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析绘画中的理与情

在古典型艺术时期，绘画是通过以理制情来完成的，而，现在，随着心的自觉和自由化思潮的兴起，情已经挣脱理的束缚，凌驾于理之上了。绘画作品中情的异化恰恰反映的是现实中我们真正的心理的变化。     

道家与道教的“理身理国”思想——先秦至唐的历史考察

本文考察了先秦至唐道家和道教“理(治)身理(治)国”思想的发展。道家及道教各派都曾围绕着身理(治)身与理(治)国的关系进行过不同层次的探讨。从“天人合一”原则出发,道家和道教各派不仅将身与国比拟为结构和功能相似的有机系统,而且对于理(治)身与理(治)国的终极基础和实践原则作了深入地剖析。随着语境的变迁,特别是在唐代,原道家语义被转换或开掘出新的内涵,故“理身治国”的实质内涵也在变化。“理身理国”观体现了道家和道教各派对个体生命及其生存状态的深度人文关切。     

《三十六计》的变理心理及其管理定位

《三十六计》是“中华管理智慧”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全球化背景下,它更能凸显“中华管理智慧”的比较优势。本文主要关注《三十六计》对道家精髓的吸纳问题,拟从四大变理心理思想的角度对其进行离析与提炼,并略论其管理价值。     

实在、可能与现实：朱熹“有是理便有是气”新探

以“逻辑在先说”诠释朱熹哲学中的“理气先后”问题获得了学界的广泛认同,但是“逻辑在先”的涵义尚有待澄清。“有是理便有是气”这一论述事实上构成了朱熹哲学中“理先气后”的实质内涵,其中包含了本体与实存、可能性与现实性之间的辩证关系。气的实有性蕴含在理的实有性之中,理具有自我实现为实存的必然倾向,这是理之所以为“实理”的原因。理作为事物的本质可能性与实存事物的现实性之间同样具有辩证关联,现实性蕴含了可能性,同时真实的可能性应当通过人的能动作为在现实性中获得实现。     

以理论孝：儒家孝道正当性的哲学辩护

在朱熹思想体系中,“理”既是宇宙起源之实然,又是人伦道德应然之本源。人伦道德源于天理,是天理的社会化外现。“理便是性”,仁、义、礼、智、孝等伦理道德观念先验性地包容于理本体之中,并因为“理”之先验存在而获得形而上证明,儒家孝论从而实现了“实质上的系统”．     

以心代理：明代道德权威的缺失

道德权威是维护社会道德秩序的重要力量.在中国传统社会中,道德权威与政治权威是合二而一的,并通过王权合法性问题而展现出来.道德权威的确立需要坚实的理论基础,阳明心学的"以心代理"是导致明代中后期道德生活的混乱与失序的重要原因.     

佛法与众生法的协和:从佛教中国化论人间佛教及其价值取向

本文从三个维度来对"人间佛教"进行观照,试图由此而切入关于"人间佛教"之概念及其意义与价值的理解。(1)从历史维度来看,"人间佛教"是对佛教中国化进程中所体现出来的根本精神的继承,是针对中国佛教之衰落形态的一种具有现代意义的改革运动,体现为中国化佛教发展的一个新阶段;(2)从现实维度来看,"人间佛教"是在现代生活场域之中,以"契机"为方便而实现的关于佛陀教义的化仪更新,体现为佛教的一种新实践;(3)从理论维度来看,"人间佛教"是对佛教之根本义理及其价值的重新拣择,基于化仪更新而实现了佛教价值之实现境域的转移,而体现为中国佛教发展的一种新形态。     

来知德易象说及其意义

论文从易学起源、易学本质、象辞关系、象理关系论述了来知德以易象为核心的易学思想.来知德易学提出易起源于象、舍象不可以言易、立象系辞、假象寓理,确立了易象在易学研究中的地位,批判了王弼和宋明儒者重理不重象的倾向.来氏的"假象寓理",不仅有以象为本、无象则无理的意义,也内涵以象为工具、以彰显理为易学归宿的意蕴."主宰者理",是言理主宰世界一切,易象只是理解和解释义理的工具而已,以此克服了汉儒将易学研究局限在易象层面的倾向.来知德从无象则无易到假象寓理、主宰者理,完成由象数到义理、由天道到人道的论证,阐发了以太极或理为本体、贯通天人的义理之学,从而与宋代程朱易学和明代以阐发程朱易学为宗旨的官学易学区别开来.来氏虽提出了许多不同于程朱易学的观点,但在许多方面仍未超越程朱易学.同时,来氏错综理论以至其整个易学,也吸收了汉儒互体之说、京房八宫说、虞翻卦变与旁通说、孔颖达非覆即变说等象数思想.     

《大学》“亲民”与“新民”辨说

在历来关于《大学》之亲民与新民的争论中,朱王两家的观点最具有代表性。朱子改亲为新的主要动机在于适应将《大学》义理理学化的需要,但其对于经文的诠释并不符合《大学》文本的思想内容;王阳明主张恢复《大学》古本而复新为亲,突出了亲民的实践品格,更为贴近《大学》文本的原意,却忽视了《大学》古本中客观存在的新民问题。本文主张跳出宋明理学的思维模式,直接返回到《大学》思想的古代源头去探寻新民与亲民的本来意蕴,并对于新民的内涵做出了新的解释。笔者通过考察《尚书》、《诗经》和《孟子》中的相关文献,发现在原始儒家的思想语境中,所谓新民是相对于新命而言,是新朝子民之意,并不具有性理学的意义。它作为上古思想的遗存被纳入到《大学》内圣外王新的思想体系中,但在《大学》新的思想脉络中,早期儒家经典中关于亲民、新命、新民三者关系的思想线索却变得黯而不彰了,于是导致了后来的种种不同解读,唯有回到亲民和新民思想的发源处,才能真正搞清它们自身的涵义,进而理清二者关系的本来面目。     

论朱熹在理气论上的创造和贡献

本文集中地论述了朱熹在理气论上的创造和贡献,这就是他是正式提出和全面系统讨论与解决理气关系问题的第一人;他比前人更清楚、更明白地论证了理与气的区别;他运用逻辑分析方法,发挥了前人的"理在气先"和"理一分殊"的命题,深刻地揭示了"理"的涵义和"理"的多层次性,着力地考察了"理"的"分殊"的一面,把"理一"看成是能动的、生生不已的、和谐的有机整体,并触及到一般和个别、本质和现象的关系问题;他提出的"阴阳者造化之本"的气本论思想,充满了辩证法气息.     

“家国一理”与“家国殊等”——王船山“理一分殊”视域下的家国关系重构

王船山以“理一分殊”说作为处理家国关系问题的基本视域,对朱子“家国一理”说在继承的基础上进行了批判,并进而提出“家国殊等”说以驳斥阳明学。在船山看来,“理一”仅仅是人道“继善”的倾向性,“分殊”则是抽象的继善倾向的差异化人道实践,“家国殊等”就意味着国-天下层面的政治实践有其独立性,政治秩序的形成需要以“絜矩之道”为原则实现制度构建。船山在继承理学传统强调天人相继的连续性的基础上,申明“君子之道非天地自然之道”,更为着眼于人作为一个群类整体的“人道”秩序的真实。     

理教与经教之间——朱子政治哲学中的帝王、士大夫与庶民

宋代道学兴起,朱子集其大成,重新解释《四书》,发明《四书》义理以启发德性,同时又面对五经中的礼乐思想。从教化的角度看朱子的政治哲学,对不同对象有不同的教化方式。在教化帝王方面,朱子的"帝王之学"旨在启发帝王的德性,以复兴致君于尧舜的儒家理想;在教化士大夫方面,朱子重新解释《四书》,探求修德成圣之路,以此塑造一个儒士的知识共同体;在教化庶民方面,朱子并不认为要对每一个人进行德性启蒙,而是通过对五经礼制的损益,设立家礼、乡约,以教化一般百姓。     

从“理同气异”到“一本万殊”——论朱熹与黄宗羲对佛教“一切众生悉有佛性”的回应

在佛教"一切众生悉有佛性"思想的影响下,对于人物之性,朱子提出了"理同气异"和"气异理异"的说法,一方面来回应佛教,另一方面则维护孟子的"人禽之辨"。但"理同气异"与孟子的人性论有着本质区别,从而使儒家的性善论走向泛性善论。黄宗羲则根本否定了朱子的说法,他从"天人一气"的角度出发,指出人物之性是"一本万殊"的,即人物之性都来源于一气,但人之所禀是"有理之气",而物之所禀则是"无理之气",故惟有人具有仁义礼智的道德属性,而草木禽兽只有知觉运动,从而使理学的人性论又回到孟子的性善论中去。     

从《童溪易传》看王宗传的政治哲学观

王宗传以心解《易》,提出人之“扩然大公”之心是万物存在的价值根基,圣人之心是人之“扩然大公”之心的典范,与天地生物之心具有相同的功能.因此在政治上提倡圣贤执政,而圣贤的执政方式便是以其本心化成天下、教化万民,使万民各遂其性.化成天下意味着一种普遍性,这与现实的有限性存在矛盾,因此必须解决两大问题:一是如何处理南宋与敌对外族的关系:二是如何理解朝代与朝代之间更替的断裂性和化成天下的延续性.从中我们可以看出,王氏理论既包容于整体上的宋代政治哲学,又体现出它的独特性.     

理念与境遇──论朱熹的伦理思想

由强调理欲之间的对峙及确立理的优先性，朱熹使当然之则的普遍性及其超越感性经验的一面得到了空前的强化，后者相应地亦意味着道德领域中形式规定的突出。然而，通过仁与理的沟通、情的引入，通过肯定礼仪的节文与人格的统摄之间的统一，以及对“权”与境遇分析的关注；朱熹又确认了道德原则与人在生活世界中的具体存在之间的联系，并注意到了道德实践中实质的方面，从而不同于形式主义的伦理学。朱熹伦理思想中的多重趋向无疑表现了其体系的复杂性，而它的更深刻的意义则在于为我们重新思考伦理学中形式与实质的关系并对二者作合理的定位，提供了某种理论的资源。     

简析山鹿素行对朱子心性论的批判

山鹿素行是日本江戸时代初期的儒学者,兵法家,古学派的先驱,山鹿派兵法的开祖。早年即接触朱子学,青年时代潜心研究,并节选、抄录、出版朱子著作,中年开始怀疑并著书批判朱子学,主张古学。因此罹笔祸而被幕府流放。流放期间重新审视日本历史,认为本国文化优于他国,尚武的传统万世一系,主张日本中朝主义。本文的焦点将集中于山鹿素行与朱子学的渊源及其朱子批判始末,浅析其批判理由,并探寻山鹿学与朱子学思维方式的不同。     

融摄与会通——与佛教交涉中生成的阳明心学

王阳明在与佛教的交涉中充分吸收、融摄佛理，会通儒释，建构起新的心学体系。阳明的心本论与佛学的心本论思维、心如虚空、含容万物、无相无住、心性本觉、“寂知”等思想具有高度的契合性。王阳明对禅定较为熟谙，曾亲历从澄心静虑到明心见性的过程，龙场悟道与这种体验紧密相关。阳明提出良知毋需外求，应以良知而非圣人经典为是非的标准，这种思想与佛教反对外在权威的思想具有一致性。阳明转化佛教顿悟渐修的哲理，强调悟后仍当起修，同时还认为致良知工夫无有穷已。阳明还吸纳佛门的无相无住思想，构建了良知境界。     

韩非思想所受道家影响

在战国时期“百家争鸣”的学术氛围中,诸子百家既相互排斥,又互相融摄,形成了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局面。韩非作为法家的集大成者,其思想理论有着明显的道家影响痕迹,主要表现为:君道同体说:“道理”范畴的提出;文化专制说;尚法不尚贤;反对“前识” 的认识说;“誓不两立” 的矛盾说;“无为”     

论李光地“六经皆理”思想CSSCI

李光地是清初程朱理学的代表人物,但他在承继程朱理学的同时,强调汉宋兼采,融汉学于理学之中。李光地的"六经皆理"思想是其经学思想的核心内容,可以概括为:其一,提出"六经皆理",强调六经的义理价值。"义理"指百姓日用、修齐治平之理,具有较强的实践精神。其二,治学路径为"尊经明理",从经学原典中发掘、阐释义理。其三,在具体的治学方法上,提出"求理于经"与"取证于经"两种理路,以经学考证来解决义理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