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安国《春秋传》民本思想精义钩沉

胡安国对《春秋》经文的注解，深受儒家民本思想影响。在《春秋传》中，他不但指出《春秋》“以三纲为本，以民事为要”，而且反复劝谏统治者要“以民为本”，民为邦本，本固方可邦宁。一是“重民力，役有时”。对于《春秋》经文中书写记载的民间徭役、军事演练和操习等事，胡《传》主张人君不仅要慎用、爱惜和保存民力，更要用民以时，不可肆意侵占农时。二是“急民事，谨天灾”。胡《传》常通过“天人感应”的天灾谴告说，告诫人君要心系民事，重视和关心民生民命。三是“赋税任其宜”。民之税赋方面，胡《传》以轻征薄敛为原则，认为国家应当根据不同时宜对民征收与返还，以恤民隐。     

经学的转折:啖助赵匡陆淳的新春秋学

唐代中叶,学术界兴起了一个新《春秋》学派。这个学派以啖助、赵匡为先驱,陆淳（贽）集大成,对当时学术界产生过很大的影响。宋人陈振孙说：“汉儒以来,言《春秋》者惟宗三传,三传之外,能卓然有见于千载之后者,自啖氏始,不可没也。”（《直斋书录解题》卷二）清末学者皮锡瑞也说：“《春秋》杂采三传,自啖助始。”又说：“今世所传合三传为一书者,自唐陆淳《春秋纂列》始。”“淳本啖助、赵匡之说,杂采三传,以意去取,合为一书,变专门为通学,是《春秋》经学一大变。宋儒治《春秋》学者,皆此一派。”（《经学通论》之四《春秋…     

孔子传《易》与作《春秋》的关系新论

孔子传《易》,直接出于作《春秋》的需要——孔子所作《春秋》,不是《春秋经》,而是《左传》蓝本．孔子传《易》之“窃义”,与其作《春秋》的“窃义”,异曲同工。孔子传《易》与作《春秋》,相互促成,共同形成了儒学的“天道—性命—道德”三位一统的道德本体学说体系．     

朱熹《春秋》学考述

宋代大儒朱熹对儒家的许多经典都有精深的研究 ,唯独对《春秋》一经很少作出讲解和阐发。他虽然不敢否定《春秋》的经典地位 ,但他反对“一字褒贬”说 ,反对以“例”说春秋 ,对三传以及历代经师的解经表示出了强烈的怀疑 ;同时 ,对在当时有着重要影响的程颐与胡安国的《春秋传》也提出了批评。他的客观求实的态度 ,在当时的儒者中独树一帜 ,他对《春秋》经传的看法 ,在学术史上有着重要的地位。     

《春秋》“借事明义”说辨析:《公羊传》的传统与宋代理学的新诠

“借事明义”是《春秋公羊传》诠释《春秋》经义的基本方法.这一方法由董仲舒点明,经何休《春秋公羊解诂》推阐,而成为贯通《公羊》学“三科九旨”诸说与《春秋》经文的无形脉络.宋代理学化的经学家在注解《春秋》时也自称运用“借事明义”之方,其代表程颐、胡安国以“穷理”统摄《春秋》经解的一切方法,将“借事明义”等同于“格物穷理”,...     

《春秋》例论

《史记》谓“《春秋》以道义”,按春秋家的家法则设例以言义,此实为汉晋诸儒治《春秋》学之一基本方法,于是公羊家、谷梁家、左传家各具其义例体系。本文试对三传家义例略作疏解,以求窥见汉晋诸儒《春秋》义例之学的大旨。     

从《公羊传》、《谷梁传》的主要区别浅探齐鲁文化的差异

《公羊传》、《谷梁传》同《左传》一起,合称为“《春秋》三传”,三者都是对《春秋》经典加以解释,但三者所立角度不同。《左传》以阐述《春秋》历史的史实为主,是一部史学巨著,而《公羊传》、《谷梁传》则重“义理”,是两部政治哲理书。《公羊传》旧题战国齐人公羊...     

论张洽“得程遗意”而非“补朱未备”——从《春秋集注》学术宗属看宋明经学分野

张洽作为朱熹的重要弟子,于《春秋》学颇有建树。学界一般视其《春秋集注》为"补朱未备"之书。然亦有学者认为张洽《春秋》学当归入程颐门下。事实上,在宋代《春秋》学程、朱两大流派中,张洽《春秋集注》在具体经说、诠释理路对朱学少有承袭,反而"得程遗意",实为宗程之作。其继承的"程学"是宋代《春秋》学宗主;由朱熹开创,经吕大圭、程端学等人发展成熟的《春秋》朱学则到明代中期才成为学术主流。张洽《春秋集注》体现的程、朱学术差异,是朱子毕生不作《春秋》传注的重要原因,也是宋、明经学分野所在。     

陆淳对啖助、赵匡《春秋》学思想的继承与发展

基于对陆淳《春秋》学撰著和相关文献的分析,从《春秋》宗旨的解读、《春秋》辞义的显隐、对"三传"的评价和"无经之传"的取舍等几个方面考察啖助、赵匡的差异,在此基础上探讨陆淳对二者学说的取舍、继承和发展,可知陆淳较好地结合了啖助和赵匡的思想并有所发展,理顺了唐中后期新《春秋》学的思想体系,确立了该学派启发后学的两个重要发展方向,即走向义理和经世的经学研究,对新《春秋》学派的形成和发展有重要贡献。     

子夏及其传经之学考论

子夏是孔子后期的弟子 ,他果敢率直、为人勇武 ,善与贤己者处 ,孔子生前 ,子夏曾经出仕 ,孔子去世后 ,他主要在魏国西河讲学。子夏于诸经皆有钻研 ,也有所侧重。他尤善于《诗》《乐》 ,曾作《诗大序》 ;他也研习《尚书》 ,但不如他经 ;他擅长《易》理 ,今传孔子《易传》很可能出于子夏的传述 ;他于礼学则长于丧服研究 ,撰有《丧服传》 ;于《春秋》学 ,发挥《春秋》微言大义的《公》《谷》二传都出于子夏的传授。子夏修习儒经 ,擅长发掘经文的微言大义。孔子“述而不作” ,他整理编订六经 ,寄寓了自己的思想主张 ,子夏所传经学 ,对弘扬孔子学说起了关键作用     

公羊学派“《春秋》王鲁”说平议

《春秋》本为鲁国旧史,笔者学于鲁国旧都,研习鲁史,曾对后世公羊学者“《春秋》王鲁”之说有所留意.司马迁称《春秋》一书“辞微指博”,说“《春秋》文成数万,其指数千”,《春秋》乃“礼义之大宗”(《史记·太史公自序》).不过,后世公羊学者总结《春秋》义例时却立有不少非例之例,而其论述某些义例亦或有不周.本文拟就何休《春秋公羊解诂》中每每提及的“《春秋》王鲁”之说试加议论,庶几可以有益于对公羊学派理论的认识.     

试论苏舆对董、何“三正”说的批评与诠释

《春秋公羊传》通过“通三统”例,以“存三正”的方式处理王朝更迭后新王与旧王间的关系,用“存二王后”的形式保留前朝社稷、服色,籍此展现“尊先王”之意。清末学者苏舆通过分疏两位汉代《公羊》学先师董仲舒、何休对“以《春秋》当新王”一旨的不同诠释,以及“亲周”与“新周”的异文,成功地构建了董仲舒与何休对“三统”诠释的两处矛盾,并以《春秋》“只改正朔而不易王统”为基点,凭借将商、周、汉通为三统的理论构建,批驳了何休以降的今文学家所认同的《春秋》“黜周王鲁”说,否定了康有为本诸“通三统”例而构建的“改制”之论。但苏舆对董仲舒“统三正”说的诠释完全建立在对何休“通三统”论的批驳上,带有强烈的学术及政治主观性,亦未必董氏学之本意。     

《盐铁论》中《春秋》征引特征及学术倾向

《盐铁论》中的关于《春秋》经、传的征引,具有强烈的时代感。在以《春秋》决事的背景下,辩论双方多引用《春秋》经、传,以证其言论的合法性、合理性。全书关于《春秋》三传的引用数量是不成比例的,其中《公羊传》占绝大多数,《穀梁传》略有,《左氏传》未见。而全书关于《春秋》经传的征引,呈现出有意误读、借用和经、传、记体例不清的特征。辩论双方在对《公羊传》的征引、诠释上,各有出发点和落脚点。贤良、文学一方坚守的是学统意义传承的"公羊学",而御史大夫一方坚持的是政统意义改造的"公羊学"。《盐铁论》关于《春秋》经、传的征引、诠释特征,反映了汉昭、宣时期关于《春秋》经、传的接受状况,彰显了儒生群体的经世致用之心及其现实妥协性,同时也揭示了汉元、成以后托古改制、依经立义的学术发展的新倾向。     

卫灵公问阵于孔子

<正> 卫灵公问陈(同阵)于孔子,孔子对曰:“俎豆之事,则尝闻之矣;军旅之事,未之学也。”明日遂行。刘宝楠《正义》引《新序》五曰:“昔卫灵公问陈,孔子言俎豆,贱兵而重礼也。”按以孔子“贱兵”,不答卫灵公军旅之问,非也。考军旅之事,儒家所重,《尚书·洪范》:“八政,八曰师。”盖戎为国之大事,有国者必重之。《春秋》谷梁襄二十五年传:“古者,虽有文事,必有武备。”为人臣者,必文、武兼擅,诗人所以褒讚尹吉甫“有文有武”(《诗经·小雅·六月》)者,惟孔子以“文”为首而己。他于军旅,一是子     

论中唐春秋学的义例思想

义例学是作为经学的春秋学的核心内容,在经学史上颇具创新意味的中唐春秋学,也对义例的总结倾注了巨大的热情,《春秋集传纂例》(以下简称《纂例》)即是这方面的代表作。宋元以后言义例者,多标举啖、赵等人之意见,其义例学上的成就,很值得分析。同样值得关注的是,中唐春秋学包含着复杂的内     

谶纬与齐文化

谶纬为齐学,齐地滨海,海中云气像楼台,故有海市蜃楼。相传东海上有蓬莱、方丈、瀛洲三神山,为仙人所居之处。故海上方土慕神仙,求不死之药。大海浩瀚,无涯涘,游于海上,致人遐想,发奇幻窈妙之思,而神怪迂诞之说由是起。故齐学恢宏而肆,其弊则流于荒诞不经。议代经学有齐鲁之分。鲁学有《鲁诗》、《鲁论语》。齐学有《齐诗》、《齐论语》。《汉书·儒林传》云:“谷梁子本鲁学,公羊氏乃齐学也。”《孝经》则有博士江翁著《孝经江氏说》一篇,博士江翁即传《谷梁春秋》的瑕丘江公之子孙,这是鲁学,而后仓的《孝     

“间距化”——论董仲舒对《春秋》、《公羊传》的解释

“间距化”的基本内容有四:(一)《春秋》之辞字面义与本质义以及《春秋》之义的“间距化”;(二)《春秋》所记之事与事实真相的“间距化”;(三)《春秋》之常辞、常义与变辞、变义的“间距化”;(四)《公羊传》解释的意义与《春秋》之义的“间距化”。“间距化”形成了《春秋》之微的主要特征;是理解的障碍和误解的原因,构成了董仲舒解释《春秋》、《公羊传》的根据;“间距化”为董仲舒发挥主观思想提供了相当大的空间。     

以"公天下"大义正"家天下"之法——论中唐《春秋》学的"王道"论述及其时代意义

在中唐至北宋的儒道复兴运动中,追求合理人间秩序的“外王”之学实与“内圣”之学并行而交叉,自中唐兴起而于北宋中叶大盛的《春秋》学颇能凸显这一思潮线索。本文着重阐发中唐《春秋》学倡明“王道”之要旨及其相关论述,指出,中唐《春秋》学抉发西汉公羊学“天下为公”的微言,于大变动的历史时机重新澄清并确立“大一统”皇权专制的政治宪纲；开始探讨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士人进行政治实践的思想与行为准则即所谓“时中之道”,以树立新的君子人格；又根据“王道”精神提出振兴唐朝、重建中央集权的具体政治纲领,其“尊王”义恰恰构成对唐皇朝强化中央权威的现实政治路线的批判。中唐《春秋》学所开启的这一“原道”之路,在“大一统”秩序重建并巩固的北宋时代得到回应与延续。     

在史学与经学之间——朱子《春秋》观的再检讨

朱子在不同的场合,对《春秋》的说法颇有出入。其或视《春秋》为史学,亦否认《春秋》有义理、书法、条例。但朱子同时又无法否认孔子作《春秋》是“致治之法垂于万世”,在这一经学的意义上,朱子又不得不承认《春秋》有义理、书法与条例。在经学维度上看《春秋》,朱子对后儒之解经颇存怀疑。这种疑虑使得朱子对《春秋》的态度不自觉地由经学转向史学。但如果纯然视《春秋》为史学,这样不仅取消了孔子作《春秋》的意义,而且使得儒家五经之一的《春秋》学成为专计较利害的功利之学,这又是朱子所极力拒斥的。这或许就是朱子的两难之处,从而使得朱子对于《春秋》就不可避免地在经学与史学之间游移。     

对“左氏义法”与《左传》价值的全新解读——方朝晖《春秋左传人物谱》评介

《左传》一书号称难读 ,其所以难读 ,一是由于书中人物众多 (据统计达 3 4 5 0多人 ) ,且各自的名号、世系异常复杂 ;二是因为此书的写作形式特殊———它是以“传”《春秋》“经”的形式进行写作的。平心而论 ,与《公羊传》和《谷梁传》相比 ,《左传》在内容上的确以史料见长 ,故而人们常常把它看作是一部“以史释经”之作。如果按照这样一种观点去看《左传》 ,那么《左传》在思想方面就不可能也不应当有自己的东西 ,因为它是完全依附于《春秋》“经”而存在的。清代学者方苞等提倡“《左传》义法” ,这实际上已经接触到了问题的要害之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