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大足孝道石刻在佛教中国化中的作用

大足佛教石刻中的传统儒家孝道内容,是佛教中国化的重要体现。佛教传入中土以来,对于传统儒家的种种攻击,采取了曲折自卫、逐步演化的过程。这个演化的过程,也就是印度佛教中国化的过程。佛教中国化的最终完成,即是以孝道为载体的。理论以唐代的《佛说父母恩重难报经》和宋代契嵩的《孝论》的出炉为标志,而实践层面则要首推大足石刻造像对孝道的形象、生动的阐发。大足石刻对孝道思想形象的刻划,对佛教的中国化是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浅析宋代佛教建筑的特色北大核心

宋代是中国古代建筑史的一个转型时期。相对于唐代而言,这一时期的建筑尽管规模较小,但是建筑形态更加灵活、装饰艺术更加.多样化,而建筑构件开始趋向“标准化”,甚至出现了官方颁布的建筑设计施工规范书《营造法式》。宋代佛教建筑是其中突出的代表。宋代是中国历史.上儒释道融合发展的重要时期,当时的佛教建筑淡化了宗教属性,使用传统的木构筑体系以及院落式布局,建筑审美崇尚简约,注重与环境的融合。这些建筑特色都与当时的世俗建筑相似,在现今留存的宋代佛教建筑中得到生动反映。     

唐宋时期民众的佛教神灵信仰——以石刻、造像为中心

大致来说,就信仰群体而言,佛教的中国化既包括在王公贵族、中上层僧侣、知识分子等精英层面的中国化,也包括在社会底层的民众上的中国化。相对于精英阶层的佛教中国化,民众的佛教信仰及其修行从一个更加宽广、细腻的角度丰富和深化了佛教的中国化,在中国佛教繁荣的唐宋时代,这一点表现得更加明显。以石刻和古代文献为资料,考察唐宋时代民众的神灵信仰,以此进一步拓展和深化对佛教中国化的认识。     

认知与误读--宋代儒士佛教思想论略

至有宋一代,佛教已成为中国思想文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宋代儒士对佛教常识、佛教教义都有较深入的认知与把握,但也存在大面积的误读;宋代儒士一方面主观地批佛、排佛,另一方面却客观地成就了“批判的佛教”。宋代儒士对佛教的认识、理解和评价,不仅有助于弄清宋代新儒学与佛教之关系,也有助于进一步把握宋代学术之分野,而且可以加深我们对佛教中国化的理解。     

中国化的佛教绘画艺术 以宋代画僧为中心的考察

中唐以后,随着中国化的佛教宗派——禅宗的影响逐渐扩大,"悦禅之风"不但在佛教僧人中广为盛行,在文人士大夫阶层也流传甚广。到了宋代,禅宗和净土宗更是成为当时佛教的主流宗派。在此阶段,佛教与中国传统的儒家、道教文化进一步融合,极大推进了佛教中国化的进程。     

锲而不舍 金石可镂——方立天的佛学研究及其学术贡献

方立天先生的佛学研究的学术贡献主要体现在：佛教哲学的现代阐释、佛教与中国传统文化关系的研究、佛教哲学中国化的研究。其中,用当代人能够理解的方式对佛教哲学的解读发挥了佛教文化启蒙的历史作用;对佛教与中国传统文化关系的研究,为“佛教是文化”的论断提供了学理支撑;而佛教哲学中国化的研究,作为佛教中国化研究的核心论述之一,迄今对学术界思考宗教中国化问题仍富有启发意义。方立天先生的佛学研究是当代东亚佛学研究的有机组成部分,其研究成果和研究方法论的探索构成东亚大乘佛教研究现代化转型的一个组成部分。其对佛教思想在现代社会应用价值的关注体现出一位佛教学者的学术洞见。     

菩提心亦是爱国心--以佛教的“中国之义”响应“中国之治”

天下大治,是古往今来无数治国者孜孜以求的理想。国基永固,也是数千年来中国化佛教永恒不变的祝祷。十九届四中全会向世界人民展示,我们党领导人民不断探索、不断实践,形成了具有强大生命力和巨大优越性的国家制度与治理体系,创造了世所罕见的经济快速发展奇迹和社会长期稳定奇迹。[1]中国佛教协会发布《坚持佛教中国化方向五年工作规划纲要(2019-2023)》,号召全体佛教界在新时代更好地坚持佛教中国化方向,建设具有新时代中国特色的佛教思想体系、制度体系、教育体系和佛教文化,不断提高佛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的广度与深度。[2]而佛教教义从各个维度上自觉趋向于新时代进中国化的努力,必将以其"中国之义"奋力书写出"中国之治"的佛教答卷。     

从传戒制度的演变看佛教中国化的时代命题

在佛教戒、定、慧三学的修习体系中,戒被奉为成就之基。僧团的传戒对求戒者而言就是受戒,此传戒受戒的宗教行为是佛教修行者身份认同乃至宗教修持的逻辑起点,因此传戒制度在整个佛教制度体系中具有重要地位。正像印度佛教传戒法从佛陀创教时的"善来比丘"法最终演化为具足法、事、人、处的"白四羯磨"传戒法仪一样,伴随着佛教中国化的历程,中国佛教传戒制度经历了从初传时期声闻戒法的简单授受到宋代于小乘声闻戒法外别受大乘菩萨戒,再到明清时期一期顿受大小乘戒的"三坛大戒"制度演变。这一历史演变与佛教中国化的进程相表里,既是佛教中国化的表征与结果,也是佛教中国化在礼仪制度层面的动力与保障。     

佛教中国化的逻辑解析北大核心CSSCISSCI

从佛教的角度来看,坚持我国宗～教的中国化方向既是党和政府在新时期提出的新要求,也是中国佛教自身传承和延续的内在发展需要。本文试图从历史必然性、现实必然眭与发展应然陛三个方面对佛教中国化作出逻辑解析。     

从佛化新青年运动看佛教近代调适特征

20世纪20年代的佛化新青年运动是佛教自身近代调适的重要努力之一。它反应了佛教近代调适的宗教人间性、伦理普世化、观念世界化的重要特征。这些特征折射出佛教在中国思想领域的角色转变和其适应近代社会发展的调适方式。研究佛化新青年运动不仅对传统宗教的当代转型具有现实意义,对整个中国传统文化的现代化发展也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历史与现代双重变奏中的近现代佛教入世转型

近现代是一个中西冲突、新旧交替的时代,面对西学东渐、中西文化的碰撞和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的转型,作为传统文化重要组成部分的中国佛教也相应地做出了一系列或主动或被动的转变,特别是更多地面向新时代、新社会、新文化,更多地关注并参与到现实的社会和人生中,可将其称之为入世转型。这里的“入世”并非意味着近现代之前的佛教只有“出世”而没有“入世”的面向,恰恰相反,近现代佛教的入世转型,是对佛教中国化进程中入世化、人生化倾向的继承。但中国近现代佛教的入世转型又有着与历史上的“入世”非常不同的时代境遇、丰富内涵、新的特点及历史效应,它是对大变革时代社会和文化的回应,也是中国佛教自我反思、自我革新的结果,是佛教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对佛教中国化的承续与创新,是佛教为了在新的社会文化环境中生存发展并更好地展示其独特价值、发挥其独特作用的努力与开拓。佛教通过与新时代的政治、经济、宗教、科学、社会思潮、思想文化等各方面的协调互动,实现了自身在政教关系、组织管理、思想观念、佛法义理、僧伽教育、宗教实践等方面的转型和变革。近现代中国佛教的入世转型,呈现出曲折的历程和多向度的路径,表现出区别于传统佛教入世的新面貌、新特点,...     

佛教中国化实践与思考——以北京延庆区佛教为例

坚持宗教中国化是在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高举爱国爱教旗帜的前提下,我国宗教的发展方向。坚持宗教中国化是党的宗教政策在管理与落实中的具体体现。佛教中国化是坚持宗教中国化方向的一部分。佛教中国化是坚持以戒为师、以法为依、正信正行、清净庄严的佛教本色,是在适应时代进步的过程中全面加强和创新佛教自身建设,持续推动中国佛教现代转型,不断增强佛教界坚持中国化方向的理论自觉、思想自觉和行动自觉。佛教中国化是历史的必然,也是时代所趋。     

道安:在理论和僧团组织管理上推进佛教中国化北大核心

在佛教中国化的过程中,我们不能忽略的一位历史人物便是道安。道安(312-385)是东晋时期一位著名高僧,其一生致力于“佛教中国化”的事业,主要有两大贡献:其一,推动佛教理论上的中国化。道安本着兼容并蓄的文化精神组织整理大批佛教文献,推动了中国翻译学、目录学的发展,并于此基础上将我国本土的儒道二家学说与佛教思想相结合,推动了般若学的兴起;其二,推动佛教僧团组织管理上的中国化。     

印顺“人间佛教”伦理思想初探

本文尝试从印顺人间佛教思想的伦理体系入手,初步建构印顺佛化道德概念在人间佛教的不同维度中所形成的完整的逻辑体系,包括纵向的差序层级、横向的规范原则及其佛化伦理的实现途径三个方面。印顺以众生性、人性和佛性的不同区分出人间佛教伦理道德的境界序列,又以现代中国社会的现实为背景提出佛陀人间化的伦理前提、智慈合一的实践理念、集团生活的时代倾向与救世之仁的实践意义作为人间佛教伦理观的原则内涵,在此基础上提出了在家、出家两种殊途同归的佛化道德实现途径。     

从佛经翻译审视佛教的中国化历程 以《药师经》为例北大核心

在我国的外来宗教中,佛教是完成中国化较为彻底、成功的范例之一。佛教中国化在形式上表现为佛教经典的翻译与研习读诵、经典和教义的判释与圆教义理的阐发、佛教宗派和山门祖谱的确立等;在实质内容上则表现为佛教义理的心性化、佛教信仰的大众化、普遍化。本文中笔者将以《药师经》的翻译为视角,以探析佛经在翻译过程中佛教中国化的历程。     

赵朴初是中国佛教现代化历程的开拓者

来自印度的佛教经过禅宗六祖慧能的革命,实现了由“佛本”到“人本”的变革,宣告了佛教中国化历程的完成。到近代,太虚大师等人致力于佛教改良运动,使中国佛教实现了由“人本”到“人生”的变革,完成了中国佛教近代化的转型。至现代,赵朴初提出了建立“人间佛教”的理念。他的“人间佛教”弘扬了去恶行善、平等慈悲的人文精神,强调了普渡众生、利乐有情的利他精神,凸显了庄严国土、净化人间的实践精神,高扬了“爱国爱教”、“护国利民”的爱国精神,体现了与时俱进、适应潮流的时代精神,完成了统一中国佛教发展方向的历史使命。     

“舍豆结缘”探析

"舍豆结缘"又名舍缘豆,源自佛教,后渐成习俗。明清时期在华北地区非常流行。"舍豆结缘"的出现不仅仅是因为佛教信仰,还与所在地区的风俗习惯、民族心理相关,也就是说"舍豆结缘"是佛教中国化的产物,是佛教世俗化进一步加深的体现。     

冯友兰中国哲学“三史”中佛教研究的方法论转向

如何在中国哲学史的框架内理解和诠释中国佛教,胡适与冯友兰用现代学术的方法分别作了佛教“化中国”和佛教“中国化”两种解读。冯友兰历经一生写成的中国哲学“三史”中,对佛教研究在叙事方式上经历了由史论结合、以史为主到史论结合、以论为先而明其学脉,在理论分析上经历了从新实在论等西方哲学到运用马克思主义观点分析中国佛教哲学而得其宗旨。其一以贯之的主线是从揭示中国佛教的本位性到用马克思主义哲学考察中国佛教哲学,这不仅反映了冯先生学术研究的方法论转换,也深刻体现了他的世界观转向。     

汉传佛教“祖庭”的渊源、内涵及文化意义——佛教中国化突出标识探析

"祖庭"起源于儒家尊祖敬宗的浓厚观念,在中国古代宗法社会具有丰富的文化意涵。隋唐以来,随着中国汉传佛教宗派祖统法脉意识的日益高涨,中国汉传佛教自唐中叶开始使用"祖堂"一词,北宋时开始采用"祖庭"一词,并逐渐赋予其多重的内涵和厚重的价值意义,使其成为了佛教中国化的突出标识。我国古代教内外学人对此已有自觉的认同和表达,为我国佛教发展的"中国化方向"奠定了深厚的思想基础和文化传统。     

宋代新儒学中的佛、儒关系新论--以儒士佛教观之基本特征为视角的考察北大核心CSSCISSCI

宋代儒家学者关于佛教的认知、理解和评价(佛教观),具有四大特征:本位性、实用性、隔膜性、否定性;这些特征准确地向我们传达着宋代儒家学者接受佛教、消化佛教、改造佛教、排斥佛教及其程度等方面的信息;由此推论:宋代新儒学中的佛教与儒学关系,实际上是宋代儒家学者基于复兴儒学、发展儒学的集体意志和共同需要,对佛教与儒学在新儒学中的地位、功能、份额所进行的配置;在此配置中,宋儒的佛教修养水平、佛教态度以及佛教自身的特点分别扮演了重要角色;由此配置所展示的佛教与儒学关系便是:形式上的"取长补短"、内容上的"同质相融"、结构上的"儒体佛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