玄学“言意之辩”中的“忘”

言意问题是魏晋玄学的重要思想内容之一。“言”是名言概念,即语言;“意”是意义、意旨、意蕴等,即思想。言和意有固有的内在联系:意非言不昌,言非意不立。在中国哲学中,先秦诸子就注意到了言意关系。但把言意关系作为一个基本的哲学问题来探讨,则是魏晋玄学的思想特色。魏晋玄学关于言意问题有两种对立的观点:“言尽意”和“言不尽意”。     

“象”的两层意涵与“言象意”关系——从《易传》到王弼

《易传》中的"象"字具有两层意涵:一指内在于《周易》古经文本的卦爻之象,二指外在于古经文本的自然、人事之象。在《易传》论"象"诸语中,此二义参差并见。相较于涉乎古经之外的后者而言,前者直观地纯然存于古经之内,更加反映了古经文本的本质特点。因此,较之杂用"象"之二义以至于招致混乱的王弼"言象意"之说而言,《易传》"言象意"之说专门论述卦爻象与"言""意"间的关系,是一种更贴合古经本质特点的学说。     

孔子论“言”

“言”有五种层次上的含义，与“行”相对有合不合，与“道”相应有知不知，与“诚”相偶有信不信，与“意”相对举有尽不尽，与“物”相表里有称不称。孔子就“言”的讨论，主要集中在前三个层次上。孔子讨论“言”时，都是对着特定的人或特定的事而发的。他分别针对子贡、宰予、子路等在言行或言知问题上的偏失，教导他们言行合一，言语谨慎。     

论王弼“得象忘言、得意忘象”的易学诠释路径

王弼通过对言、象、意三者关系的讨论创立"得象忘言、得意忘象"的解《易》原则,这是王弼将易学诠释重心由象数转向义理的关键。这个原则是王弼在《周易》文本的基础上,吸收了庄子思想以及当时盛行的"言不尽意"理论,对易学当中言、象、意三者关系进行的重新思考。这种思考源自于王弼以本体论的视角来解读《周易》,认为在《周易》中存在无形无象却又统御万物的形上之道,他通过"得意忘象"将对道的体悟转化为对圣人之意的认知,并以此沟通形上本体与形下世界。提出普通人与圣人五情同、神明通,以"得象忘言、得意忘象"作为普通人理解《易》之义理的新方法。     

先秦诸子音乐美学思想比较

春秋末年至战国末年,由于社会制度大变动,政治经济大发展,士大夫阶层空前壮大。他们纷纷著书立说,互相辩难,形成百家争鸣的局面。这一时期音乐美学思想也极为活跃。儒、道、墨、法、阴阳、杂各家先后提出了自己的音乐美学思想,各家内部既有继承,又有改造、发展,各家之间既有相互辩难,又有所交融。将诸子音乐美学思想加以比较,找出他们之间的异同,可以清晰地看出先秦诸子音乐美学思想的脉络,又可以更好地理解、继承先秦时期的思想家们留给我们的精神文化遗产。     

论《周易》的审美意识

先秦诸子的各种著述之中,含蕴不自觉的或自觉的审美意识较为丰富者,应首推《周易》和《庄子》。《庄子》以其“汪洋辟阖,仪态万方”的滔滔宏论,推出了道家学派一系列的审美观念范畴,其要义可用“美即自由”来概括。《周易》的审美意识,以“立象以尽意”为主要表述手段,发端于《易经》,发挥于《易传》,阐述了从“天     

佛教的理事说与朱熹的理气观

在先秦诸子的著作中,虽然早已提到“理”这一概念,但把“理”与“事”这对范畴有机地结合起来,并加以系统阐发的,当推隋唐佛学。到了宋朝,理事说又衍变为程朱的理气观。两者的具体关系如何,是需要认真探讨的。 朱熹确实深受佛学的影响,但他又是以反佛的面目出现的。把朱熹看成与佛教徒没有多大差别,未免过于武断;如果说朱熹对佛教绝对地排斥,当然也不符合事实。他对佛教既有批评,也有吸取,特别是对其所谓“理事说”,可算是作了一个“扬弃”的过程。     

先秦情欲论

情欲是中国心理学思想史的重要范畴,而先秦情欲论又是这一范畴研究的发端,对后世影响很大。该文从情、欲、情与欲之关系、情欲态度四个方面,探讨了先秦诸子主要是儒、道、墨、法四家的情欲理论,并结合现代心理学和现代人的生活实际进行了初步的评论。     

“先秦诸子的哲学与交锋”国际学术会议

2016年12月15—17日在香港中文大学召开,由香港中文大学哲学系主办,香港中文大学崇基学院与香港中文大学文学院协办。来自清华大学、复旦大学、北京师范大学、中山大学、中国社会科学院、香港中文大学、香港大学、台湾大学、台湾东海大学、鲁汶大学、普林斯顿大学、南洋理工大学的30余位学者参加会议。香港中文大学哲学系刘笑敢教授和鲁汶大学戴卡琳(Carine Defoort)教授作主题演讲。与会学者就“先秦诸子的哲学思想”“出土简帛与先秦诸子的研究”“先秦诸子的论辩与交锋”和“先秦诸子哲学在后世的发展”等议题进行讨论。     

先秦诸子的经验认识由类别性向一般性的发展——以《论语》《孟子》《荀子》的“君子”所指为例

在《论语》《孟子》中,“君子”的具体所指并不统一,意义可分为若干类。到了《荀子》那里,君子基本上指兼具道德与才干两个方面素质,具有意义的确定性。由此可证,先秦诸子的经验认识由类别性向一般性发展了,这是《荀子》重要的思想贡献。当然,假如认为经验的“类”再“统”也是有限的,基于经验的“类”的一般性不在普遍理性的范畴内,那么《荀子》的“君子”也不是一个概念。现代以来基于理性的分析,是套用西学范式的研究,并没有从诸子文本的客观形态出发。     

王弼解《易》之道阐释

王弼注《易》有返归《易传》的强烈企图。从他的《周易略例》对解《易》的原则说明中,可以知道他特别重视《明象》及《明彖》,并把问题的讨论集中在阴阳符号的卦爻结构的启发上。王弼综论卦爻之义的背后则是他对天道的基本认识。由于王弼视天道为一系列的展开,所以其“意象言”之说与之成一类比的对应,由这一类比而产生了王弼在言说时独特的论述文法。在《老子注》中,“言、象、意”可以被代换成“名言、称为、无称无名”,这不但是作为一种论述的方法,而且可视为道在名言世界的一种实践。王弼既然在《周易略例》中提出“言象意”说,那么他的《周易注》是否也依此一方法而成?其次,王弼注《易》的方法,究竟使读者对《易》产生什么新的认识?凡此二点即为本文所关心之重点。     

齐地音乐“和”之美学精神初探

“和”是古代中国美学思想史上一个基本并很早就出现的音乐审美范畴,从先秦的《左传》、《国语》到魏晋的《声无哀乐论》,各个时期的美学史料都对“和”的美学内涵有多种辩论,它是民族音乐美学核心范畴之一。先秦齐地是诸子百家学术活动频繁的地区,诸子将“和”作为重要音乐美学观层层论述,管子、晏子等人在“和”的音乐观基础上,树立“五声为和”、“心平德和”的美学观,总结出齐乐论之“音声之和”、“乐与人和”的至纯境界,为后世学者各抒己见、百花齐放开拓一片广阔的天空。     

《易传》"立象以尽意"思想发微

“言”、“象”、“意”之间的关系问题,是易学研究中一个至关重要的问题。以老庄道家“言不尽意”论立论,《易传》作者不仅第一次明确提出了“言不尽意”的命题,而且首创“立象以尽意”之说,不仅实现了《周易》由卜筮之书到哲学之书的整体转换,而且完成了儒道言意思想的创造性整合,从而确立了其在中国思想文化史上至为重要的地位。至于“象”能否尽“意”,《易传》作者并没有说。没有说并不等于没有问题。而这个问题在其后的提出和讨论,则不仅直接引发了魏晋玄学的“言意之辨”,实现了两汉经学向魏晋玄学的转换和玄学本体论哲学的理论建构,而且通过玄学“言意之辨”,即按照“言不尽意”和“得意忘言”的理论和方法,不仅为佛教的中国化和宋明理学的综合创新开辟了广阔的道路,同时也为以“意象”为核心的中国审美文化的繁荣和发展奠定了坚实的思想理论基础,而这也正是《易传》“立象以尽意”思想的意义和价值所在。     

汉代诸子学与汉代学术--兼评《汉代诸子与经学》

“合”是汉代诸子学的一个重要特点,但是“合”不是“大杂烩”,而是指各家彼此渗透、相互吸收和融合。正是这种思想的整合以及在整合基础上的发展,才形成了汉代诸子学“多元一体”的特征。两汉时期的政治社会因素不仅为诸子之学的发展提供了社会土壤。还直接影响诸子学的发展方向,使汉代诸子与先秦诸子有截然不同的表象,在两汉历史发展过程中明显表现出阶段性特征。     

儒、墨的互绌与互补——先秦儒、墨之间的学术批评

儒家和墨家是先秦诸子中的两个重要学派,他们从一开始就具有一种互绌互补的关系。这种互绌互补的关系主要表现为他们之间的学术批评与反批评。先秦墨家主要批评了儒家"以天鬼为不明""厚葬久丧""弦歌鼓舞"和"以命为有"等"四政焉";而先秦儒家则主要有公孟子对墨家"好辩自炫"的批评,孟子、荀子对墨家"兼爱"说的批评、孔鲋对墨家"非孔"的反诘、以及儒者董无心对墨者緾子"右鬼"说的批评等。先秦儒、墨相互之间的学术批评,也充分彰显了各自的思想特点和理论缺失。今天研究先秦儒、墨之间的学术批评,就是要站在客观公正的立场上,找到其学术思想的优缺点,然后加以批判、继承、融合、创新,使中华优秀的传统文化资源,为今天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作出更大的和更积极的贡献。     

魏晋玄学言、意之辨与文学创作

“言不尽意”为玄学基本命题。王弼站在道家立场解《易》,将言、象说成是得意的工具,认为固守言、象则得不到意,只有忘言才可得象,忘象才可得意,“得意忘言”是得道的途径。正始之后,“言不尽意”成为士族观察宇宙人生的重要方法和理论。文学理论也受其影响,以“言不尽意”为探讨文学创作规律的思想方法。文学家视道为最高精神境界,在创作实践中,注重言外之意。玄学的“得意忘言”、“言不尽意”是对理性能动性的极度夸张,它将理性能动性归结为“神理”、“神思”,对魏晋以后的文学创作和文学理论影响很大。     

《周易·系辞传》“象”概念初探

一、前言中国人的思维方式是偏向于以具象的、具体的物为思维活动的支点,这在文字的构成上可以明显的看出来,在哲学的表达上则惯用具象的字句,表现抽象的概念,而构成这种所谓"形象思维"的要素不外乎"言"、"意"、"象"三部分,其中"象"在《易》中更是重要与关键的一项内容。然而历来之易学家对"象"皆有其见仁见智之看法,或有两汉易学之泥象,视'"象"为神意的代言人;或有王弼易学之扫象,视"象"为传"意"的工具而已;或重视'理"与"象"之间的依存关系,如朱熹认为"理"是"象"的形上依据,"象"则是"理"的外显形式。故今回归原典,据集中讨论…     

日本学者空海《声字实相义》研究

语密即语言问题,与意密、身密共同构成空海密教的思想主干.空海关于这方面的论述,具有既深邃又独异之特点,同时不乏一定的学术价值与宗教学意义.本文以其<声字实相义>为研究对象,于文本研究基础之上,重点讨论声字与实相这一对范畴,并兼及其对后世日本文学理论之影响,彰显其突破习见之"言意之辨"的意义,力图揭示其语言哲学之独特性.     

先秦诸子乐论关键词通释——兼论其美学史的意义

先秦诸子乐论中"正乐"、"仁声"、"非乐"、"大音"、"天乐"、"礼乐"、"大乐"等关键词,凝聚着礼崩乐坏的社会现实中先秦诸子们对音乐问题的思考。先秦诸子的乐论整体地反映了乐(审美)从礼(政治)中独立出来的历史事实,这标志着中国审美意识史上的形式美感的真正被确立。但先秦诸子的乐论毕竟是一种政治或伦理美学,他们更多地还是从政治文化的角度去理解与认识音乐的,真正的审美的音乐美学到魏晋时期才真正出现。     

王弼易学“象”“意”理论渊源考析

王弼易学中的"象""意"理论,其学术渊源可溯及两汉乃至先秦。《易传》提出了"立象尽意"的"象""意"观。此"象""意"观由先秦传入汉代,成为汉代易学家治易的一条重要原则。王弼将此说改造为"意以象尽"。西汉新易学构建了宇宙生成论,提出了"理生象"的学术观点。王弼据此阐发了"象生于意"的"象""意"说。审视王弼易学"象""意"理论渊源可知,王弼并非否定卦爻象的作用,更不是舍"象"而不谈,他是站在历史的高度,从整体总结、反思易象与易义之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