孟子和阿奎那用于描述德性修养的复杂过程。他们都认为,人的德性之端或种子受之于天或上帝,是人性的一部分,只有通过培养才能发展它们。只有培养德性,才能实现人性,并最终实现人的天命或终极目的。对二人来说,乐于为善行德,才是德性的真谛。尽管二人在人性、德性以及德性的培养等问题上有很多相似之处,但彼此侧重点还是有所不同。孟子认为人性本善,但人之为人需要培养德性之端,而在德性培养中心志情感、人伦关系和成长环境等尤为重要。阿奎那则区分了自然之德与神学之德,发展了潜能与实现等概念,强调培养德性就是培养习惯,突出理性的地位,从而较好地应对德性培养中的成功与失败问题。     

性善:“伦理心境”还是“自然倾向”

杨泽波教授的"伦理心境"说是对孟子性善论的一种代表性诠释,他最近以"人性中的自然生长倾向"说补充和发展了这一诠释。人性中确实有道德方面的"自然生长倾向",一方面人自然会发展出亲子之爱和恻隐之心等道德情感,另一方面人性中也具备发展出道德反思、理解和判断等理性能力的要件。而且社会生活中的道德内容也不是自成一体的存在,"伦理心境"不只是社会生活在心灵中反复印刻的结果,它们都有"人性中的自然生长倾向"作为基础。相较于"伦理心境","人性中的自然生长倾向"更适合用来解释孟子性善论。据此,性善既是性本善,也是性向善,合言之是性本向善。性善是自然、经验的,而非超自然、先验的。性善有一个包含着情感和理性的立体架构。     

论孟子“义利之辨”展开的基础及其政治走向

孟子"义利之辨"的展开有赖于两大基础,一个是现实基础,另一个是理论基础。现实基础是,战国时期诸侯国之间进行大规模的兼并战争,各国的统治者都想快速扩张自己的经济实力和军事实力;理论基础是儒家的"心性论"和"天人论"。其中,孟子本人的心性论和天人论是核心理论。孟子"义利之辨"的最终政治走向是"仁政",也即"王道政治"。从义利之辨出发,孟子的王道政治侧重于"仁义"这个价值要求,忽略了根本的政治制度的设计和安排,无法对统治者做出有效的限制。正常的政治实践要求价值理性与工具理性应该达到一定程度的平衡,而不是顾此失彼。总而言之,虽然孟子的"义利之辨"可以从理论上推导出"王道政治",张扬价值理性,但是在现实的政治实践中往往会遇到诸多困难。     

非理性解放:后现代管理视域中的人性救赎

科学主义思潮支配下的管理模式内在地具有普适性与去特殊性的要求,加剧了全球化背景下民族认同与个人身份认同的双重危机,使管理出现深重的"文化乡愁"问题。这种问题的产生在根本上是由于理性对现代管理的塑造实质是以一种压抑性文明将人简单化、机械化,使之成为没有灵魂和欲望的机械个体。后现代主义者对管理中的人性救赎通过重建人的精神家园、解放人的非理性因素来实现。它开拓了伦理技术与审美体验两条路径,即建造人在组织中的道德生活与审美生活,并将它们和人的自由与解放问题连接起来,构筑了一种反对理性主义、权威主义与中心主义的新自由叙事模式。后现代管理在理性控制系统之外,尝试在组织中建构基于情感与价值的"自由-自治"系统,从而将组织导向服务于人类自由和幸福生活的一种积极存在。     

论先秦儒家思想中的“孝本论”与“仁本论”

在孔子去世之后,儒家内部围绕仁与孝的关系出现了"孝本论"与"仁本论"的不同。《孝经》作者从为天下立法的高度,将孝论证为"天之经""地之义"和"民之行",孝跨越父子血缘亲情边界,向陌生人社会无限扩张与蔓延,衍变为人与人、人与社会和人与自然关系的大经大法。在社会政治领域,孝被论证为政治伦理,产生了"以孝治天下""移孝作忠"等观念。然而,建基于"孝本论"的政治理念,有可能使儒家思想成为为"家天下"专制主义辩护的意识形态。孟子"仁本论"的初步建构,可视作对《孝经》"孝本论"的批评与反拨。孟子从心性论的角度证明仁内在于人性,是人之所以为人的道德理性。仁是体,孝是用,在"亲亲""仁民"和"爱物"三境界中,孝只是仁本在家庭伦理中的体现。在社会政治领域,"不忍人之心"是"不忍人之政"的道德基础和内在精神。随着孟子"仁本论"的建构,标志着"孝本论"被逐渐淡化。汉唐以降,历代大儒皆自觉尊奉"仁本论",并从不同哲学层面加以论证。孟子"仁本论"的建构对于儒家主流思想的确立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孟子论性善与性命

孟子人性论具有二重视角:一重是本体的,一重是工夫的。就前者而言,孟子以性善论人性,强调"四心"是人性善的内在根源,主张通过"存心"的方式来保有四心。就后者而言,孟子以性命论人性,认为人性中存在感官欲望的部分,这一部分既会受到外在必然性的制约,也需要人在道德意识与感官欲望之间确认价值的合理性以作为人的本质,从而达到生命的充分实现与完成。孟子人性论的二重视角直接通向道德选择问题。只有将二重视角结合,才是孟子对待人性的完整态度。     

超越善恶:人生而静,天之性也——《乐记》被遮蔽的人性论突破

"人生而静,天之性也",《乐记》这一人性论对宋明理学产生了深刻的影响,但因着宋明理学的影响之深之大,它的真实内容和意义却被长期遮蔽。以超越善恶的动静论人性,既克服了孟子以降内省或内原式的道德成长路径的虚玄,而转向内得真实确定的礼乐而建立起德性成长的客观之途;也从起点上摆脱了《荀子》人性之恶带来的理论逻辑困境,使人在礼乐的陶治和对天理的追求中,德性成长成为可能。这一人性论也为在"清静澄明"中知识与德性的成长,相得益彰,分任殊途,提供了强有力的支持。这就跳出了宋明及至现代新儒学心性论中"尊德性"与"道问学"的纠缠,将知识从后世一直被德性的捆绑与束缚中解放自由出来。     

普遍性的追寻:何谓孟子的“恻隐之心”?

作为孟子"四端之心"中颇为重要的一端,"恻隐之心"在孟子人性善理论中具有重要的作用。历来有关"恻隐之心"的解释可分为本体向度的阐释和经验向度的阐释两类。然而,这两种阐释路径都有其自身的有限性。当孟子在谈及"恻隐之心"时,其实隐含了一种对普遍性的追寻。这种对普遍性的探寻表现为两个方面:一是对普遍人性的探寻,二是对普遍方法的探寻。前者涉及恻隐之心在孟子人性论中的普遍存在意义,后者则关涉到恻隐之心如何在具体生活情境中发挥作用。孟子对于普遍性的追寻表现出与孔子不同的趋向,也使其自身的思想开展出独具特色的工夫论向度。     

孟子“义内”说发微

“义内”说是孟子思想中的一个重要命题,它涉及到人性、人禽之辨、道德礼法的本原、道德理性的普遍合理性等一系列问题。本文分析了孟子与告子围绕人性和“义内”问题所展开的辩论,并根据《孟子》和其他早期儒家思想材料对“义内”说作进一步正面阐发。文章指出,从作为道德本原的“仁”和“义”的关系来看,“仁”源于自然本能,而“义”才是使人区别于动物的自觉意识和道德理性;从“义”和“礼”的关系来看,“义”是一切“礼”的创制和改造的依据,是人们道德理性的终极依凭。因此“义”必然是内在于作为一个类的人的规定性之中的。“义”的普遍合理性可以在历史中得到证明,也可以经由忠恕的方法加以体认。“义内”说在道德实践层面上也有着积极的意义。     

历史危机、人生信念与实践抉择——儒家性善论的发生学分析

性善论是儒家人伦文明的精神标志,但它既不是一种理论逻辑的推论,也不仅仅是一种抽象的思想主张或所谓应然追求。从发生学的角度看,它是殷周以来中国轴心时代的思想家之继起探索与人文追求的一种历史结晶。在这一过程中,首先是周公的"以德配天"并以制礼作乐的方式完成对殷商以来传统天命观的人伦落实,使中国文化彻底告别了外在信仰的形态,走上了以人伦文明落实天命信仰的道路。继起的孔子,又以个体之士的身份深叩礼乐之源,通过视听言动之内在性统一,将德性文化与礼乐文明凝结为一种君子人格及其人生信仰。到了子思与孟子,则一方面以"天命谓之性"明确肯定了人性的天命根源,同时又通过实践生活中的"大体"与"小体"之辨,将"天之所予"的道德善性直接落实于君子的日用常行之中,从而完成了对儒家人伦文明的一种信仰凝结与精神奠基。     

孟子“权”思想解析

现时学界普遍以"灵活性"来诠释"权"之内涵,但通过对《孟子》原文案例的分析,笔者认为,孟子"权"之内涵应为一种实践智慧。"权"是使"经"由抽象走向现实的实践方式。在此基础上,孟子"权"思想的内在品质、抉择原则及价值原则得以明晰。孟子"权"之价值原则,合而言之就是"仁",分而言之就是以本心为代表的生命价值,以亲亲为代表的伦理价值,以尧舜之道为代表的政治价值。     

论荀子哲学对孟庄思想的摄受与扬弃

战国末期思想文化折中综合的趋势日渐显著,荀学是这一思想文化走向的典型范式。孟子、庄子思想在荀子哲学建构中具有非常独特的影响,此种影响主要表现在:荀子天道观对宗教之天、德性之天的剔除及与道家自然观的纠缠;性善、性真、性恶善伪的观念差异与相互连结;道德反省、审美直觉向认知理性的转向。从观念比较的视角交叉考量孟子、庄子、荀子思想逻辑深层结构上的差异及其相蕴互补性,揭示荀子对孟子、庄子思想的摄受与扬弃,还原荀子哲学的思想史地位。荀子思维方式的一大特点是认知理性转向,认知理性精神由于与中国哲学价值优先的主流传统不相契合而受到抑制,是中国古代科学技术没有走向近代转型的认识论根源。     

论孟子仁政思想的内在逻辑

孟子的"不忍人之心",是其"仁政"思想的价值核心所在。"政治行为"因以人为其行为的对象,故而其自身的正当性与人日常行为的价值源头紧密连接在一起。人因有不忍人之心而后有不忍人之行,有不忍人之行而后有不忍人之政。围绕着这一价值源头,于"君",孟子有着一种道德操守的必然诉求;于"政",这一必然诉求则于道德实践的过程中客观化为具体的法令制度;于"民",孟子则本着顺遂人之常情的态度,强调通过制民之产以导民向善。善、德、政三者在孟子的仁政思想中是环环相扣的自本至末的逻辑扩充关系。孟子的这一认识,在当今建立法治社会的进程中有着不可估量的价值参考意义。     

孟子与庄子理想社会构想比较论

面对战国乱世,孟子与庄子从不同的理论原点出发,建构出各自不同的理想社会构想。他们在此既表现出对现实社会的批判与省思,又透显出殷切的政治关切与人生关怀。尽管他们的理想社会构想有着根本性的差异,但是他们无一例外地都是从"人"的维度去省思与建构的。比较来看,孟子与庄子的理想社会构想在对"人"的存在及其价值关切上是有所区别的,孟子将"人"的存在及其价值安放在现实社会与伦常关系中,而庄子则试图将"人"从现实社会与人伦关系中抽离出来;同时,庄子将追寻个人纯粹的自由与逍遥视为"人"存在的终极旨归与价值所在。     

论孟子的身体美学

孟子认为,人外在形体与内在德性是相表里的,这是一种"身心合一"的身体观。这种身体观由对孔子"仁"的发展和突破而来,这是基于人心善端的扩充论证了人性善。扩充的过程就是通过身体之气特别是"浩然之气"对善端进行存养,不但可使内在德性充实完满,而且这种道德之气还使外在形体生发出光辉,从而达到一种美的境界。这种美还不断地以各种形式显现于天地万物。最终人不仅"身心合一",也达到了"天人合一"的理想境界。     

先秦儒家的"人禽之辨"

"人禽之辨"是先秦儒家为传统礼乐文明存续作合法性辩护时提出的重要命题,它集中体现了儒家在"人的价值发现"问题上的思想成果。荀子从性恶论出发,揭示了人类理性即"辨"是人禽之别的内在根据;孟子以性善论为基础,发现了人类具有超出动物"类性之仁"局限性的独特价值,确立了一种由"辨"而"合"的人禽关系模式。     

“以义治性”何以可能——墨家人性论新探

墨家以“染丝”作类比,将人性区分为本原之性和所染之性。本原之性内含可善可恶的潜质;所染之性受外部环境影响,彰显不同的善恶行为。基于“利”这一善恶的判断标准,墨家指出“仁者寡”“人异义”“不相爱”和“自利”四种人性之消极面向,并主张建构一个以“天之性”为根本的相爱相利的共同体,从而指引人心人性向善去恶。但墨家人性学说并没有就此止步,而是由“以利言性”的外在实践逐渐转向“以义治性”的内在实践工夫,即人以“观”之工夫,感通于“天”,使“天之义”内化于人心,并通过“克己”的修养工夫,外化为一种相互的善意。     

中西四德的对观:伦理冲动的两种道德哲学形态

樊浩教授所提出的"西方四德的人性结构是‘理性+意志’;中国四德的人性结构是‘理性+情感’"的两命题,经讨论或许可以得出:西方四德智、义、勇、节的主体依序是"理智、意志、愤情、欲情",或"理性、理性欲望、2感性欲望"或"理性、3非理性"或"理性、3欲望",未必可归结为"理智/理性+意志"。关于中国四德(或儒家四德,或孟子四德),樊教授归结出"四德—四心之中,3/4的是情感,1/4的是理性,是一种‘理性+情感’的并以情感为主体的特殊人性结构",对孟子哲学来说大抵是合理的,唯儒学各家的说法细节不一,无法一概而论、一体适用。     

礼理之变对中国画的影响

封建贵族社会"礼"就是法,把贵族小社会之"礼"推向集权平民大社会,显然不匹配,对"礼"的简化,对儒学终极的解释便产生"宋理"。"天理至善",人性有"天理"一面,也有人肉体之"气"一面。"气"是善恶之源,孔子的人本是被动的"克己复礼",孟子的人本是主动的"养浩然之气"。是固,"礼"时代的绘画是"成教化,助人伦"之作,"理"时代的绘画是"心源"之作。"礼""理"之变使中国画入俗外,更塑造着中国画色形之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