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由抽象上升到具体的方法的讨论

在辩证逻辑中,由抽象上升到具体的方法占有重要的地位。近一两年,我国学术界围绕着《资本论》的方法,对由抽象上升到具体的方法进行了讨论。1961年11月号《新建设》发表了吴传启的《分析资本主义经济从商品开始的方法论意义》一文,文章有一节探讨了由抽象上升到具体的逻辑分析方法,1962年3月号《新建设》发表的胡     

苏联关于“从抽象上升到具体”方法争论的近况

本刊自1978年第一期发表凯德洛夫的《论辩证法的叙述方法(从抽象上升到具体)》一文的译文以来,曾收到许多读者来信,信中表达了他们对该问题的兴趣和关注。有的读者说他们也在思考和研究该文中提到的问题,有的读者说他们已经找到了唯物辩证法理论的起点或“细胞”。     

《重要的思维法则——从抽象上升到具体》出版

柳树滋等著的《重要的思维法则——从抽象上升到具体》一书,已由北京出版社于1986年5月出版。该书从科学史、认识史的角度,对从抽象上升到具体这一辩证思维方法的核心,作了系统的阐述,并把它的特点表述为思维系统地复制存在的逻辑法则。该书论述了这条法则涉及的三种认识状态和两条思维道路,指出了在逻辑上升过程中要解决确定逻辑起点、运用逻辑中介和把握逻辑终点的问题,阐明了这条     

马克思《资本论》中从抽象上升到具体的方法——充分具体的抽象和分析是理论综合的条件

本文作者伊里因科夫(1924-1979)在苏联哲学界属于后起之秀。他从1953年获得哲学副博士学位并到苏联科学院哲学研究所从事研究工作以来撰写了许多著作,提出了许多发人深思的问题,发表了许多精湛的见解。伊里因科夫一生研究的中心课题是唯物辩证法。他从不回避马克思主义哲学中一些尖端而又难度极大的问题,并作出自己的回答,观点明确,前后一致。他的著作和观点往往成为争论的焦点,一再受到伊利切夫等人的点名批评,但也受到哲学界前辈罗森塔尔和凯德洛夫等人的支持。他的著作和文章曾被译成18种文字。他的第一部著作《马克思〈资本论〉中抽象和具体的辩证法》,使他一举成名。这本书被认为是在把辩证法当作逻辑和马克思主义认识论加以深入研究方面作出“重大贡献”的著作。罗森塔尔为该书所写的前言指出,这本书“研究了辩证方法的最本质和最有趣的方面之一,即马克思所说的从抽象上升到具体的方法”。该书被誉为“整个一代哲学家学习马列主义哲学的参考书”,成了“推动在这个方向上开展一系列研究的强大动力”。(苏联《哲学问题》1979年第6期)此书共五章,下面的译文是该书第五章《马克思〈资本论〉中从抽象上升到具体的方法》中的第一节。     

论辩证法的叙述方法——从抽象到具体

在第一篇文章中,我们已经探讨了列宁主义是如何说明唯物辩证法的叙述方法和唯物辩证法的系统化这个问题,并且说明了列宁是如何批判被我们称作“原理——例子”这种折衷主义的死板公式。在这篇文章中,我们将首先探讨一些与抽象上升到具体的辩证方法有关的一般方法论问题。我们认为:唯物辩证法是不同于任何部门科学的、具有普遍性的科学。因此,它的规律、原理、范畴也都具有普遍性;这些规律、原理、范畴能够在物质世界(自然     

论辩证法的叙述方法——从抽象到具体

苏联哲学界近年来围绕唯物辩证法理论问题进行了长时期的激烈争论。凯德洛夫这篇文章就是这场争论的产物,也是他有关这个问题的一系列文章中突出的一篇。苏共中央在1967年8月14日作出的有关整个哲学社会科学工作的决议中,把“探讨唯物辩证法”规定为苏联哲学界的主要任务。1975年9月19日《真理报》发表的编辑部文章《苏联哲学家的崇高职责》,再次重申:“当前哲学面临的中心任务就是研究辩证法理论”。苏联科学院哲学研究所在1967年8月决议发表之后,即着手研究辩证法理论,为此组建了专门的写作组,其成员有米丁、奥伊则尔曼等人。1973年,凯德洛夫担任该所所长之后,又成立了以他为首并有他原来所在的科学技术史研究所人员参加的另一个写作组。米丁写作组的计划是写四卷(第1卷:唯物辩证法的原理;第2卷:自然界的辩证法和自然科学的辩证法;第3卷:科学认识的辩证法;第4卷:社会发展和社会认识的辩证法)。凯德洛夫写作组计划写一本,包括两个部分:①辩证法是思想史的总结,即辩证法的发展史;②辩证法是关于对立统一的学说,即有关辩证法的结构。在苏联,研究辩证法理论,形成了几个中心:莫斯科、列宁格勒、阿拉木图、基辅等。在如何理解、研究和叙述辩证法理论方面,则有三种不同观点,或曰三派。凯德洛夫派强调辩证法就是逻辑和认识论,坚决反对把“本体论”作为研究和叙述辩证法的出发点。凯德洛夫派被指责为“认识论主义”和忽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世界观方面。和凯德洛夫派观点针锋相对的是列宁格勒的一批哲学家(罗任、斯维捷尔斯基等)。他们认为辩证法是关于一切运动的总规律的科学,它既是本体论又是逻辑和认识论。罗任派被凯德洛夫派指责为“本体论主义”和忽视甚至否定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方法论方面,处于两派之间的是米丁派,认为既没有“纯本体论”也没有“纯认识论”。马克思主义哲学(包括辩证法)既是世界观又是本体论,既包括本体论又包括认识论。凯德洛夫用“折衷主义”和“庸俗唯物主义”等尖刻词句指责和他观点不同的两派。米丁写作组和凯德洛夫写作组,“磨擦”不断,分歧严重,以致于从1967年到1975年这八年中间都没有能够按苏共中央的要求写出有关唯物辩证法理论的著作来,为此遭到1975年9月《真理报》编辑部文章(代表苏共中央的观点)的点名“批评”,文章指责苏联科学院哲学研究所有关辩证法理论的著作“好多年来老是处于准备阶段”,“过去一个时期,哲学家更多地把辩证法问题当作逻辑学和认识论的问题来研究,很少研究客观现实各个领域的辩证法”。文章还提出要反对“个人垄断野心”和“宗派主义的表现”。然而,从1975年9月到现在又过去了两年多,辩证法理论著作不仅仍然难产,而且凯德洛夫再次发表文章更加系统更加激烈的指责对方。这场争论的实质及其背景,都值得进行深入的研究。凯德洛夫的文章很长,《哲学问题》杂志在今年第一、二期上予以连载。这里仅从他发表在该杂志第一期上的文章中摘译了主要部分。凯德洛夫在第二期杂志上发表的文章中详细地阐述了他对研究和叙述辩证法理论的观点,具体地说明了应当怎样理解他提出的按从抽象上升到具体的方法来叙述辩证法的问题。凯德洛夫的其他有关文章,以及代表列宁格勒、阿拉木图等地哲学家观点的文章,本刊将选其要者陆续发表。     

由抽象上升为具体是辩证的认识方法

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中,把他研究政治经济学的方法概括为“由抽象上升为具体的方法”。在认识中,所谓由抽象上升为具体,就是认识中的由简单到复杂、由初级到高级的过程,也就是认识运动的辩证法。由于任何事物的发展,无不表现为一个由简单到复杂、由初级到高级的发展过程,因此作为反映事物的逻辑认识的过程,也必须是一个同样的辩证的发展过程。列宁在他的《哲学笔记》中曾摘录过黑格尔的一段话说:“认     

具体—抽象—具体的循环

1962年下半年,意共《再生》周刊组织了一次关于辩证法问题的讨论。讨论是由意共中央委员、前《社会》杂志(已于1962年下半年停刊)社社长、佛罗伦萨大学教授 C·卢波里尼(Cesare Luporini)发起的,他在《再生》1962年第8期发表了《关于意大利马克思主义哲学家之间的讨论的几点意见》一文,对意共党内哲学家中的“戴垃沃尔佩学派”的一系列观点提出了批评。《再生》周刊接着又在同年第11期上发表了“戴拉沃尔佩学派”主要成员之一 L·科莱蒂(L.Colletti)的反批评文章。在此之后,以卢波里尼和同意他观点的格鲁皮(L.Gruppi,意共中央委员)、N.巴达洛尼(N.Badaloni)等人为一方,“戴拉沃尔佩学派”为另一方,展开了热烈的论战、讨论持续了近三个月(1962年6月至10月),陆续发表了约二十篇文章(包括座谈会纪录和读者来信等)。这次讨论涉及的问题很广,但焦点则是马克思主义辩证法与黑格尔辩证法的关系问题及如何理解马克思的辩证方法(亦即《政治经济学批判》和《资本论》的方法)问题。关于马克思主义辩证法与黑格尔辩证法的关系,卢波里尼等人在他们的文章中批评说,“戴拉沃尔佩学派”为了以一种“伽利略方法”取代《政治经济学批判》和《资本论》中的马克思主义方法,为了广泛否定恩格斯,“不仅过分强调马克思辩证法和黑格尔辩证法的对立,而且将这种对立加以激化”。卢波里尼等人认为:“马克思的方法首先是建立在承认矛盾的实在的客观性的基础上的,而这种承认就是马克思和黑格尔之间的继承因素。它虽然不是唯一的,却是主要的因素”(参看《再生》1962年第8期)。但是“戴拉沃尔佩学派”表示说,他们是承认黑格尔遗产的,而不同意卢波里尼的论断,“因为,承认矛盾的实在的客观性,对于黑格尔和马克思来说,是有着绝对不同的理解方式的。……对于黑格尔来说,矛盾……仅仅是一个有机的统一的二重化……对于马克思来说,恰恰相反,矛盾是实在的,是处于生产活动史的一定阶段和一定水平上的人的生活的实在的因素的对立”(参看罗西[M.Rossi]《理论与实践》,《再生》1962年第17期)。关于什么是马克思的辩证方法问题,“戴拉沃尔佩学派”的主将 G.戴拉沃尔佩(Galvano della Volpe)在他的《论辩证法——答同志及其他》一文(《再生》1962年第19期)中从分析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的第3节《政治经济学的方法》着手,提出了他的两个主要论点:1.《政治经济学批判》和《资本论》的方法是“具体—抽象—具体(或归纳——演绎)循环的方法”。2.唯物辩证法的“抽象的普通性和这种抽象的可以验证的正确性,表现在它们的历史实践之中,而这种历史实践性就是包含在《费尔巴哈论纲》中的、后来又在《资本论》中用以批判政治经济学的马克思主义的‘道德伽利略主义’”。我们选择的这篇文章是卢波里尼针对戴拉沃尔佩的这些论点所写的评述。文章比较全面地摆出了争论双方的观点,提供了批判和参考的线索,并使我们可以窥见这场论战的一班。     

从抽象认识论到意识形态批判

俞吾金：从抽象认识论到意识形态批判长期以来,我国哲学研究的重心都落在认识论上,由于我们以抽象的态度研究认识论,认识论已被抽象化了。它不但忽视了马克思在这方面作出的极有价值的思考,而且通过与传统的认识论思想的认同,堵塞了通向这一思考的道路。首先,我们现...     

《决策过程的思维主线是从抽象到具体》

决策的过程,就是对大量信息进行提炼,认识现状和预测未来、确定目标并选择达到目标的方案韵过程。在决策过程中,思维的起点是问题。问题不是感性存在,它是靠理性思维从大量事实、现象、信息中概括抽象出来的。问题是人们对应有现象和实际现象之间的差距的本质的把握。问题是一个简单的抽象,但同时它又包含着全部决策过程中一切矛盾的萌芽,是全部决策过程赖以发展的基础。通过发现问题,已把实际状态基本调查清楚;为了搞清事物的应有状态,思维便从     

要正确运用“抽象”与“具体”这对范畴

关于“抽象”和“具体”这对范畴的涵义,人们的理解很不一致。在辩证逻辑研究中,有的同志把它们当作思维形式的范畴来使用,认为抽象具体律是思维形式的规律;有的同志则把它们当作思维内容的范畴来使用,认为抽象具体律是构造理论体系的特有规律;此外还有“抽象同一”、“具体同一”的说法,相当一部分同志认为前者是形式逻辑的规律,后者则是辩证逻辑的规律。在真理问题的讨论中,有些同志认为真理不仅是具体的,也是抽象的,是抽象和具体的统一。持这种意见的同志又有两种不同的理解,一种是把具体性理解为特殊性,而把抽象性理解为普遍性,另一种则认为真理在形式上是抽象的普遍性,在实质上     

马克思"从抽象到具体"的科学方法论的历史原像与当代解读

"从抽象到具体"是马克思在一百五十年前所提出来的用于研究资本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方法论.在马克思的经典语境中,它是指一种总体性再现现代社会历史发展过程的科学的社会历史认识逻辑方法.但在西方马克思主义解读模式中它则被片面地突显为批判资本主义异化现实的人学辩证法;而在苏联马克思主义解读模式中则被泛化为适用于自然社会和人类思维一切领域的辩证唯物主义认识论方法.文章认为,要科学地理解"从抽象到具体"方法的真义,就必须把它放在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和政治经济学批判的原初语境之中.     

从“批判性讨论”的理想模型到具体情境中的论证性会话——“语用论辩术”论证理论的逐步发展

在本文中,弗兰斯·范·爱默伦对语用论辩术理论的发展历程加以了概述,清晰说明了该理论如何从建构理想的"批判性讨论"模型,逐步和系统地发展到对真实论证实践中基本论证模式的探究。首先,他介绍了语用论辩术之"标准"理论的基本内容,该理论是以"论辩的合理性"为旨归的。进而,他概述了一些旨在巩固和完善语用论辩术"标准"理论的经验研究。之后,他讨论了语用论辩术的"扩展"理论,该理论的特点在于增加了探讨"取效性"的修辞学维度。随后,他介绍了一些与"遵从合理性来达到取效性"相关的经验研究,这些研究都是基于在"扩展"理论中所引入的"策略性操控"概念。最后,他说明了论证性会话所发生的"制度化语境"如何被纳入到了语用论辩术理论建构当中。进而,他对当前语用论辩术关于"典型论证模式"的研究加以了讨论,这些论证模式都关联于在特定语境中实施策略性操控的制度性先决条件。     

关于《资本論》中由抽象到具体的方法上的几个問题

一我们知道,马克思研究资本主义经济,采取了由具体到抽象和由抽象到具体相结合的方法。先来看看怎样地由具体到抽象?马克思在他的政治经济学著作的底稿中以及和别人的通信中,多次谈到他的著作计划,并且其计划先后有或多或少的变动。现在就大著《政治经济学批判》(1859年出版的《政治经济学批判》是其中的第一分册)导言中所说的计划来看,他是由国际经济的各种关系中抽出一国的经济关系;一国的经济关系是在其上层建筑影响之下的,由上层建筑影响下的经济关系,又单独地把经济关系抽出来;再从经济关系中又把根本方面,生产关系抽出来。经过几次的抽象,把他所研究的资本主义的经济的根本关系抽出来了。简单地说来,由具体到抽象的方法就是这样。怎样地由抽象到具体呢?从《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中看来:     

关于“全人类利益”的讨论

关于“全人类利益”,是以往重视和研究都很不够、造成思想混乱较多的一个问题。随着全球性问题和发展问题的日益突出,世界局势剧变,南北冲突激化,新旧格局更替,人权问题上的争论,民族主义浪潮的泛起和宗教冲突的加剧,这个问题已成为举世关注、涉及面很广、关系人类发展前景的重大课题之一。正因为如此,它也成为集中体现不同社会集团和社会势力的价值观、历史观之矛盾冲突的一个焦点。要在应有的理论深度上对这个问题作出透彻的回答,首先需要从“事实”与“应当”的辩证关系或者说从真理观和价值观统一的高度,揭示这个问题的实质所在。为此,是否应当从世界普遍交往的观点,对金球范围的经济的、政治的、文化的关系,民族之间的关系乃至人与自然的关系作深刻的分析和精确的理论概括呢?同时,作为研究的一个基本前提,对于“利益”、“需要”、“价值”等相关范畴及其相互关系(区别与联系),也需要做出尽可能确切的界定。这篇论文的探讨是初步的,考虑到文中所涉及问题的重要性,现发表,以引起深入的讨论。     

从“杏林”到“像册”

“杏林”是赞颂医家品德高尚的佳语。古书《神仙传》中记有:“三国吴董奉为人治病不受报酬,对治愈的病人,只求其种杏树几棵,数年之后,蔚然成林。”故后世常用“誉满杏林”赞颂医生的高尚品德。     

从“园丁”到“良牧”

卢铸英是福建厦门鼓浪屿出名的教育家，基督教三一堂首任牧师。他于1880年生在同安古庄乡。     

从“满目苍凉”到“一片生机”

人们常说“境由心生”,肯定了主观对客体的能动作用。佛经更强调“一切唯心所造”。是的,人一念之间,往往有截然不同的两种境界,两重天地! 有这样一位青年,才华出众,工作勤恳,成绩突出,但在提干、评职称等方面均落空了,于是他抑郁、悲愤,乃至走向颓废。为消愁解闷,他游览了以自然风光著称的几处名山、风景区。但别人的兴高采烈丝毫没有感染他,反而更让他落寞失魂;青山绿水。     

从“三自”到“三好”

<正>中国教会六十年,是"三自"走向"三好"的发展历程。1950年发起三自爱国运动,实现了中国教会的独立自主;恢复礼拜后,中国教会向"自治要治好,自养要养好,自传要传好"的目标努力;1998年冬季,基督教全国两会作出加强神学思想建设的决议,这是中国基督教三自爱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