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平等问题

在破除资产阶级法权观念的讨论中,也展开了对于平等问题的讨论。我们在“论破除资产阶级法权观念”(见“哲学研究”1958年第7期)一文中,因为受篇幅的限制,没有充分讨论这个问题。本文想专就平等问题本身发表我们的意见。我们认为,在对这个问题的讨论中出现了一些混乱思想,所以不得不用相当的篇幅重复“众所周知的真理”,并和我们认为是错误的观点划清界限。     

必须批判“四人帮”的“资产阶级法权论”

【一点说明 “资产阶级法权论”在“四人帮”的理论武库里,至少和“唯生产力论”一样,是他们到处打人的一根大号棍子。如果说“唯生产力论”的破坏作用主要是生产领域,那么,“资产阶级法权论”的破坏作用就遍及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各个方面了。 我们在揭批“四人帮”这场历史性的大决战中,既然要彻底肃清他们的流毒,澄清是非,     

关于观念变革的探讨

促进全社会树立新观念、破除陈腐观念,以适应改革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需要,是当前我国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一项重要任务。这是思想观念(包括道德观念)的一场变革。本文试图对观念更新中所产生的一些思想认识问题,谈一些不成熟的看法。 (一) 我国社会主义事业已经搞了几十年,与此相应的思想观念不是早已确立了吗?为什么今天又要进行观念的变革呢?这是个需要搞清楚的问题。 应当明确,实行思想观念(包括道德观念)的变革是完全必要的。     

正确认识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

社会主义制度比资本主义制度优越,这是马克思主义的一个最基本的思想。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历史和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历史都一再证明,这个基本思想是完全正确的。然而,一些顽固坚持资产阶级自由化的人,宣扬“社会主义带来的只是失败”,     

《现代化与社会主义新人》序

现代化与社会主义新人课题,值得引起人们重视。特别在今天新的历史条件下,西方垄断资产阶级企图通过“没有硝烟的战争”,来加紧实施对社会主义国家的和平演变战略,前些时候,国内极少数坚持资产阶级自由化立场的人,利用我们相当一段时期以来削弱     

从义务概念的两个层次看康德的“说谎难题”

康德在《论出自人类之爱而说谎的所谓法权》一文中提出的“对凶犯不可说谎”的主张，在国内外学术界一直都是一个被广泛讨论的哲学“难题”。对于这一问题，可以从义务概念的层次性寻求解决的出路。康德对义务首先作了法权义务与德性义务的区分，其中法权义务又被区分为“基于契约的义务”和“作为这些义务之基础的义务”两个层次。“真诚”或“不可说谎”属于后一个层次的义务，它事关公民社会的根基，因而是任何个人都“没有权利”违背的，即便个体为此付出生命的代价也必须在所不惜。德性义务中的说谎虽然也是对人格中的人性尊严的伤害，但它只涉及我们自己作为“纯然道德存在者”时的义务，而不涉及公民社会的根基问题。从德性义务的角度来看，说谎虽然“不应当”,但毕竟“可以”现实地存在，尽管说谎者为此必然要受到别人或自己的蔑视。然而，说谎在法权上是绝对不被许可的，因为作为公民，任何个体都没有这个权利，即便在面对凶犯时我们也只能说真话。不过，对凶犯说真话并不意味着我们无视朋友的生命，因为既然相对于公民社会而言，个体的生命是无足轻重的，那么我们用自己的生命来保护朋友，也是我们出于法权义务而应当采取的必然行动。     

新宪法草案中的人和道德

自从1953年制定宪法以来,我国开始实现一种比资产阶级国家、部分地说也比其他社会主义国家为新的、有关宪法的实质、结构和职能的观念,这一观念在新宪法草案中进一步形成,并获得了崭新的内容。     

中国传统经济伦理及其现代变革论纲

要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系,必须对传统经济伦理进行根本的变革：(1)变革“重公轻私”的产权伦理;(2)变革“不患贫而患不均”的分配伦理;(3)变革通行于熟人社会的“诚信”道德;(4)变革“家庭主义”。但由于存在着制度变迁的路径依赖,因而“传统经济伦理”的现代变革将是一个相当困难的过程。     

论康德哲学中道德与法权的关系

道德与法权的关系问题是实践哲学领域的一个核心课题,康德对于这个问题作过积极思考和重要贡献。本文主张,在康德哲学中,必须从"自由"这个最高原则来理解道德与法权的关系问题;道德是法权的根据和目的,而法权是道德的必要条件,但法权归根到底是一个道德问题和自由问题。而在法权作为道德的必要条件的论证方面,本文认为历史主义的论证方式要比自由主义的论证方式更为可靠。     

量子力学的“性质观”和“实在观”

自1926年以来,物理学的发展并没有以任何有意义的方式削弱海森堡—薛定谔理论的正确性。这个理论即量子力学不仅引起了物理学的革命,而且还引起了哲学的变革,这尤其表现在以量子力学引申而出的“性质观”和“实在观”上。     

社会过程的最佳化问题

这是一篇用“唯控制论”谈资本主义社会与社会主义社会的荒谬的文章。作者认为,资本主义社会与社会主义社会的根本差别在于:资本主义社会这个整体系统的调节器,即资产阶级国家政权,既发展着调节社会生活的职能,也发展着控制被剥削阶级的职能,困而被剥削阶级这个局部系统的利益不能得到实现;反之,社会主义社会这个整体系统的调节器,即社会主义国家政权,则对各个局部系统、即生产单位与个人没有这样的控制,而是按照整个社会的需要,考虑到它们的利益,调节着它们的活动,困而它们的利益得到了实现。作者还用博弈论的观点解释了资本主义社会生产无政府状态与社会主义计划经济。作者说:资本主义社会的各个企业的利益不一致,因而各个企业不可能按统一的计划进行活动,这是一种“非协作博弈”;反之,社会主义社会的各个生产单位的利益则是一致的,因而各个生产单位有可能按统一的计划进行活动,这是一种“协作博弈”。作者用“唯控制论”的观点讨论了社会主义社会条件下的经济计划与经济杠杆、经济规律与物质利益、个人利益与社会利益、自发性与自觉性的关系问题。作者鼓吹:给各个生产单位、各个个人以“相对独立性”,以“物质刺激”调节它们的活动,说什么“这会给社会带来更高的赢利,给个人带来更高的工资”。这完全是从“唯控制论”喇叭里吹出来的资本主义复辟论调! 为了便于理解本文,译者试加了若干控制论术语注释,很不精确,仅供参考。     

怎样看待社会主义商品经济的基本矛盾?

一九八四年,《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宣布:社会主义经济是公有制基础上的有计划的商品经济。人们都很熟悉这个论断,却未必都充分意识到它的严肃含义。因为“经济”这个范畴不但包含了社会的生产与交换,而且包含了分配与消费,宣布一个经济形态具有“商品经济”的属性,就意味着不但在生产与交换领域,而且在社会的分配领域与消费领域,也都要遵循商品经济那些基本的规律。而社会主义的商品经济,还必须坚持公有制、计划性、按劳分配等原则。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实质内容,正是要实现上述两个方面(即商品经济的基本规律与社会主义基本原则)的统一。     

农业科学研究必须与生产实践相结合——官山坪蹲点的几点体会

一、为谁服务是科学研究首先要解决的问题农业科学为农业生产服务,这是党的明确的方针,可是怎样服务这个问题,长期以来我们是没有解决的。资产阶级的专家告诉我们,我们搞科学研究就是为生产提供“科学依据的”,要说指导生产还可以,怎么能说农业科学为农业生产服务呢?一提起农业科学,首先想到是外国,只想从外国的书本里,找一个什么窍门,露一手。解放后,有些人很想把外国的“草田轮作制”搬到中国来,不管条件如何,不管效果如何,生搬硬套。记得我们刚从大学毕业,分配到河南,就在郑州最肥沃的两合土上种了两百亩牧草。农场工人和周围的群众就反对,“把这么好的地拿来种草!真是败家子!”我们说:“这就是科学!”他     

西方資产阶級社会学輸入中国的意义

资产阶级社会学是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输入到中国来的。中国的所谓社会学家无非是抄袭和复述现代西方资产阶级社会学家的议论。1898年(光绪二十四年),严复翻译了斯宾塞的“社会学导言”一书的第一章和第二章,在“国闻报”上发表。以后他译完了这本书,在1903年(光绪二十九年)出版。当时他把社会学译做“群学”,书名称为“群学肄言”。西方资产阶级社会学就在这时开始传入中国。斯宾塞(1820—1903)和比他略早的孔德(1798—1857)被认为现代资产阶级社会学的创始人。他们之所以取得这种地位,不仅是因为他们开始使用社会学这个名称,而且重要的是,因为他们生活在西方资产阶级革命已经结束的时期,他们所提出的社会学学说     

批判费孝通的买办社会学

在章罗联盟中,以费孝通为首的一批右派知识分子,为了执行他们的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政治纲领,公开叫嚣要恢复资产阶级社会学。因此,费孝通约集了陈达、吴景超、李景汉等人,成立了“社会学工作委员会”,并且计划着要先在北京、上海、广州、成都等地的高等学校成立“社会学系”。他们妄想以中央民族学院、人民大学和劳动干部学校作为他们活动的基地。他们还计划着搜罗资产阶级社会学的“学界同人”,成立“中国社会学会”,扩大他们的队伍。费孝通等这一切恢复资产阶级社会学的活动,并不是单纯地为了恢复资产阶级社会学,而是一个重大的政治阴谋,其目的是企图用腐朽的反动的资产阶级社会学来反对马克思主义,特别是反对历史唯物主义,第一步夺取学术思想界的领导权,第二步夺取全国的领导权,来实现章罗联盟的反动的政治纲领,使资本主义在中国复辟。费孝通等恢复资产阶级社会学的政治阴谋,在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的几次座谈会上,已由许多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根据许多无可争辩的事实,尽情地予以揭露和批判,我这篇文章,主要地是检查费孝通的资产阶级社会学究竟是什么东西?它是不是科学?它为什么阶级服务?它对于我们社会主义国家有什么危害性? 在以前,我不曾看过费孝通所写的社会学著作,最近看到他把资产阶级社会学夸张比历史唯物主义还要高明,我这才搜集他在解放前后所写的几本主要著作,如“乡土中国”、“乡土重建”、“重访江村”和几篇论文以及报端所揭载的关于他的某些著作摘要等,拿来研究了一番。我所得的结论是:费孝通的社会学是另一种资产阶级社会学的流派,是中国的一种资产阶级的社会学。费孝通的这种资产阶级社会学虽然带有中国味,但它和欧美各国资产阶级社会学在根本上是相同的,并且还继承了它的先裴的衣钵。因此,在批判费孝通的社会学之前,有追溯资产阶级社会学的源流的必要。     

“自由、平等、博爱”和无产阶级专政

马克思主义认为:“自由、平等、博爱”这些资产阶级的口号和无产阶级专政是水火不相容的;要巩固无产阶级专政就必须彻底擯弃这些口号,而要达些口号就不能不是削弱和放弃无产阶级专政。为什么说,“自由,平等、博爱”这些口号和无产阶级专政是水火不相容的呢?为了说明这个问题,首先需要简略地考察一下“自由、平等、博爱”这些口号的历史内容和阶级内容。马克思主义者向来承认“自由、平等,博爱”这些口号在法国资产阶级革命的时候,具有反封建的进步意义,但是,又不断在指出了这些口号的极大欺骗性。在资产阶级革     

评加罗第的“马克思主义人性论”

1957年11月在莫斯科召开的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会议的宣言指出:“由于社会主义思想正在掌握着越来越多的成千成万的人们的意识,帝国主义资产阶级竭力从思想上腐蚀群众,歪曲社会主义和诬蔑马克思列宁主义”。宣言继续指出,在这种情况下,“加强对于群众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教育,同资产阶级思想作斗争,揭穿帝国主义关于社会主义制度和共产主义运动的造谣诬蔑”,就成为我们首要的任务。上述意见特别适用于法国。在我国,资产阶级思想的压力最近期内大有增长。我们的党和马克思主义思想被以下这一班人竞相攻击:专为反共产主义理论服务的一群耶稣会士,法兰西学院哲学讲座的教外主讲人,“左派”思想     

美育研究

审美教育在美学理论研究中最为切近实际,因而长期以来受到理论及实践工作者的共同重视。但是,“美育”这个古老的范畴到底确指什么?这个最基本的问题在理论上却一直存在着不同的理解。近两年来,国内美育研究在澄清美育观念方面取得了一些进展,本文就此综述如下: 传统美育观念的局限与突破所谓“传统美育观念”是指那种以美育为简单的伦理教化和人生修养手段的观念。论者普遍认为,传统美育观念并不象其它传统观念一样,内里存在陈旧的需要破除的因子,它的主要局限在于过份狭隘,需要做进一步的拓展。他们主要分析了“寓教于乐”和“以艺术教     

评资产阶级人道主义的出发点

《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发表以来的半个世纪,被马克思摒弃了的资产阶级人道主义有着某种程度的复活。似乎马克思主义和形形色色的人本主义都可以在以人为出发点的资产阶级人道主义原则中找到“汇合点”。这是一种错觉,时代的错觉,理论的错觉。 资产阶级人道主义有不可否认的历史功绩。但所谓人道主义在当代的“活力”,同它的先驱者相比,既不是代表新制度的朝霞,也不是妩媚景色的落日余晖,而是一种理论上的逆转。对于资产阶级人道主义者的各种不同政治倾向应该区别对待。但在理论原则上,我们应该坚持胡乔木同志在《关于人道主义和异化问题》中的精辟分析,宣传和实行社会主义人道主义,反对资产阶级人道主义。     

“中国经验”与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

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才能实现中国化,化出一个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既是说用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分析和研究中国的具体国情和实际问题,同时更包含着重视和研究“中国经验”。“中国经验”是非常复杂的,也是活生生的流变着的现象,是任何抽象的概念和教条都无法框定的。这就需要破除一些观念误区,真正把握马克思主义的精神实质,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理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就是当代发展着的马克思主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