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中国佛学的时代特征——序高振农著《佛教文化与近代中国》

佛学在中国近代的复兴,是一个令人注目的现象。但是学术界对比却一直缺乏系统的研究。高振农同志有志于填补这方面的空白,他早在《中国佛教》(1986年出版)一书中已设专章论述“近代以来的中国佛教”,现     

佛教研究的现状与课题──以佛陀观的变迁为例证

一、传统教学与近代佛教学 具有佛教传统文化的亚洲各国分别拥有独立研究佛教的历史。在日本,屡屡受到基督教及伊斯兰教神学（ｔｈｅｏｌｏｇｙ）影响的研究潮流,被冠以“传统教学”或“宗学”的名称。 另一方面,经过所谓世俗化（ｓｅｃｕｌａｒｉｚａｔｉｏｎ）萌生于西洋的诸科学渗透到佛教的各个领域,独立出所谓新方法基础上的近代佛教学。这是一种以《圣经》研究传统为基础的西方古典文献学和大航海时代以后诞生的比较语言学或者比较宗教学这样两股潮流推动产生的新学问。近代佛教学即由写本的收集、读解入手,寻着校订版本并翻译、…     

井上圆了与蔡元培宗教思想的比较研究

中国近代著名思想家蔡元培早期曾致力于从日本引进西方近代学术,尤其是在关于哲学与宗教、宗教与科学的关系等问题上深受日本近代佛教哲学家井上圆了的启发.但井上是以“科学”的方法和“哲学”的逻辑来论证“宗教”特别是佛教的意义和价值,而蔡元培无论是主张“佛教护国”论还是“科学救国”论,都是以把中国建设为科学与民主的现代化强国这一政治诉求作为出发点.蔡元培与井上圆了的宗教观是他们各自所处的历史背景和社会条件的折射与反映.     

中国佛教组织近代化转型的发轫——以“佛教学务公所”为中心

近代中国佛教最早的组织形态是“佛教学务公所”,它的产生标志着中国佛教组织近代化转型的开始,这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其组织价值定位转向重塑中国佛教的社会角色;另一方面,其产生过程与组织架构呈现兼顾僧俗的特点,组织功能体现出公共化特征。它刺激了中国佛教主体意识的觉醒,协调了“庙产兴学”运动下的僧俗紧张关系并遏制了这一时期依附日本佛教的风气,维护了中国佛教教权的独立。     

人间佛教的制度变迁模式(上)——当代中国四大寺庙的比较研究

佛教作为一种文化现象和社会现象深深嵌入中国的社会结构之中。尤其是近代以来,中国社会风云激荡,在政治、经济、文化方面均发生了巨变。佛教在此过程中为适应时代要求,亦经历了从出世到入世的变化。近代太虚大师提出“教理”、“教制”、“教产”三大革命,在中国佛教发展史上具有里程碑式的意义。尤其是“人间佛教”的提出,为佛教从出世向人世转变。从而进入社会领域提供了现实基础。     

中国人间佛教思想的先驱

智旭在《周易禅解》一书中以《易》理对应佛教教理;以乾健坤顺,对应佛教修证;提出《易》佛同一论——佛性即乾道。本文并论证了智旭“佛性即乾道”价值观的重大意义。智旭将佛性定义为“乾道”,将佛教的价值观,对应本土文化价值观,结果,其与中国佛教传统的价值立场,已经相去甚远。主要的差异点在于,将佛教的本来是以出世为标榜的价值立场,转移到了以易道为代表的中国文化入世的价值立场上。智旭是开创近代佛教思想最先之学者,其“佛性即乾道”说即是近代中国“人间佛教”漫长历史进程的思想源头。     

晚明“四大高僧”的佛学思想

云栖祩宏、紫柏真可、憨山德清、藕益智旭四僧几乎同时活跃于晚明佛教舞台,并且在思想和实践方面颇多相似之处,对近代佛教产生过重大影响,被后人合称为“四大高僧”。本文拟在剖析“四大高僧”佛教思想的基本倾向和历史影响的基础上,对他们作出新的评价。     

近代江浙地区汉传佛教教育的实践与特点

在近代“庙产兴学”问题再次突显的背景下,辛亥以后江浙地区佛教界注重与世俗力量的互动,佛教教育的办学实践反映出中国佛教界“办学兴教”的自觉意识。在办学模式方面,江浙地区多元化的课程设置和现代化的学制体系,体现出平衡内外学的特点并逐渐成为后来佛教教育办学模式的主流。近代佛教关于办学模式的争论关涉宗教教育的特殊性,即信仰与理性的张力问题,这一争论一直伴随着近代以来佛教教育发展历程。     

佛教与“和谐社会”的实践者真禅法师——真禅法师圆寂十周年纪念研讨会

当代佛教的主导思想是在继承了近代佛教先进思想的太虚大师等所倡导的“人间佛教”的基础上,发扬成为建设“和谐社会”的当代佛教思想理念。关于佛教与和谐社会的理念,如果就广而言之,其思想之广博以一言半语不可言尽。今本文仅就从当代高僧真禅法师的“人间佛教”思想而言,就可窥见其思想博大而精深,影响深远而重大。我们就从真禅法师对佛教的重建和振兴、国际友好往来、佛教现代教育、维护祖国统一、发展佛教社会慈善等方面,可以清楚的认识到真祥法师是佛教与“和谐社会”的真正实践者。     

走向世间的新佛教——读《佛法观念的近代调适》

近代中国社会经历了中国历史上前所未有的大变局,百年近代史是中华民族艰难选择、曲折前行的悲壮历程。在民族危亡关头,在民主与科学的狂飙大潮下,传统文化受到严酷挑战,各种新学说揭竿而起,佛教此时必须为自己的存在辨护,寻找自己的历史位置。中国佛教至清末已是衰落不堪,不仅僧团窳败、义学凋敝,而且蛊惑迷信,逃禅避世,愈来愈背离社会主流和中心。这种状况遭致了有识阶层的鄙视与抨击,酿成了全国范围的“庙产兴学”风潮,本已岌岌可危的中华佛教更是风雨飘摇。基督教咄咄逼人的扩张,更有新文化运动“以科学代宗教”、“以美育代宗教”、“…     

真禅法师与上海佛教

本文主要论述通过改革开放以来,身为玉佛寺方丈、上海市佛教协会会长的真禅法师,在上海地区所从事的弘法利生活动,关心佛教教育、注重慈善事业、弘扬文化传统,为上海佛教事业之发展、逐步构建了上海地区“都市佛教”之发展形态所作出的巨大贡献。全文分三个部分:第一,弘扬近代佛教传统,重建人间佛教风骨。二十世纪以来,上海佛教可谓是中国佛教发展的中心。民国年间,是佛教由传统而近代的转型时期,同时也是得风气之先的上海佛教繁荣期。上海佛教一改其在传统佛教史上无甚地位作用的旧姿态,顺应时代之发展,一跃而居于近代中国佛教改革振兴的前列。第二,光大佛教文化构建文字弘法模式。上海佛教在大力发展佛教文化事业方面,曾给当代中国佛教以极大影响。目前在全国各地的古刹名寺及佛教团体,相继成立有各种类型的佛学院、佛迦培训班,佛教图书馆或阅览室等等,都或多或少受到了近代上海佛教的影响。所以,当代上海佛教文化事业的发展,也有其深厚的基础。真禅法师十分关心佛教的文化教育事业,把它们作为上海佛教发展的基础。第三,初中佛陀遗教,广作弘法利生之业。真禅法师一生关心社会慈善事业,从80年代起,在真禅法师的率领下,上海佛教界的僧众及其居士,本着人间佛教、弘法利生的弘誓大愿,在关心、赞助社会福利事业及公益事业方面,做出了极大的贡献。     

流动与联结:近代中国城市商业发展对佛教寺院空间的影响

近代中国佛教在民族资本主义勃兴的过程中获得发展机遇,佛教的开放性与流动性在城市空间中得以发挥,形成了与城市经济、生活、文化相融合的城市佛教。城市佛教团体在民族实业家加入信仰者队伍之后,产生了近代意义上的“居士佛教”,城市居士群体成为复兴佛教的中坚力量。大乘佛教伦理观为商业人士开展入世实践活动提供了理论支持。另一方面,商业发展对佛教的神圣性也有所侵蚀。城市佛教寺院热衷于举办经忏佛事,产生了佛教俗化的危机;居士团体的兴盛改变了传统僧俗关系中的权力模式,出现“俗尊僧卑”的现象,也考验着佛教主体“僧众”的权威。     

近代中国佛教教育

近代中国,封建制度被推翻,整个社会进入了新的时期。佛教在新的社会形态下,也相应发生着巨变。以太虚大师为首的佛教界人士,为了改变人们头脑中对佛教是“鬼的宗教”与“死人的宗教”的观念,做了大量的宣传工作,并提出“人生佛教”的理念。同时,佛教界为了培养人才,兴办佛教教育和文化事业蔚然成风,使中国佛教开始走上复兴的道路。     

释印顺“人间佛教”思想之特质评析

虽然传统佛教在中国化的过程中已经具备了一些“人间佛教”的性质,但并没有真正的理论意义上的说明。一般认为近代“人间佛教”思想肇始于民国时期释太虚的“人生佛教”理念,而成熟的“人间佛教”理论形态则是在释印顺那里才得到明确建立。作为20世纪最为重要的佛教思想家之一的释印顺,其著述卷轶浩繁,但他的思想有一条一以贯之的主线,即对“人间佛教”思想的阐发与激扬。释印顺版的“人间佛教”思想的基本特征可以归纳为“人本性”,这可通过五个基本概念予以略观:一者“人”概念,二者“人间”概念,三者“佛”概念,四者“佛教”概念,五者“…     

佛境菩萨行:欧阳渐晚年的教法思想体系

欧阳竟无先生晚年创立的教法思想体系,是近现代中国佛教思想史上的重要判教思想体系之一。本文首先从“佛境菩萨行”的教法纲领、“立教”及作为文字教法的“佛学四科”三个方面,精细地考察了欧阳这一教法思想体系的内涵;接着将欧阳的判教思想与近代以来另外两大判教体系（太虚及韩清净二人的判教体系）加以比较,阐述欧阳判教体系的特质。同时指出如何将欧阳偏向“佛教化”的判教思想体系与太虚偏向“中国化”的判教思想体系,在更高层次上加以整合,实现“佛教的真精神”与“当代中国机性” 的协调,当是近代佛学巨匠遗留给当代中国佛教的一大思想主题。     

关于佛教现代定位的思考

正一、问题的必然性及其意义人类文明进入以科学为轴心的知识时代,从佛教境遇的角度看,究竟意味着什么?在中国,近代以来一个大体上的宏观过程是:前期,佛教被视作宗教迷信遭遇批判打压;后来,宗教信仰者得到怜悯和同情,佛教被当作一种文化载体来研究;当前,佛教处于边缘性的宗教文化地位得到包容,其现实的某些积极因素或价值成分得到认同。毋庸置疑,这是佛教境遇的一个向好过程,佛教与各种文化的关系以及佛教现代发展模式与途经,正在教界内外广泛热议,佛教融入现代社会并健康发     

自称“佛陀的学生”的计算机科研工作者 庄朝晖：我将佛教作为精神归依

“佛教不是迷信,它是一种科学;偏执科学主义和物质主义,反而是对科学和物顾的迷信。”“‘迷信’是人们对佛教的一种偏见,佛教自身面临着现代化的问题,首先必须破除人们对于佛教的偏见。”     

有音如雷 有气如霞 杨仁山居士与金陵刻经处

<正>梁启超曾称近代思想界"有一伏流,曰佛学",此"伏流"的引领者,即是中国近代思想史上的一位重要人物——杨仁山居士。佛教界将居家修道、信佛学佛之人称为居士,杨仁山是近代中国佛教史上一位大居士。他以居士身广弘佛法,促进了中国近代佛教的复兴,被尊为"近代佛教复兴之父"。     

佛教的信仰观

佛教的“信”,在巴利文中叫saddha,在梵文中叫sraddha。“信”并非通常所诠释的信仰,而是由正确的认识证实了的信任和信赖。根据佛教哲学,它是意识中纯精神因素,比单纯的信仰具有更深的哲理。首先,它是由知见而产生的,是对“四圣谛”的信服。其次,它是信徒奉献给某一人或法的敬仰之情。第三,它意味着诚实希望的实现,它是认识个人内在道德发展的伦理准则。公元四世纪,佛教哲学家无著指出了信仰的三个方面:     

云南上座部佛教考察报告

云南是一个多民族、多宗教的边疆省份。省内25个兄弟民族都有自己的信仰。就佛教来说,世界三大语系佛教,即汉语系佛教、藏语系佛教和巴利语系佛教在云甫均有分布和弘传,故称云南为“佛之齐鲁”。巴利语系佛教即市传上座部佛教,过去被称为“小乘”佛教。云南省傣族等少数民族所信仰的佛教,属巴利语系,它和北传的“小乘”佛教老教义学说上都有不同的发展而各具特色。傣族100余万人口,布朗族有6万人口,崩龙族有l．3万人口,全民信仰上座部佛教;阿昌族有2万人口,侗族有30万人口,部份信仰上座部佛教。他们居住在云南边睡,由德宏州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