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学术从“经学”到“国学”的时代转型

国学应有以下五大基本特征:第一,就其性质而论,国学既非西方的"汉学"(sinology),也非原教旨的"经学",而是一种现代性的中国学术;第二,就其方法而论,国学并非学术史(史学)那样的对象化或"客观"化的"科学研究",而是经典诠释;第三,就其形式而论,国学并非"文史哲"那样的多元的分科研究,而是传统经学那样的一元的统合学术;第四,就其地位而论,国学并非与"文史哲"等等相并列的一个学科,而是可以统摄诸学科的一门奠基性学术;第五,就其作用而论,国学作为一种学术,并非现代科学意义上的所谓"学科",而是一种具有"柔性国家意识形态"性质的理论或学说。     

清儒的“知识分化”与“专门之学”萌芽——从几场论辩谈起

清乾嘉间学术界发生了一连串激烈的学术论辩,影响最深远的莫过于义理、考据、辞章之争。虽然目前学界的研究结论是学问大分三途、仍以义理为归。义理仍担当着学问之大本的地位。但若仔细疏理论辩各方的立意与理据,重构论辩议题的发展与转折,不难看出其结局应是道术分裂、知识分化。不仅辞章之学家派林立,技艺性知识兴起,做为学问大本的义理,也不再以程朱为唯一指标,礼学代表的新秩序正披靡学界。而其中作为转折关键的,正是以考据为主轴的新学术从其内部所产生的多种专门之学。本文分疏论辩主题,最终指出以考据学称呼清学是不精确的,清学应被称为专门之学。     

从“六经皆史”到“古史皆经”——章太炎经史互释的思想史内涵

经史变奏、经史互释内在于漫长的经学史之中,章学诚、章太炎等所主张的“六经皆史”是清代以来经史问题的一部分。章太炎对章学诚的“六经皆史”说的继承与发展,以及今文经学与古文经学对于经、史的分歧集中地体现为对“事”的不同态度。章太炎多重的经史互释不仅是为了确立六经的信史地位,也旨在将创造性和典范性开放给六经之后的时代,更是为了沟通当时激烈变革与传统之间的关系,这是章太炎关于革命问题的一个回答。     

从庄存与到康有为:经学、制度与政治观念的演变

随着汉武帝立五经博士、独尊儒术,五经便在中国的文化系统中一直起着主心骨的作用。这种重要作用体现在它与统一思想、整饬人伦和建构制度这三者的密切关系上。经学在汉以后的漫长岁月中,其形态是基本稳定的,但是到了清代特别是清末,经学形态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在清代乾嘉期间,政治相     

从“原心定罪”到“以礼为断”——清代公羊学的伦理转向

清代公羊学以常州之学为代表,而礼学考据一脉也有参与公羊学研究的倾向,以扬州学者凌曙为代表。凌曙的《公羊礼疏》开创了以礼说公羊的研究方法,将基于心性的公羊大义落实到实践层面,在学术史上有其独到的价值,引领了清代公羊学的伦理转向。     

从知识到意愿——希腊化和古代晚期哲学的转折

希腊化和古代晚期哲学是否只是古典希腊哲学的衰落?本文认为,应该把希腊化和古代晚期哲学视为一种新哲学,而不是简单地看待古典希腊哲学和希腊化哲学的关系.希腊化哲学把意愿作为哲学的主题,改变了古典希腊哲学以知识作为真理之路的存在论路径,而切入到更具个体自由的思想领域.本文透过分析普罗提诺<九章集>的相关文本,以及它与希腊化哲学的思想源流,显示希腊化和古代晚期哲学的这种新趋势.     

“哲学”与“经学”之争:中国传统伦理的历史拐点

中国传统经学的根本特征在于包含一套完整的伦理道德学说,它是中国传统学术体系的统领和灵魂。20世纪初期,西方哲学被纳入中国学术体系,并取代经学成为中国知识体系的统领;中国学术体系至此被逐渐全盘西化,中国知识体系原有的伦理道德品格也逐渐消失。中西文化具有截然不同的特征:西方学者可以一方面在知识体系之中进行科学研究,另一方面去教堂获得伦理道德素养;而中国学界的伦理道德品质并无宗教信仰可以依托,因此,剥去知识体系的伦理道德品格就从根本上为中国学界的道德大滑坡埋下了伏笔,而且其不良后果在当代已经清晰地显现出来了。中国知识体系需要重构,恢复伦理道德学说(不一定是照搬传统经学)的统领与灵魂地位。     

《高王经》的起源——从“佛说观世音经”到“佛说高王经”

种种迹象显示,所谓高王观世音经,并非今日约定俗成的高王观世音之经,至少在唐代以前,其含义乃是高王之观世音经,也就是以高王冠称的佛说观音经。根据孙敬德的灵验谈推测,高王经的来历,是高欢接受了卢景裕等出身河北地区的幕僚们的建议,动用官方的力量资助和推动民间流传的观音系统经典(佛说观音经)的弘通,并将官方指定的流通版本定名为高王观世音经,目的在于通过观音信仰的传播来渗透和扩散高王=高欢在社会上的知名度和权威性。     

“灵性”与“知识”

但以理的一生,经历了三个王朝（巴比伦、玛代、波斯）,四位国王（尼布甲尼撒、伯沙撒、大流士、居鲁士）,无论哪个时期,都被朝廷重用,并且永立不败之地。按着常理,能够如此吃香之人,不是投机钻营的奸佞小人,就是八面玲珑的无耻政客。然而,稍有圣经常识的人都知道,但以理绝不是此种卑劣之徒。     

从“工具理性”到“价值理性”——论清代《四书》学的学术转向与道统传承

清代考据学以实证方法治经,很大程度上克服了理学末流日益走向空疏的弊病。但是,经学的实证化经历了一个由技到学的过程,工具理性不断向价值理性渗透,新的经学体系得以建立。在清考据学中,最能体现学术界思想变动的是《四书》的治学活动。学者们从字词训诂入手,群经     

从“真实的话语”到“知识”——福柯论古希腊“真理”之转变

福柯认为,公元前6世纪前后,古希腊"真理"的性质和内容发生了变化:"真实的话语"本身不再具有真理性,不再与权力行使相联系,取而代之的是所谓"求知意志"。通过一系列碎片化的历史事件,福柯对"正义-真理的联结"与"知识-权力的断裂"展开分析,并最终指出正是这一双重过程使得知识与权力的关系从此被模糊。而这一研究本身亦同时展现和逐步确立了不同于福柯此前考古学研究进路的新的"谱系学"方法论。     

"道德能力"概念的知识谱系考察——从亚里士多德、黑格尔到罗尔斯

本文通过一种知识谱系学(希腊思想传统意义)的考察,在理解道德的基础上,试图在实践理性意义上证成道德能力.道德能力是自由意志实践过程中将主观精神与客观实践相统一、实现自身的能力.     

“误读”与新义——经学文本诠释刍议

中国的文本诠释学产生于战国时期。从文本诠释的内容、性质和体例看,大致可分为两类。一类是义理诠释学,一般称为"传"。另一类是语言诠释学,一般称为"训诂"或"诂训"。传的特点是"解说经义","并经文所未言者而引申之","多离经"。诂训的特点是"第就经文所言者而诠释之",追求文本原貌、原义。但是,在文本诠释的历史实践中,传往往离不开训诂,训诂也离不开传。"传"的内容在西方诠释学中又称作"误读"。我们借用"误读"的概念只是为了吸收西方文本诠释中的合理成分,并不是同意放弃追求文本原貌、原义的真理性原则。在中国文化史上,"误读"是创建新义理的一种方式,也是为汉语增加新质要素的一种方式。"误读"源于春秋战国间"断章取义"、"以意逆志"、"诗无达诂"的文本阅读诠释理论,是一种理论创新、语言创新的手段。"误读"在易学发展史上,尤其《易经》与《易传》的关系上有着重要的理论价值,有着突出的解释力。     

牧场心得之二 “灵性”与“知识”

但以理的一生,经历了三个王朝（巴比伦、玛代、波斯）,四位国王（尼布甲尼撒、伯沙撒、大流士、居鲁士）,无论哪个时期,都被朝廷重用,并且永立不败之地。按着常理,能够如此吃香之人,不是投机钻营的奸佞小人,就是八面玲珑的无耻政客。然而,稍有圣经常识的人都知道,但以理绝不是此种卑劣之徒。     

从“社会主义市场化”到“社会主义道德化”:中国的二次转型

从1978年到20世纪末,中国的发展主要表现为“社会主义市场化”运动,这一运动直接导致了从计划体系向市场体系的转型.随着市场化改革的不断推进,基于市场化逻辑而产生的诸多社会问题,也对中国的国家治理提出了严峻的挑战,21世纪中国的发展更多的是表现为从社会主义市场化向社会主义道德化的转型,中国两次转型的重要动力来自中国共产党的创新力与修复力.对于未来中国来说,她面临着社会主义市场化、社会主义道德化和社会主义民主化三重面向的压力,这三重面向之间的关系是极为复杂的,如何协调三者之间的冲突决定着中国的未来走向.     

儒家“石经”之史考论——从“石经”之史看经学体系化之路向与特征

考察儒家"石经"之史,不难发现,儒家"石经"的出现看似偶然,实则必然。儒家"石经"以官方形式出现,在很大程度上意味着儒家经学与时代、政治达到了一种新的融合,满足了当时的时代诉求、政治诉求与文化诉求。从历史维度看,"石经"之史是渐次形成的,其经数与经目也是由少至多、由经至子,以及由子入经的,同时,在此演进过程中还呈现出体系化、经典化与圣典化的基本趋势。从客观层面看,"石经"作为客观存在物,无论是在当时还是在今天,都蕴含着相当重要的政治意涵、文化意涵与历史意涵。     

牧场心得之九 “热心”与“知识”

上帝吩咐保罗“作外邦人的光”（参徒13：47）,其主要使命是“劝勉他们应当悔改归向上帝,行事与悔改的心相称”（参徒26：20）,所以他被称为“外邦人的使徒”（参罗11：13）。然而,这并不是说保罗的工作就与犹太人没有任何关系。作为土生土长的犹太人,保罗对同胞有着特殊的感情,所以他在不断向外邦人传福音的同时,     

“礼仁”与“礼法”——从孔子到荀子再到韩非的简要考察

"克己复礼"并非孔子的首创,但他常以此阐发其"仁"的学说,可以说孔子的"礼"就是使天下仁义,它本质上是一种"仁"的存在。同样是讲礼,荀子与孔子相比已经有了显著的不同。孔子言语中的礼、法概念是疏离的,而礼、仁概念是切近的。荀子固然也有一些重视礼的言论,但他对法同样津津乐道。荀子主张"隆礼重法",甚至有时候援礼入法,有时候更是抛开礼专讲法。韩非排斥"仁",剥离"礼"的外壳而阐扬其"法、术、势"理论,主张"一行其法",建构起了比较完备的法治学说体系。     

论“美德伦理学”的“知识”基础——兼论科学思维的真正确立

在苏格拉底-柏拉图那里,他们的伦理学不仅建立在他们借以清理、审定"神话神学"的"理性神学"基础上,而且以他们所追求的"知识"为基础。后面这一点一直规定着亚里士多德的实践哲学的思考。不过,在苏格拉底-柏拉图这里,这种"知识"被严格区别于日常经验中的知识,他们把后者称为"意见"。他们心目中的真知识,也即被他们当作伦理学之基础来探究的那种知识,实际上被当作一种"全视角"或"无视角"的"知识"来理解和追求。虽然以这种知识为基础的伦理学在确立伦理规范这一工作上并无所成,但是,我们却可以说,希腊人正是在追寻这种"全视角知识"的努力中确立了科学,从而把人类带上了以具有自身同一性的概念去展开、理解世界的道路。     

如何应对“知识论证”?——一种温和物理主义观点

一般认为,经过了两次转向(语言转向和心灵转向)之后,目前心灵哲学代替了语言哲学,并在当代英美分析哲学的论域中占据了一个中心的位置。本文关注的正是心灵哲学里的一个热点话题——知识论证。心灵哲学里两个重要的对立阵营是,物理主义和反物理主义。而在二者的争论中,知识论证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