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德、黑尔与普遍主义

康德和黑尔都是伦理学的杰出代表人物,尽管一个是规范伦理学家,一个是元伦理学家,但是双方都把目光聚集在道德的形式主义研究上,并且着力于普遍主义的落脚点.两者在理论上存在诸多不同,却依然可以发现两者在理论上的先行后继的关系.     

康德对理性事实的诉求

康德把道德的任务规定为对无条件的善的寻求.无条件的善的内涵中包含了无条件的命令式,即定言命令.定言命令要求道德哲学进入形而上学的领域而且要求理性的自我立法能力,即自律.由于自律和自由是交互性的概念,所以不能从自由中推论出道德律.于是康德在第二批判中转向对理性事实的诉求.理性的事实是个颇多微词的提法,就海德格尔的观点看,它本身的存在方式恰恰是没有充分给出的.而且它并不是不可追溯的,它根源于社会存在.     

康德对理性事实的诉求

康德把道德的任务规定为对无条件的善的寻求。无条件的善的内涵中包含了无条件的命令式,即绝对命令。绝对命令要求道德哲学进入形而上学的领域而且要求理性的自我立法能力,即自律。由于自律和自由是交互性的概念,所以不能从自由中推论出道德律。于是康德在第二批判中转向对理性事实的诉求。理性的事实是个颇多微词的提法,就海德格尔的观点看,它本身的存在方式恰恰是没有充分给出的。而且它并不是不可追溯的,它根源于社会存在。     

公共理性及其道德意义:康德与罗尔斯的诠释

公共理性是康德和罗尔斯都关注的论题之一.康德把公共理性与包括道德启蒙在内的人类启蒙相勾连,以实践理性为根据,揭示了公共理性与人格、道德律令、正义等的可能性联系.罗尔斯力图在人的一种深度自我道德启蒙的意义上,进一步阐明公共理性与自我、正义、道德感等的关系.康德和罗尔斯对公共理性及其道德意义的诠释,本质上是对现代公民道德的存在根据与根本特征的阐明.     

从普遍历史到存在论历史——康德与海德格尔历史观之比较

以往学界对康德与海德格尔在时间观上的联系关注较多,而对他们在历史观上的联系则关注不足。但是,由于时间学说在二者的思想体系中都构成历史研究的基础,因此,我们可以将比较研究从时间观继续推进到历史哲学领域。康德基于其无限性时间观将人类历史看作无限的和普遍的,并且这种普遍性来自人类理性的先天预设。海德格尔彻底解构了康德的这一历史观。他将世界历史奠基于此在的有限性生命之上,后者决定了此在之生存的时间性和历史性都是有限的。从此在的有限生命到此在的有限的时间性和历史性,再到在世内照面的上手之物和现成事物,世界历史按照这个存在论秩序徐徐展开。这样的历史无法承载普遍法则,而是生动呈现此在及其生活世界的演历。     

康德论纯粹实践理性的动机

纯粹实践理性动机的理论是康德道德哲学中的重要环节,但并未得到足够重视与研究。定言命令的奠基意义不仅局限于规范伦理学,也为解决德性动力学问题提供了基础;德性法则作为意志的规定根据,对感性产生作用,使人在德性法则面前感到谦卑,因而对德性法则产生敬重;敬重作为"能被先天认识的并看出其必然性的唯一情感",是德性唯一纯粹的动机;敬重概念还确立了人所能够达到的德性层次——出于对义务的敬重而行动。     

虚无时代的理性与意志：论康德的理性批判对人生意义的重新奠基北大核心

康德的批判哲学有着深刻的形而上学动机，而这个形而上学动机又与理性化所导致的虚无主义和人生意义的危机有着密切的关联。理性化意味着一切存在都必须经过理性的反思和解释，其结果是一切存在都被有条件化，不再有什么东西自身就是自身得以被理解的原因，不再有什么东西自身就是自身存在的目的，因而理性化既保证了科学知识的确定性，又因为对无条件者的消解而导致了意义的缺失。康德比雅可比等人更早地意识到理性主义的这一困境，但他坚持从理性自身的原则出发来克服因理性化所导致的虚无主义危机，通过对理性自身的批判，重塑我们的知识观念，将知识限制在显象的领域，又进一步将理性的实践应用与理论应用区分开来，在出于善良意志的道德行动中证成一个具有不朽价值和充满意义的世界的真实存在。     

康德关于责任的普遍命令

康德提出责任的普遍命令 ,并由此建立起纯粹的动机论。他的绝对的道德义务和动机论遭到了边沁、黑格尔、叔本华等思想家的批驳 ,但他们并未正确指出康德伦理学的根本缺陷。本文力图指出康德关于责任的普遍命令的证明本身所包含的逻辑错误 ,由此揭示康德动机论的内在矛盾     

康德实践理性的事实概念及其对自由的证明

康德实践理性的事实概念指的是道德律或道德律的意识,而道德律本身实际上是道德律的意识。道德律是某种自身肯定的东西,它作为事实肯定了纯粹实践理性的客观实在性,并通过理性的这一积极的概念,证明了它自身在实践上的客观实在性。正是通过道德律这一事实,在思辨哲学那里只具有消极性的自由的原因性的概念,在实践哲学中获得了积极的规定,也成为了一个“事实”。     

从感性到理性的反转——康德崇高概念辨析

在康德的美学中,崇高是与鉴赏相并立的重要概念,但由于审美分析中的独特性和涵义结构的复杂性使其难以得到明确的界定。本文试图通过对美、崇高和道德感三者的对照厘清崇高概念的逻辑层次和功能地位,揭示崇高概念从感性到理性、从直观对象到展示主体内在超感性基底的反转,数学与力学维度交错、激动与静观并存的特性。本文通过比照康德对鉴赏判断四个契机的说明剖析了崇高判断四个契机的内涵;从崇高概念特殊的构架入手,对数学的崇高和力学的崇高之区分进行了分析;进而探讨了崇高与道德感之间的关联和差异;展示了崇高概念中与断裂和反转并存的内在统一性,正是这种充满张力的结构使得崇高成为从自然到自由的过渡的一种可能。     

作为科学的伦理学何以可能 ——康德的纯粹实践哲学及其使命

康德认为,伦理学是一门和自然科学具有同等地位的道德科学。纯粹实践哲学的使命即是将这门科学建立在纯粹的理性基础之上,使之成为可能。道德法则是理性不受感性所决定的因果性,即自由的因果性,它和自然因果性一样都源自于人的理性自发性。义务行为指向目的,但后者不是行为的内在要素,因而不是纯粹实践哲学的研究对象,更不是道德科学的基础。完整的义务行为内在地包含着诸多经验性内容,但后者也不是纯粹实践哲学的研究对象,而只是行为在认识论上的根据。     

Reason与Reasons:从康德动机论到动机论的康德主义

Reason和reasons都可以表示动机,但reason意义上的动机被理解为能够产生行为的要素, 因而一切能够导致道德行为发生的因素都属于行为的动机;而reasons意义上的动机则可以 被理解为行为者被激发的行为理由。近代康德道德动机论主要在reason的意义上 讨论动机,而当代以内格尔和斯坎伦为代表的道德动机论的康德主义则将主题转向reasons 。从reason到reasons,道德动机由被逻各斯视为法则的绝对理性所统摄演化为被努斯视为 灵魂的理由理性所构建,道德哲学也通过新的道德动机理性观开创了新的发展路径,由此, 道德动机自身也由主体的自律性约束发展为主体间的普遍性建构,而这既体现出道德动机论 的康德主义以合情理性(reasonableness)对康德道德动机论的合理性(rationality)的扬弃 ,同时也回应了休谟主义对康德主义的批判,并彰显了康德主义对现实道德生活的观照。     

理性事实与自然主义谬误——兼论摩尔对康德道德哲学的误读

论文以摩尔自然主义谬误概念为出发点,指出摩尔对康德道德哲学的批评是不恰当的,并分析了摩尔对康德的误解及其原因;进而提出康德以理性事实概念为基础,解决了关于善与道德法则的关系,并为善的概念之阐明开辟了新的视野;康德的理性事实概念学说超越了从"是"到"应该"规范伦理学的思路,以及自然主义谬误所指出的错误路径,指出"应该"作为定言命令是被给予的而非被推导的,从而为规范伦理学开辟了新的境界.     

康德道德哲学的上升之路与下降之路

康德的道德哲学具有形式主义的特征,但正是这一点被人们所误解,认为康德的道德哲学是一种空洞无物、没有实际效用的学说.然而,综观康德的道德哲学,可以看到,康德对道德法则形式化的追求只是其道德哲学的一个必不可少的方面,另一方面,康德力图使自己的道德哲学走向经验和情感,走向生活世界.这也就构成了康德道德哲学的上升之路与下降之路.     

康德人生哲学研究

康德的人生哲学是其思辨哲学体系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但目前国内学术界对它的研究还很薄弱。本文通过对康德人生哲学的系统考察 ,认为康德人生哲学的出发点是纯粹理性及其设定的双重自我 ;康德的实践理性在其人生哲学的研究中必然处于优先的位置 ;康德人生哲学最后必然在实践理性的至高境界——“至善”中实现超越。     

康德理性的实践运用及对形而上学的超越

正形而上学问题一直是纠缠哲学的难题之一。神学本体论是传统的或旧形而上学的理论基础。传统形而上学发展到康德那里,已成为阻碍哲学发展的绊脚石。那么哲学如何突破旧形而上学的束缚,并为形而上学发展寻找到一个新的出路,是当时哲学发展的关键所在。康德理性的"理论运用"和"实践运     

如何以理性和自由为起点论道德——以康德伦理思想的论理方式为例

摆脱世俗强权和宗教神权的禁锢,以作为主体性存在的人的“理性和自由”为起点论道德,无疑是进步的。康德沿袭近代理性主义传统,满怀启蒙世人的情怀,从人人平等地拥有理性和自由出发,以普遍法则如何可能为主线,系统论说道德的形而上意蕴,并引导大家回归现实,提出“以人为目的,尊重人”的道德建议。其论理方式虽纷繁复杂但很是严谨,我们可以从康德的历史任务谈起,沿着康德为何以“理性与自由”做起点以及如何以“理性与自由”做起点的进路,探析“理性与自由”作为康德伦理思想论理方式的起点和内在逻辑。     

康德与审美经验论

近代文艺美学以审美经验论作为其基本信条,即把艺术之美当作鉴赏活动所产生的纯粹主观体验,失落了艺术的原初本质,导致了审美享乐主义,使艺术被资本主义文化产业彻底吸收。康德坚决拒斥艺术鉴赏中的审美享乐主义,把鉴赏力规定为对美的普遍有效的合目的的形式作出判断的能力,因而鉴赏是对艺术的认识问题,而不是感觉问题。艺术的原初本质是"可见之美对不可见之美的象征",先验的不可见之美是高踞于现实之上的应然性和无限性的世界,它不可能止步于外观之美和形式之美,因为它不是经验现实中直接存在的东西,而是知识的对象和先验理解力的产物。     

再论康德伦理学的形式主义——兼论康德的道德目的论的意义

黑格尔对康德伦理学的形式主义所作的批评是富有影响力的,他指责康德的纯粹实践理性概念无力在内容上阐明道德的本质。而当代康德主义者在回应这一批评时,却未能在道德现象中揭示纯粹实践理性与客观价值的实质关联,也因此不能彻底反驳黑格尔的批评。通过对康德道德哲学的分析,本文将表明：一方面,形式主义进路服务于论证纯粹实践理性的可能性,并构成了对道德现象的哲学诠释的一部分;另一方面,该诠释成功地揭示了道德意识的意向结构及其事实性要素,并导向了“目的自身”的概念。因此,康德的形式主义伦理学所导向的道德目的论可以构成一种实质价值学说。在与道德目的论的关联中,康德伦理学的形式主义及其纯粹实践理性概念能够得到恰当理解和有效辩护。     

康德论恶的起源

恶的起源是康德宗教哲学中一个重要的问题,他在该问题上的立场不仅表明了人类理性主体性地位的提升,也说明了他对基督教经典教义所作的重新诠释。具体而言,该问题涉及上溯和下延两个分主题。在上溯路径中,康德考察了人的恶行的理性根据,这对应于他道德哲学中的行动归责问题。在下延路径中,康德解释了恶行如何基于理性根据而产生的问题。他在探讨恶行的发生以及趋恶的倾向在始祖身上产生的细节时,特别突出了社会因素的作用。在康德那里,尽管社会因素对人的影响不是决定性的,但仍是必要非充分的条件。概言之,恶行是每个个体基于其感性偏好和社会环境的影响而自由地做出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