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建立事权和支出责任相适应制度的研究

政府间财政关系是政府公共管理的重要内容,也是深化财税体制改革的重要内容。本文围绕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的“建立事权和支出责任相适应的制度”,通过梳理,提出在明确事权的基础上,合理界定支出责任,并辅之以相匹配的财力,才能突破事权与财权的统一。     

共治理念下地方政府债务的合作行政治理

随着中央和地方财权与事权的一系列改革措施的实施,地方政府债务不断扩大,债务风险也逐渐积累。目前,我国地方政府债务规模庞大并有隐性化趋势,面临着一定的违约风险。地方政府债务应纳入依法行政范围,有必要对地方政府债务进行行政法规制,从行政主体和行政程序两个方面规范和约束地方政府债务。同时,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完善,由政府、市场与社会组成的多元主体共同治理的合作行政模式已成为时代治理的新趋势。应深化机制改革,加快政府职能转变;推动建立共治模式,鼓励社会资本参与;建立完善信息披露制度,规范地方政府债务的监督管理体系。     

政府间事权关系划分:理论逻辑、体制约束和实践方向

党的十九大做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了新时代"新的发展历史方位的重大判断,提出新时代"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大要求。财政作为国家治理的基础和重要支柱,面临着加快建立现代财政制度,建立权责清晰、财力协调、区域均衡的中央和地方财政关系的重要改革任务。清晰的事权关系是合理配置政府间财力和划分支出责任的前置条件和现实依据,也是深化财税体制改革、有效发挥中央和地方政府作用、实现政府层级治理和形成国家有效治理能力的重要保障。本文在总结改革开放40年来中国财政发展实践过程和经验路径、分析新时代我国深化财税体制改革的现实需求和根本取向的基础上,围绕层级制政府事权划分的理论逻辑、体制约束和实践路径等重点环节,提出我国政府事权划分的改革思路和政策建议,对于构建科学合理的政府间财政关系、为国家治理现代化提供制度保障具有重要现实意义。     

地方政府改革视野中的政府公债

本文在总结现有公债理论的基础上,选择从政治文化和政府体制入手,具体分析了不同类型的政治文化和政府体制背景下政府公债的发展状况,着重探讨了地方政府改革中地方政府公债的作用和影响。并结合我国地方政府目前的融资状况,努力寻求我国地方政府发行公债的解决方案。     

中国乡村教育40年:改革的逻辑和未预期效应

从1977年的拨乱反正、1985年的分级办学,到新世纪的"以县为主"和学校大撤并,中国乡村的办学制度在四十年间经历了三次改革,追求的分别是乡村教育的正规性、"发挥人民群众办学的积极性",以及办学效益和规模效应。由于改革的逻辑本身存在漏洞,政府间关系的事权—财权严重失衡,以及其他制度环境的联动作用,三次改革都带来了很大的未预期效应:首先是减少了教育机会供给,随后是加大了农民负担和城乡教育差距,最后是将乡村学校直接夺走、形成对乡村人口和资金的双重虹吸效应,加剧了乡村的凋敝和城市对乡村的剥夺性。     

1927-1937年南京行政制度研究

192 7- 1937年 ,为保证南京市行政系统准确高效地执行中央的政治意图 ,国民政府在南京建立了高度统治型市制。这种市制起初对南京市政建设和发展起到了一定的促进作用 ,但由于体制过于政治化 ,无视社会利益与意志 ,加重了地方的困难 ,从根本上说不利于城市社会经济发展 ,恶化了政府与社会的关系。虽然国民政府和南京市政府采取了措施 ,但由于这种体制自身难以克服的矛盾和缺陷 ,导致南京市政府成立不久 ,施政能力即迅速弱化、效率低下、政局动荡、腐败公行 ,为国民政府的崩溃留下了隐患。     

国家大一统的古今对比:一个政府间关系视角

一个大一统的国家,需要政府间关系的和谐一致.在过去三十年中,随着地方政府利益意识的萌芽和发展,中国的政府间关系经历了严重的利益冲突.然而,不论是地方政府占优的时期(1978-1993年),还是中央政府占优的时期(1994年以来),地方民众的利益都没有得到有效的保护.本文在回顾了双方利益纷争的过程后指出,构建合理的政府间利益关系,应当借鉴汉代政府官员任命制度中的"声誉机制",将能否维护地方民众的利益作为考核地方官员的重要内容,从而实现中央政府、地方政府和地方民众利益的和谐统一.     

政策执行偏差严重程度对公众地方政府 责任判断的影响:多重中介模型的检验

为探讨地方政府政策执行偏差严重程度对公众地方政府责任判断的影响机制。采用问卷法对678名社会公众进行调查,结果显示:(1)地方政府政策执行偏差情境下,公众地方政府愿望判断和公众地方政府信念判断在政策执行偏差严重程度和公众地方政府责任判断之间起多重中介作用。(2)公众地方政府信念判断在政策执行偏差严重程度和公众地方政府责任判断之间的中介效应量大于公众地方政府愿望判断的中介效应量。     

中国区域经济发展中地方政府竞争的异质性

中国地区经济快速增长的事实证明,适度的地方政府竞争促进了中国地区经济发展和我国市场化进程,但中国现阶段的政治和经济体制安排使地方政府竞争存在异化的可能,严重的后果是导致形成“蜂窝状经济”。解决地方政府竞争异化问题,关键不是否定地方政府竞争的积极作用,更不是要消除地方政府间的竞争,而是解决地方政府产生异化的制度条件,引导地方政府行为在一个合理的、法制化的框架内充分、积极的发挥作用。     

一位穆斯林企业家的志向与追求——冯磊先生印象

北京清华同仁科技有限责任公司总经理奥斯曼·冯磊先生出生于北京,回族,1991年毕业于东北财经大学财经系金融专业,毕业时主动放弃了学校安排到政府机关工作的机会,选择了到首钢锻炼自己。从一名财务部的职员,到负责公司亿元债券的发行负责人,短短的半年便成长为业务的主干。1992年6月,首钢开始筹备华夏银行,作为筹备组5位成员中年龄最小的一位,奥斯曼·冯磊先生勇挑重担,和同事一起创造了175天组建并正式运营一家全国性的商业银行,令全国金融界为之惊叹的“华夏银行奇迹”。正是这段金融从业经历使奥斯曼·冯磊先生看到在商界发展的今天,企…     

政策执行偏差严重程度对公众地方政府责任判断的影响机制

为探讨地方政府政策执行偏差严重程度对公众地方政府责任判断的影响机制。采用问卷法对728名社会公众进行调查,结果显示：（1）公众地方政府有意性判断和公众地方政府可控归因中介了政策执行偏差严重程度与公众地方政府责任判断之间的关系。（2）政策执行偏差严重程度还通过公众地方政府有意性判断→公众地方政府可控归因的中介链作用于公众地方政府道德责任判断。并对研究的实践启示进行了讨论。     

比尔·盖茨的理财之道

全球商界巨子、电脑奇才比尔·盖茨，仅用13年就积累了富可敌国的庞大资产，一举跃上了世界首富的宝座。那么，盖茨究竟有什么投资秘方?他又是如何打理这份巨额资产的呢?风险投资：不将鸡蛋放在一个篮子里美国人近几年的个人投资在二板市场和大量中小企业的拉动下显得异常火爆，盖茨也是这庞大投资队伍中的一员。盖茨不仅拥有股票和债券，而且进行房地产的投资，同时还有货币、商品和对公司的直接投资。据悉，盖茨把两个基金的绝大部分资金都投在了政府债券上。在他除股票以外的个人资产中，美国政府和各大公司的债券所占比例高达70%，而其…     

地方政府间“对口关系”的保障机制

20世纪70年代以来,在中央政府主导下,中国地方政府通过"结对子"方式形成了特定的地方政府间"对口关系",并通过约束性和行动性两种类型保障机制维系和发展。其中,约束性保障机制是由中央政府主导和创设的,具体包括政治责任机制、行政包干机制、社会交往机制和共同体组织机制;行动性保障机制是由地方政府倾力作为的,具体包括政治性馈赠机制和政治性交往机制。然而,地方政府间"对口关系"维系和发展的更深层次动力是中央集权的组织体制和家国一体的政治文化。     

韩国地方政府财政决定机制研究

本文考察了韩国地方政府财政决定机制的两类主要影响因素.其中一类是作为地方政府管辖权的外部影响因素的国家法律,它规范着地方政府的财政管理,而另一类则是地方政府的内部影响因素和代议制民主下市民、官员、政治家之间的有力互动.与地方财政管理相关的两个国家法律是地方自治法和地方财政法,但与地方自治法相比,地方财政法对地方财政的合法运行具有更为具体的影响.为了反映1991年恢复实施地方自治法之后的主要发展,地方财政法于2005年进行了根本性改革.围绕地方政府财政决定机制的三个主体(即市民、官员和政治家)的最大化行为,将导致从全社会立场观点看来并非最优化的地方政府的财政均衡.在代议制民主下,三个主体行为之间的信息不对称将产生更为糟糕的局面.缓解信息不对称问题的一个可能方式是培育市民对公共服务的价格意识.如果关于公共服务的财税价格概念在市民中得以普及,那么地方政府财政决定机制足以更具社会效率地运行.     

韩国央—地政府间财政关系变迁与李明博新政府的政策趋向

本文旨在探寻改进韩国政府间财政关系的可取途径。1991年韩国恢复地方自治以后,从财源、财力的分配和财政运行架构看,政府间财政关系发生了实质性变化。最为凸显的变化是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之间财政分配的视角,已从原先的中央政府导向转变为地方政府导向。在上述转变过程中,政府间财政转移支付制度的作用和变化最为显著。随着地方共享税的大幅增长和新补贴拨款制度的实施,财政转移支付的规模和重要性得到加强。原先建立在税收制度基础上的政府间财政关系的轴心,已经转移到财政转移支付制度。上述改变影响了政府间关系、地方财政地位、地方政府财政运作的方式、行为和地方经济等诸多方面,特别是强调财政转移支付制度而相对忽视税收制度的偏好政策,已经导致了一系列财政问题,诸如地方公共服务价格扭曲、低效的投资扩张、征税效率降低、道德风险和财政预算软约束。有鉴于此,是时候将依赖于财政转移支付制度的财政分权的优先政策,重新定向为在财政转移支付制度与税收制度之间保持适当的平衡。李明博新政府注重增强地方财政效率的政策,但没有重构原先政府留下的整个地方财政体系。从各方面判断,与原先的卢武铉府相比,现政府关于财政分权的立场非常脆弱且前后矛盾。考虑到上述事实,本文对韩...     

公众政治参与和地方政府信任的关系:一个有调节的中介模型

研究聚焦政府宣传教育,考察公众政治参与和地方政府信任的关系。对2061名有效被试进行问卷调查并分析。结果发现:(1)政治参与显著正向预测地方政府信任;(2)活动有用性评价在政治参与和地方政府信任间起部分中介作用;(3)宣传教育频率负向调节政治参与和有用性评价的关系以及有用性评价的中介效应。上述结果表明,多渠道提升公众政治参与意识,合理把握政府宣传教育频率是促进地方政府信任提高的可选策略。     

权利冲突与目标转移:特色产业打造中的意外后果

本文关注的是地方特色产业打造过程中,企业和政府之间的权利冲突如何诱发双方利益目标的转移从而导致产业政策的意外后果的问题。在地方特色产业打造的过程中,本土企业的利益和地方政府权力之间的冲突藉由产业升级战略的实施而得以产生。政府以各种优惠条件吸引外地大企业进入本地生产市场以期尽快实现特色产业的转型升级,这一过程使地方政府和本土企业同时发生了目标转移:地方政府原本试图扶持本地特色产业发展、借助外来资本和技术带动本土企业做强做大,但在实施过程中却发生了产业扶持目标的转移,意外地遏制了本土企业的发展,也使后者在获利目标上发生了转移,即由之前从生产和交易中获利转向通过"种厂房"来追求政府补贴。政府与企业的利益和获利行为经由变化中的制度环境塑造,而两者的目标转移事实不仅束缚了本土企业发展,也扭曲了产业发展的原初目标。     

综论中国地方政府职能转变与机构改革

科学界定地方政府职能取决于纵向——中央-地方政府权力关系架构下的权责划分和横向——不同时代条件下政府属性及其行为取向这两个维度变量的影响。本文基于经济学公共品理论的研究视角,构建了一个以地方层次上的外部性和规模经济构成的二维空间,以此作为中央-地方政府职能划分的判断矩阵,并进一步简要分析了中国地方政府机构改革取向。本文认为,中国地方政府机构设置与中央政府有同有异理应是主流政策取向。具体而言,省级政府可能最为接近中央政府的模式,地市级政府可能更偏向于因地制宜的模式,而县、乡级政府将趋于功能整合、部门精简,一如缩微版的大部制。     

日、韩民族主义与地方政府间国际交流

本文追溯了日、韩两国民族主义问题之间的关系,特别聚焦于朝鲜海峡两岸地方政府的行为。日韩关系虽已迅速改善,但仍存有一些摩擦和紧张。对于两国来说,历史教科书问题和利扬库尔岩(日语为竹岛,韩语为独岛)问题被视为最大的难题。通过分析地方政府在历史教科书问题上的前后行为变化,本文阐述了地方政府在日韩关系中的重要作用。     

试论上海地方政府和教会的关系

本文用一些尚未被宗教学术界注意的资料，描述了不同历史时期上海地方政府和各教会的关系，勾勒了变化的趋势。上海地方政府在不同历史阶段对几个教会的政策比外埠宽容，在一定程度上吸引了各国、各地、各教力量汇集上海，促使上海宗教的地位在近、现代得到较大提高。文章还分析了上海实行宽容政策的原因、上海地方政府与教会关系演变的历史给今人的启示和教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