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代新儒学中的佛、儒关系新论——以儒士佛教观之基本特征为视角的考察

宋代儒家学者关于佛教的认知、理解和评价(佛教观),具有四大特征:本位性、实用性、隔膜性、否定性;这些特征准确地向我们传达着宋代儒家学者接受佛教、消化佛教、改造佛教、排斥佛教及其程度等方面的信息;由此推论:宋代新儒学中的佛教与儒学关系,实际上是宋代儒家学者基于复兴儒学、发展儒学的集体意志和共同需要,对佛教与儒学在新儒学中的地位、功能、份额所进行的配置;在此配置中,宋儒的佛教修养水平、佛教态度以及佛教自身的特点分别扮演了重要角色;由此配置所展示的佛教与儒学关系便是:形式上的"取长补短"、内容上的"同质相融"、结构上的"儒体佛用".     

由碰撞到融合:论魏晋经学与佛学的关系

魏晋时期,经学化的儒学仍然是国家意识形态的主流。因此作为外来文化的佛学,首先面临着与儒学的碰撞与融合问题。佛教僧团、信徒的膨胀对儒家推崇的宗法制社会结构模式的无形解构,佛教构建的"方外"世界的宗教秩序对儒家推崇的以家庭伦理为基础的政治伦理秩序的无形解构,构成了儒释的尖锐冲突。然而,佛教在本土化过程中,努力追求与本土文化的视界融合——接受儒家话语方式,寻求与儒学表达范式上的贯通;完善佛教戒律,寻求与儒学名教秩序上的贯通;深化佛教理论,寻求与儒学思想体系上的贯通,则使儒释由碰撞逐步走向融合。     

欧阳修与佛教——兼论欧阳修佛教观特质及其对北宋儒学的影响

欧阳修对佛教的理解是表层的;欧阳修评论佛教的基调是批判的;欧阳修排佛立场是终其一生的;欧阳修佛教观具有“本位主义”和“经验主义”两大特点;在欧阳修所制定的消解佛教的策略中,不仅使佛教获得了养息的机会,而且使儒学得到了伸展的空间,从而为佛、儒关系在宋代的展开创造了条件。     

宋代的佛教寺院管理政策北大核心

宋代是佛教中国化的重要时期。佛教采取“主动适应”的策略,积极融入社会,将主体思想儒学化,义理趋向简易化、平民化,佛事活动趋向民俗化,由此完成了佛教中国化在实践上的转型。这一转型与宋代的佛教寺院管理政策有着密切关系,本文对此加以简要梳理。     

认知与误读--宋代儒士佛教思想论略

至有宋一代,佛教已成为中国思想文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宋代儒士对佛教常识、佛教教义都有较深入的认知与把握,但也存在大面积的误读;宋代儒士一方面主观地批佛、排佛,另一方面却客观地成就了“批判的佛教”。宋代儒士对佛教的认识、理解和评价,不仅有助于弄清宋代新儒学与佛教之关系,也有助于进一步把握宋代学术之分野,而且可以加深我们对佛教中国化的理解。     

牟钟鉴先生新仁学述评

"新仁学"是牟钟鉴先生二十多年来对儒学的未来发展不断思考与探索的理论结晶,主要包括"三大命题"、"十大专论"、"新仁学与当代新人文主义"等内容,具有广阔性、开放性与创新性等理论特色。首先,就广阔性而言,"新仁学"具有强烈的问题意识和广阔的理论视野;其次,就开放性而言,"新仁学"在内容上以儒家为主综合各家之长,在方法上兼收并蓄综合各家学说,而且本身还是一个开放的系统;最后,就创新性而言,"新仁学"超越了当代新儒学的形上学情结,突破了儒家"由内圣开出外王"的理论局限。     

紫柏真可对儒学义理的佛教化诠释

紫柏真可法师对《四书》“中”“诚”“求放心”等思想精神,朱熹“心统性情”说均进行佛教化诠释,以儒家理念充实、丰富佛教义学;同时,真可站在佛教立场上,对孟子“性善论”、王阳明“知行合一”说等儒学思想进行批判性诠释,以佛教义理统摄儒家理念,突显佛教义学的内涵及意义。分析真可著述中对儒家义理的诠释与论析,既可从一个侧面揭示真可佛学的理念和精神,也可在一定程度上反映明末佛教普遍以儒学经典诠释佛典、佛理的趋向,突显明末儒佛的交融关系。     

牟宗三对佛学研究的两次转变及其意义

牟宗三是现当代新儒学的代表人物之一,他对中国佛教的研究有着两次意义深远的转变,佛学最终在其思想中占据了举足轻重的地位。他早年受其师熊十力的影响开始对佛教有所涉猎,但更多偏重于知识性的了解,直至一次特殊的机缘方才对佛学用力。这一转折所引发的"悲情三昧"直接影响了牟氏哲学的整体进路。《佛性与般若》这部巨著则标志着牟氏佛学思想的成熟,其中肯定了天台圆教有一特殊的"佛教式的存有论"可以对法之存在等问题作出圆满的交代。这一"存有论转变"的意义在于,牟宗三最终认识到不必亦不可用儒家之体用义、创生义去衡量佛教,而应以"不以佛教为忌"的态度正视之。牟宗三跳出了拒斥佛老的窠臼,亦由此展现了新儒学之"新"的另一面向。     

论太虚人间佛教儒学化的特色

太虚法师在倡导人间佛教的过程中,大量引用儒家思想,从而使儒家思想承担了重要角色,并显示其应有的地位和作用。这主要表现为:一是用儒家重人生及人之德性的内容,诠释人生佛教的意义;二是借儒家的伦理观念,张扬佛教人乘善法的理念;三是引儒家成贤成圣之路径,阐述佛教济世利他的大乘思想。太虚法师经过有选择地吸收儒家思想,使其人间佛教理论得以发扬和传播。     

北宋礼学研究

该著以北宋时期的儒家理学为主要内容,将礼学放在宋代儒学发展和哲学思想演变的脉络当中,并结合北宋时期特定的政治背景和历史发展,采取以哲学思想的分析为主,结合经学文献、社会政治以及礼仪制度而形成了一种较为综合的研究。作者重点研究了《周礼》与北宋儒学发展的关系,宋代学者围绕王安石《周官新义》而引发的争论及其思想史的意义,集中讨论了宋代新型的理学与传统理学之间的复杂关系,礼学的义理化过程,以及礼在天理论的叙述模式中的地位和意义。北宋的礼学不但是宋代儒学的重要内容,是理学的有益补充,而且也是儒家理学发展过程中的一个重要环节,具有独特的价值和重要的思想史意义.     

从重新评价到互动对话——台湾对大陆近20年儒学研究的评价

儒学研究是大陆近20年中国哲学研究的重要方面。由于1949年以后,港台形成并活跃着现代新儒家,而现代新儒家注重阐发孔孟和宋明理学;在1980年代以后,现代新儒家又成为大陆学术界研究的重要课题。因此,台湾学术界最关注大陆的孔孟、理学和新儒学的研究。同时,在一般层面的儒学研究上,港台新儒家着意阐发儒学的宗教意蕴和现代意义,因而对大陆有关儒教说、中国马克思主义与儒学传统的争论也有所论述。     

传统儒学现代转化的早期尝试——以汤用彤的理学救国论为例

汤用彤在清华时期发表的《理学谵言》等儒学论文,是探究新儒家和学衡派产生渊源的重要文献。他以道德为立己和立国的基本,阐发以道德实践为本的宋明理学救治时弊的效用和它所具有的普遍价值。辛亥革命后从"反传统"到"接续"传统,学衡派是最早的转折点。汤用彤主导的学衡派在思想上与新儒家息息相关,都强调儒家的道德价值及其现实意义。藉此可为学界对新儒学与学衡派关系研究提供新的视角。     

湖湘学派道德理想主义探论

宋代新儒学从周敦颐的"以诚论性"到张载的"民胞物与",再到程颢的"万物一体",都带有强烈的人文情怀和道德理想,而湖湘学派的"求仁""成性"理论更是将其发挥到极致,最终将儒家的道德理想精神演变成为天道性命之学,构建出对人生、对社会的道德理想主义。湖湘儒学的"性气合一""以诚论性""明体致用"将新儒学的道德性命之学与经世致用之功有机结合,赋予经学之术深厚的传统文化价值理念基础。在近代中国走向现代化的复杂曲折过程中,湖湘学人以天下国家为己任的担当精神和敢为天下先的开拓精神,既重道德之体又重经世之用,是儒家的历史使命感与民族责任感融合的具体体现,这对于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有着重要的作用。     

第三代新儒家对儒学的诠释与创新

第三代新儒家在儒学诠释与创新中做出了超迈前贤的成就,代表了现代新儒学发展的四个新趋向:儒学本位坚持下的思想多元化的倾向;对知识论的注重与方法论的自觉,彰显"道问学"的转向;凸显批判精神和对话意识;批判"现代性"与"后现代"的儒学重建方向的肯定.与此同时,其思想也存在着内在的紧张.     

沉痛悼念陈启智先生

<正>儒学研究知名学者、山东省社会科学院儒学研究所原所长、研究员陈启智先生,因病医治无效,于2015年2月27日在济南逝世,享年66岁。陈启智先生祖籍山东淄川,1949年3月生于济南,幼承庭训,聪敏好学,虽历经坎坷,但勤学不辍,1980年以同等学力考入山东省社会科学院哲学所,1981年至1983年先后在北京大学哲学系和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所进修,受张岱年先生之教诲,得窥中国儒学之閫奥。多年来,在儒家思想尤其是隋唐儒学领域取得了丰硕的成果,先后承担"儒家思想与东亚模式"、"儒家理论的系统研究"等国     

论杜维明学术思想--以新出《杜维明文集》为中心

当代美籍华裔学者杜维明教授对西方的现代化与"现代性",对西方以外的"现代性"及现代人的存在危机作出了具有哲学意义的反思,在人与天道、自然的"存有的连续",身体的重要性与"践形"和"体知",儒家的"自我"--多重关系网络的中心及其不断扩充与转化,道、学、政等向度的展开,仁与礼之间的创造张力,儒学的宗教性,文化认同与创新,启蒙反思,"文化中国",文明对话与全球伦理等论域中,对中国哲学的特质,特别是儒学的当代意义,作出了创造性的诠释.中国与东亚哲学等地方性知识具有某些普遍价值,能够为新轴心文明时代提供有益的思想资源.杜维明对西方现代文明所提出的挑战作出了创建性的回应,在方法论上有特殊意义.《杜维明文集》是迄今为止第一部杜氏论著的结集,编排上有自己的特点.     

中国化的佛教绘画艺术 以宋代画僧为中心的考察

中唐以后,随着中国化的佛教宗派——禅宗的影响逐渐扩大,"悦禅之风"不但在佛教僧人中广为盛行,在文人士大夫阶层也流传甚广。到了宋代,禅宗和净土宗更是成为当时佛教的主流宗派。在此阶段,佛教与中国传统的儒家、道教文化进一步融合,极大推进了佛教中国化的进程。     

情感儒学:当代哲学家蒙培元的情感哲学

当代著名哲学家、中国哲学史家蒙培元的情感哲学,学界称之为"情感儒学"。他提出了"人是情感的存在"、"情感是人的基本的存在方式"、"儒家哲学是情感哲学"等一系列重要命题。他的哲学思想有"主体""心灵""超越""境界"与"自然"这几个最重要的关键词,并由"情感"观念贯通起来。他有一个重要命题即"情感可以上下其说":往下说,情感与生理心理相联系,就是主体心灵的感性层面,即是一种形而下的自然经验;往上说,情感与实践理性相联系,乃是主体心灵的超越层面,即是一种形而上的超越体验。情感儒学实可谓两千年来儒家主流哲学之大翻转,即颠覆了以宋明儒学为代表的"性本情末""性体情用"的观念架构,回归孔孟的情感本源观念,由此引发了当代儒家哲学研究的"情感转向"。     

莱布尼兹与儒学:西方世界主义的兴起和衰落

西方近代思想家在面临政教关系困境时转向了中国传统的儒学,后者独特的伦理体系中的普世性和兼容性为西方神人二分的本体论和主客体对立的知识论提供了"天人合一"的思想参照系。莱布尼兹关于宇宙的预定和谐思想与宋代儒家理气关系的宇宙论有多方面的借鉴和阐发意蕴,在他看来,与西方上帝创世的宇宙论中所启示的自然法所不同的是:儒家的普世伦理是从中国人的家庭、社会和国家经验中体会出来的,它没有外在神启的武断性和绝对客观性,但是充满着情理交融的伦理秉性。     

陆九渊佛教观考论

本文尝试研究儒士与佛教关系的另一视角,即由儒士对佛教的认知、理解与评价去考察儒士思想与佛教的关系。由这个角度考察陆九渊佛教观的结论是：佛教并非天生是异端;佛教既有不足,也有其独到的价值;在义利关系、出世入世和生死观等方面,佛教与儒学具有根本性差异;陆九渊思想特征不是阳儒阴释,而是儒体佛用;陆九渊佛教观透显着于当今学术研究具有深刻启示的多重信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