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师道”与“君道”关系看晚明清初社会改革理论与实践的三种路向——以王艮、管志道、黄宗羲为中心

师道运动是宋明理学的一个重要内容。在宋代,士大夫的师道意识高涨,提出与君主共治天下的主张。然而到了明代,由于残酷的政治现实,师道运动一度陷入低潮。直到中晚明,经过王阳明的重新提倡,到王艮提出“出必为帝者师,处必为天下万世师”的口号,师道运动重新达到了顶峰。这一运动一直持续到清初,在黄宗羲《明夷待访录·学校篇》中都有所体现。余英时曾认为作为一种社会改革运动的阳明学师道运动主要是一条“下行路线”。本文则注意到,明代晚期曾出现了管志道、杨起元等学者以及张居正等政治家,他们共同反对泰州学派乃至整个宋明理学的师道运动,企图重新恢复以皇权为中心的“中央集权”的政教秩序,揭示了一条“上行路线”;另外,代表了地方士绅、商人、富农等“中产阶级”利益的东林学派和黄宗羲,则试图限制君权并进而与君主分权,这一路线可以视为“中间路线”。从这些方面看,晚明清初的社会改革路向呈现出更为复杂的面貌。     

汉文化作为他者——以金元儒家与全真教的关系为例

金元时期是少数民族当权统治时期,同时也是我国历史上社会秩序比较复杂而动荡的时期。这一时期儒生的社会地位甚至生命都受到了严重挑战和威胁,而得到政治庇护的全真教不仅大量接纳儒生加入到全真教以保全其性命,同时还担当起了维护社会秩序的重任,儒家和全真教处于历史上前所未有的密切关系之中。在忽必烈的支持和重用下,儒生社会地位逐渐提升,全真教代替儒家拥有文化传播权的现实以及不事生产等都引起了儒生的批评,二者关系开始交恶。本文以儒家和当时新兴道教全真教之间的关系作为研究对象,从民族学的视野揭示作为他者的汉文化的时代特点。     

儒家人文理性精神选择与建构的历史演变——以明堂、辟雍、文庙为例

明堂、辟雍和文庙都属于国家礼制建筑范畴,是思想表达的重要物质载体。周代明堂集布政、祭祀和朝觐之功能为一体,见证了周王朝通过建筑表达国家思想的努力。自汉武帝祭祀孔庙始,儒学逐渐被抬至国家意识形态地位。唐代推崇儒学,崇祀孔子,礼教风俗,将庙学模式推向全国,奠定了祭祀与教育并重的“庙学合一”的文化格局,此一举措标志着儒家人文理性精神的选择及转向。从明堂、辟雍到文庙载体的演变是一个历史过程,叠合其中的精神选择与转化的原因从未被说明,而实际上明堂、辟雍和文庙看似并没有任何明显联系的三者之间,深藏着一个连续的、象征性的意义系统。这一系统的形成,既是国家礼制建筑不断完善与规范化的过程,也是国家思想选择与建构的探索过程,更是儒家文化以文庙载体为鲜明辨识符号、以人文理性为主导的精神自觉过程。     

论儒家礼教思想的永恒价值——以“男女授受不亲”为例

儒家礼教思想的基础和核心在于效法天地自然和尊重人情现实,强调圣凡区别等社会常识。在此思想指导下,儒家构建了包括"男女授受不亲"在内的人伦规范以防止人堕落为禽兽、人类社会堕落为禽兽世界。现代思想对儒家礼教的批判忽略了儒家礼教思想的核心和基础,以思想上的虚构和想象的图景来代替常识,不但不得要领,并且也有使人类堕落为禽兽世界的危险。只要天地自然和人情现实不发生改变,圣凡区别永远存在,那么儒家礼教精神也就具有永恒之价值。     

明中叶学者的儒释之辨——以王守仁、罗钦顺为例

<正> 一理学经过了宋、元两代的发展,已经成为官方哲学。明代立国后,继承了元代的措施,把朱熹及其后学注释的经书定为科举考试的依据。与此同时,又确立了一种称为“八股文”的考试文体。科举出身的士子,除了少数侥幸地能够晋身中央官僚外,大部分均只能到地方工作,或作低级官僚,或为书院教官。为了配合朝廷尊崇朱学的政策,地方官学、书院的教材,也离不开朱学的典籍。宋代理学兴起之际,面对着以释、老二教作为对手的环境,理学家采取了两种策略:一方面从理论架构上吸取佛教和道教的精华;另一方面,在建构了理学自身的体系后,又对佛     

整体推进课堂教学改革的实践探索——以山西省为例

一、改革的背景 2001年,我国开启了新一轮课程改革,这场改革不仅仅是对课程内容的调整,更是一场教育理念和人才培养模式的变革。如今,这场改革历经12年,已取得诸多成果,但教育的应试倾向并未得到根本性扭转,中小学素质教育与发达国家仍有很大差距。2010年,《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中指出“我国现阶段存在教育理念相对落后,内容方法比较陈旧,中小学负担过重,素质教育推进困难”的问题,纲要指出“坚持以人为本、全面实施素质教育,就要深化教学改革,创新教育教学方法,探索多种培养方式,倡导启发式、探索式、讨论式、参与式教学。”     

儒家王道政治秩序的构建及其遇到的困境——以“管仲之器小哉”的诠释为例

一、不知礼与如其仁:孔子对管仲的评价管仲是春秋时期著名的政治家,不过,对于管仲的评价争议颇多。在这些争议中,多涉及儒家的关键议题,因此,也必然成为孔门师徒经常讨论的问题。《论语》有关管仲的讨论主要在《八佾》和     

农村产权制度改革的德·索托效应研究——以武汉市黄陂区李集街为例

本文研究新一轮农村产权制度改革对农村金融市场产生的影响,发现明晰农村产权、使农村资产具备有效抵押物的属性后,能够部分解决农民贷款难的问题,产生德·索托效应1。但武汉市李集街的调查也显示出德·索托效应的产生需要时间和条件,具有阶段性。     

先秦儒家对经济伦理问题的分析及其人性论根据——以孟、荀为例

对于经济伦理问题的理论分析,究极说来还得基于对人性的理解。儒家伦理中人性论的发展较为充分,从其源头看,又以孟子与荀子的人性论最具代表性。本文拟结合孟、荀的人性论,比较他们对经济伦理问题的分析以及解决问题的思路,进而说明人性论与对经济伦理问题的理论分析之间的关联。孟子与荀子均处战国乱世,都颇为关注其时的"经济伦理问题"。孟子每见一位国君几乎都要谈到其时经济中的伦理问题,并归之为"无恒心"的表现:"民之为道也,有恒产者有恒心,无恒产者无恒     

产业结构转型升级的路径创新——以江苏供给侧结构改革实践与经验为例

中国从上世纪90年代开始进行产业结构转型升级改革,取得了很大成就,但存在着对传统路径的依赖,使得原有产业结构的顽疾没有得到彻底根除。江苏供给侧结构改革,其核心内容是吸纳高端要素,以新动力、以新产业、新模式、新业态为培育对象,注重收入分配制度的改革配套,生态环境恢复与现代产业发展协调,生产性服务与加工制造深度融合,走高端发展的道路。江苏供给侧结构改革有效地推动了产业结构向高端化迈进,其相关实践和经验对其他地方的产业结构转型升级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论民国时期的教制改革思想与政教关系的法律构建——以太虚的佛教教制改革思想为例北大核心CSSCISSCI

太虚的佛教教制改革思想通过僧数、宗依、整理制度和筹备进行等4个方面表现出来。太虚的佛教教制改革思想是要把佛教引入理性的发展轨道,虽没有得到完全实现,但依然对民国时期政教关系的法律构建产生了一定的影响,如民国北京政府和南京政府均颁布了一系列寺院规条,对寺庙财产、僧人登记等作出规定,形成了以政教分离为基础的关于政教关系的法律体系。     

圣经后期书卷的"外邦人"形象——以参巴拉、多比雅为例

参巴拉和多比雅是<圣经>后期的历史书卷<尼希米记>描写的两个"外邦人",对他们的描述反映出掌握话语权的社团领袖对外邦问题的看法.本文结合文学批评和历史批评的方法,解读他们的真实身份以及与尼希米等人的矛盾冲突,了解后者为何把他们描写为"外邦人",加以排斥.对这一问题的研究,可以帮助我们认识犹太教成型时期关于身份问题的争执及其前因后果,乃至对后世产生的影响.     

影视剧主题曲怎样能够让人“听曲识剧”——以《西游记》、《北京爱情故事》、《妈妈再爱我一次》等为例

影视剧主题曲是观众喜闻乐见的一种音乐形式,它既可以以特定的情感和风格来表现或丰富影视剧中的主要人物形象,也可以渲染特定的历史气氛和作品的艺术风格等.主题曲由于有歌词,使音乐有了具体的文学形象,所以它所表达的情感更容易冲击观众的心灵,更容易被观众所接受.今后随着众多著名音乐家对影视音乐创作的参与,必定会产生更多能让人“听曲识剧”的影视音乐.要做到这一点,影视剧主题曲需要具备鲜明的时代特征、创作者要融入自己的情感与个性、要让听众能够产生共鸣,只有这样,才能让人“听曲识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