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疚和羞耻对自我服务偏向的影响

内疚和羞耻虽同为消极的自我意识情绪，却有着本质的区别，且二者对自我服务偏向的影响尚不明确。本研究采用成败责任归因任务和人际责任归因任务考察了内疚和羞耻对自我服务偏向的影响。结果表明：情境中缺乏外部线索时，仅羞耻情绪会增加个体的自我提升；情境中存在外部线索时，内疚情绪会抑制个体的自我服务偏向，而羞耻情绪会增加个体的自我保护。本研究结果为个体更好地适应社会、维持心理健康水平提供了启示。     

羞耻情绪对欺骗行为的影响：自我控制的作用

本文通过4个实验考察羞耻情绪对欺骗行为的影响, 并进一步探讨这一影响存在的条件及其机制。实验1考察羞耻情绪对欺骗的影响, 结果发现羞耻组的欺骗行为和欺骗倾向显著低于控制组。实验2将羞耻分为道德失范和能力不足两种情景, 考察羞耻对欺骗产生影响的条件, 结果发现, 道德失范羞耻组的欺骗行为显著低于能力不足羞耻组和控制组。实验3a考察道德失范所引发的羞耻对自我控制资源的影响, 结果发现, 羞耻情绪诱发组的自我控制任务成绩显著高于未诱发组。实验3b考察自我控制资源在羞耻情绪影响欺骗行为中的作用, 结果发现, 自我控制资源在羞耻情绪影响欺骗的过程中起完全中介作用。这些研究结果表明, 当个体的羞耻情绪由道德失范而诱发时, 会遏制其欺骗行为的产生; 羞耻情绪对欺骗行为的影响机制可能是: 感受到羞耻的个体, 为恢复和保护受损的道德自我, 通过调集更多自我控制资源的方法影响欺骗行为的出现。     

自我意识情绪:聚焦于自我的道德情绪研究

自我意识情绪是人们在社会交往中根据一定的价值标准评价自我或被他人评价时产生的情绪,也是个体根据道德自我认同标准,比较不同情境下的行为或行为倾向时产生的道德情绪。自我意识情绪以自我认知为基础,具有独特性。其中,内疚、羞耻、尴尬以及自豪和道德行为之间存在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并且有反馈、激发动机以及协调人际行为等道德功能。因此极有必要开展自我意识情绪的本土化研究,为建设和谐社会提供理论支持和实验根据。     

道德情绪：道德行为的中介调节

道德情绪是心理学的一个重要研究主题。道德情绪是个体根据一定的道德标准评价自己或他人的行为和思想时所产生的一种情绪体验。它是一种复合情绪, 主要包括厌恶、移情、内疚, 羞耻等。道德情绪影响下人类会产生某些典型行为, 这主要包括道德洁净行为和道德补偿行为。心理学研究道德情绪的实验范式很多, 主要有行为回忆范式、实物或图片刺激范式、情境设置范式等。有关道德情绪的未来研究主要应注重于探讨正性道德情绪在道德发展中的作用, 探讨道德情绪对群体行为的影响, 以及探讨道德情绪在不同文化背景下的价值意义。     

内疚的认知和情绪活动及其脑区调控

内疚是个体做出危害他人的行为或违反道德准则之后产生的良心上的反省, 对行为负有责任的一种负性体验。内疚在道德规范和人际社会中具有重要的作用。研究者主要采取自我报告范式、情境模拟范式、过失范式和经济博弈范式考察内疚的发生发展及其功能。近年来, 研究者尝试揭示内疚脑机制, 研究发现内疚主要激活前额叶皮层和脑岛等脑区, 前额叶可能与内疚的认知成分相关, 而脑岛主要与内疚的情绪成分相关。未来的研究需要采用多种技术手段进一步考察内疚的认知神经机制。     

从信任违背到信任修复:道德情绪的作用机制

早期学者已经从认知的角度分析信任违背的原因及修复方式。近年来,情绪对信任修复的影响引起了重点关注,但是情绪在其中的作用机制并未得到解答。当前的研究主要从情绪影响信任的线索依赖效应和离散情绪(内疚、羞愧、愤怒、悲伤等)对信任修复的影响这两个角度着手研究情绪对信任修复的影响。通过文献梳理发现内疚和共情两种道德情绪是影响信任修复最重要的情绪因素:内疚能够促进受信方做出补偿行为,共情能够促进信任方宽恕他人。基于此构建了道德情绪的信任修复模型,并考虑了目标线索和信任方的特质性宽恕的调节作用。同时建议未来的研究进一步探讨其他离散情绪尤其是道德情绪对信任修复的作用,并关注情境与情绪的交互作用。     

群体内疚:界定、心理机制、行动倾向及干预策略

当个体认为内群体为外群体受到的不道德伤害负有责任时会体验到群体内疚。该情绪常见的触发情境包括过往历史的伤害事件、当下的群际冲突、不公正的社会关系及未来的伤害事件。群体认同、内群体责任和不当性评估是影响群体内疚产生的三大心理机制。群体内疚会导致施害群体对受害群体表现出积极行动,如友善态度,冲突和解、群体补偿及群际支持。通过群体肯定、自我肯定、促进共同认同、强调内群体责任及展现已有补偿行为等干预策略可以引发施害群体的群体内疚。未来的研究应澄清群体内疚的成因机制,进一步探索群体内疚与补偿行为间的作用关系。     

自我设限及其研究范型和影响因素

自我设限是指个体针对可能来到的失败威胁而事先设计障碍以自我保护或自我提升。自我设限可细分为行为的自我设限、声称的自我设限以及抬举他人,但缺乏对这三种策略的机制、前置因素和后续结果的比较研究。影响自我设限的因素主要有任务性质、评价情境以及性别、自尊、归因倾向等,但对自我设限动机的探讨应更多考察评价情境与其他中介变量的交互作用,以及内隐自尊对自我设限的影响。     

对不公正历史事件的情绪反应—— 群体内疚

只要个体把自己归于施害群体, 并且承认所属群体对不道德的行为负有责任, 而无需自己参与其中, 就会体验到群体内疚, 它是一种自我聚焦的情绪。内群体责任、伤害行为的正当化、知觉到的补偿困难等认知因素都会影响群体内疚程度, 而个体的优先价值观和国家认同等会造成成员间群体内疚体验的个体差异。群体内疚的体验会促进施害群体对受害群体的道歉和补偿支持。将来伤害行为的群体内疚, 以及与其他情绪的综合考察方面还需要进一步研究。     

初中生内疚情绪体验的发展及其对公平行为的影响

为探讨初中生内疚情绪体验的发展特点及其对公平行为的影响,研究1采用自编的初中生内疚情绪体验情境问卷,对335名七、八、九年级初中生的内疚情绪体验特点进行测查,研究2采用独裁者博弈游戏研究范式,考察了120名初中生的内疚情绪体验对不同情境中公平行为的影响,结果表明：初中生的内疚情绪体验随年级的增长而降低,且在性别、他人评价、情境类型以及情境类型与他人评价的交互作用上存在显著差异。在内疚情绪唤醒状态下,初中生在两人情境中分配给搭档的代币数显著高于分配给自己的代币数;初中生在三人情境中分配代币的数量依次从分配给搭档、自己和第三人而递减,但与控制组没有显著差异。研究说明初中生的内疚情绪体验对两人情境中的公平行为有积极影响,而对三人情境中的公平行为没有显著影响。     

反事实思维与内疚和羞耻的关系——以大学生和青少年罪犯为例

运用自我报告法从反事实思维的角度验证内疚与羞耻差异的"自我和行为"假设,探讨大学生和青少年罪犯在反事实思维与内疚和羞耻关系方面的特点。结果表明:1)研究结果不支持Lewis提出的内疚与羞耻差异的"自我和行为"假设,甚至与该假设相反;2)在真实的情境中,大学生和青少年罪犯内疚感和羞耻感与反事实思维的特点具有一致性。     

内源性羞耻与群体身份对亲社会行为的影响

本研究考察内源性羞耻影响对内外群体陌生人的亲社会行为。159名大学生随机分配到中性组和内源性羞耻组,在两类亲社会情境里完成助人意愿的自我评定任务。结果显示,当外群体成员求助时,内源性羞耻组被试具有更强的助人意愿,且内源性羞耻可以消除内群体偏好效应。研究支持内源性羞耻的修复性动机影响亲社会行为。     

呼吸道传染病疫情背景下的民众社交距离保持行为

自COVID-19疫情爆发以来,疫情背景下的社交距离保持行为成为了一个受到关注的新兴问题。民众遵守社交限制措施和主动扩大社交距离对遏制呼吸道传染病疫情非常重要,而这些社交距离保持行为受到疫情情境、疫情相关认知和情绪、社会文化背景以及个体心理特质影响。疫情情境方面,疫情严重性与民众报告的社交距离保持行为并非简单的线性相关,可能受到时间进程的调节;社交距离保持行为还存在地区特异性,疫情首发地民众遵守社交距离保持意愿和行为更主动、更持久。其次,疫情相关认知和情绪方面,疫情知识,感知到的疫情风险性、严重性、可控性和主观规范,以及恐惧、担忧等负面情绪均可预测社交距离保持行为。第三,作为社会文化背景的不确定性回避程度、个人主义-集体主义价值观等因素,可能对民众在疫情背景下社交距离保持行为及心理产生直接或间接的影响。最后,个体认知特征中的自我控制、认知需求水平与自我效能感可正向预测社交距离保持行为,显示出社交距离保持行为中需要个体主动努力做出决策的部分;情绪动机特质中的健康风险回避倾向、厌恶敏感性、亲社会动机,社会认知视角下对科学和政府机构的信任,均可影响社交距离保持行为,并且人际信任水平对社交距离保持行为模式时间进程具有调节作用。 上述社交距离保持行为影响因素的研究发现,可基于计划行为理论、保护动机理论和行为免疫系统理论进行解释。其中,计划行为理论和保护动机理论强调个体对行为情境、成本、结果、他人反应的有意识感知、计算等高认知资源需求的活动。而行为免疫系统理论主要强调在传染病威胁下自动化水平的感知和行为改变。三个理论从有意识加工和自动化加工两个层面共同支持疫情背景下社交距离保持行为存在威胁管理机制,是目前社交距离保持行为领域最受关注的研究方向。其次,保护动机理论所强调的应对评估、计划行为理论中的知觉行为控制要素,以及近期研究所发现的自我效能感、自我控制、认知需求水平对社交距离保持行为的预测,均提示可能还存在独立于威胁管理机制之外的自我效能感机制影响社交距离保持行为。最后,计划行为理论所强调的主观规范要素有利于解释社会文化背景及亲社会动机、社会信任等因素的影响,结合近期有关疫情污名化和社会分类相关研究进展,我们提出,疫情背景下的社交距离保持行为可能还受到社会认同机制的影响,整合社会认同理论和计划行为理论,有助于更综合地体现个体与群体、理性和非理性因素的作用。未来研究应进一步考察情绪认知过程及其与社会文化背景和个体心理特质的交互作用,构建双系统模型,例如基于熟虑-冲动双系统模型,整合社会认同理论和计划行为理论,结合追踪及实验研究,明确各影响因素之间的因果关系,检验疫情背景下社交距离保持行为的内在机制。     

大学生羞耻和内疚差异的对比研究

以 48名北京大学本科生为被试 ,检验羞耻和内疚差异的 3种假设 :研究一同时检验“公开化与私人化”和“个人无能与违背道德”两个假设 ;研究二检验“伤害自我与伤害他人”假设。方法是依次呈现一系列不同的负性情境 (情境事先已按要检验的假设加以控制 ) ,要求被试设想自己亲身经历该情境 ,然后回答体验到的羞耻和内疚的程度及理由。结果表明 :①“公开化与私人化”对羞耻和内疚的影响有显著差异 (p <0 0 5 ) :“有他人在场”可以易化羞耻 ,而内疚感的产生一般不需要“观众”在场。②“违背道德”在引发羞耻和内疚感上基本相等 ,而“个人无能”引起更多的羞耻感 (p <0 0 1)。③“公开化与私人化”和“个人无能与违背道德”的交互作用不显著。④“伤害自我”更多引起羞耻感 (p <0 0 5 ) ,而“伤害他人”更多引起内疚感 (p <0 0 1)。     

道德虚伪：一种机会主义的适应策略

道德虚伪在个体层面是指人们言行不一, 在人际层面是指人们持有双重标准。心理学家通常从道德动机、认知失调以及精神分析的角度考察道德虚伪。诱发道德虚伪通常会促使个体做出跟他们公开承诺相一致的行为。作为一种机会主义的适应策略, 道德虚伪可能起源于群体适应情境下的自我谋利需要, 带有欺骗他人和自欺的特点。除了情绪、权力等因素之外, 未来研究需要考察自恋、羞耻、社会操纵能力、情商、文化因素对道德虚伪的影响。     

资本市场中投资者羊群行为的心理机制及其影响因素

资本市场中投资者的羊群行为是资本市场上的一种典型现象,它是指在不确定情境中,投资者在相同时间段内模仿他人进行投资决策的行为。通过比较羊群行为与从众行为发现,两者存在本质区别。目前,大量研究从社会影响、认知机制以及进化机制三个方面深入分析羊群行为的形成原因。此外,研究还发现,情境的不确定性、市场环境、群体内部一致性程度、个体的情绪与动机对投资者的羊群行为都会产生一定的影响。在总结相关研究后发现,羊群行为具有其自身独特的信息加工模式。未来关于羊群行为的研究应该从探索专家羊群行为的信息加工方式,提高研究的外部效度,探索认知神经机制,进行跨文化研究和探讨羊群行为与人格之间的关系等五个方面展开。     

内疚和羞耻的关系——来自反事实思维的验证

运用情境模拟法从反事实思维的角度探讨内疚与羞耻的关系.并比较了大学生和青少年罪犯反事实思维与内疚和羞耻关系方面的特点.结果表明:(1)研究结果部分支持"内疚事件和羞耻事件"假设,但不支持Lewis提出的"自我和行为"假设,甚至与该假设相反;(2)大学生和青少年罪犯反事实思维与内疚和羞耻的关系具有某些方面的一致性.但也存在着很大的差异.大学生自我导向的反事实思维与内疚感有更为密切的联系,而青少年罪犯行为导向的反事实思维与羞耻感有更为密切的联系.     

情绪对饮食行为的影响

人类的饮食行为受到诸多因素的影响, 包括生理因素、心理因素及社会文化因素等, 其中情绪对饮食行为的影响日益受到研究者的重视, 这种影响一般表现为摄入量的多少和食物(热量)的选择。通过探讨不同情绪下临床和非临床个体食物摄入量的表现, 总结发现消极情绪导致个体暴饮暴食的可能更大。积极情绪影响下的饮食行为的研究结果则存在分歧: 生理角度解释为积极情绪能够促进个体的享乐机制, 导致进食行为增加; 而自我控制理论则认为积极情绪增加了个人资源以抵制美食诱惑。此外, 进一步探讨了情绪影响下饮食行为的神经生理机制。未来在饮食相关的临床研究和治疗上, 需要对情绪影响下的饮食行为有更深入的神经机制方面的探究。     

组织中信息寻求的动机及其影响因素

组织中反馈的缺乏和新员工面临的不确定性使得主动的信息寻求成为员工获取相关信息的重要机制。人们的信息寻求行为可能受到获取有用信息的工具性动机、自我保护动机和印象管理动机的驱动, 这三种动机分别受到一系列个体特征和情景因素的影响。探索多种动机的平衡、虚拟情境下信息寻求的动机、管理者反馈寻求的动机, 以及信息寻求动机与信息有效性之间的关系等应是未来的研究方向。     

不确定感在他人的程序公正与自我的合作行为之间的中介作用

以公平启发理论为基础,结合不确定管理理论,采用情境实验法(实验1)和行为实验法(实验2),探讨了不确定感这一工具性动机在他人的程序公正与自我的合作行为之间的中介作用。研究结果发现:(1)他人的程序公正会促进自我的合作行为的出现;(2)不确定感降低了自我的合作行为的出现;(3)不确定感中介了他人的程序公正对自我的合作行为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