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决策中人际信任博弈的理论模型与脑机制

信任是指个体在缺乏足够信息来判断他人动机、意图和行为的情况下,将社会资源交给对方处置并承担相应风险的意愿。作为一种基本的社会信号机制,信任对于发展和维持良好社会关系具有重要作用。借助信任博弈范式,研究者揭示了人际信任的认知神经机制并建构了多种理论,包括背叛厌恶理论、社会规范理论、道德规范理论和默认行为模型。脑成像研究发现信任行为主要涉及内侧前额叶、尾状核、杏仁核和脑岛等脑区,其中内侧前额叶主要参与心理推理、情绪认知与调控等过程,尾状核参与同伴值得信赖性的习得与编码,杏仁核和脑岛则主要参与风险、不确定性和背叛恐惧加工。今后研究应侧重不同理论之间的补充与整合,强化不同脑区之间的功能连接与整体性,并注重信任行为中的个体差异。     

亲社会行为中的从众效应

亲社会行为是社会关系的润滑剂, 从众心理会影响亲社会行为的出现。亲社会从众行为包括利他从众、公平偏好从众、信任从众、慷慨从众等。亲社会从众行为的心理机制包括模仿理论与动机改变理论。亲社会从众行为的神经机制包括奖赏加工与错误加工神经回路。社会价值取向、人际信任水平与人际敏感性对亲社会从众行为有一定的调节作用。未来的研究方向可以从亲社会从众效应的稳定性、个体差异、儿童及青少年的亲社会从众行为研究、临床研究以及跨文化角度入手。     

亲社会行为的认知过程及脑神经基础

亲社会行为是指有利于他人和社会的行为,包括合作、分享、助人、安慰等。亲社会行为产生主要涉及几种认知过程:对他人行为和情绪的注意、社会信息加工、对结果的奖赏预期、社会规范表征、自我控制、以及社会信息整合与价值计算等。基于这些认知过程,研究发现,亲社会行为主要与前脑岛和前扣带回、默认网络背内侧子系统、奖赏系统以及前额叶皮层等神经区域有关,因此提出亲社会行为共同的认知-脑神经回路。未来可以对亲社会行为脑神经基础的共性、功能连接以及跨文化研究等方面做进一步探讨。     

行为经济学中的信任:形成机制及影响因素

信任是指个体以对他人意图和行为的积极预期为基础,自愿使自己处于易被对方伤害的地位的一种心理状态。而行为经济学中的信任是指交易双方在博弈、谈判、消费及经济贸易等特定环境下,在有限信息和经验基础之上,对对方履行承诺的积极预期及能力的认可。目前,研究者对这一现象形成机制的解释主要包括心理机制及生物基础,其中心理机制主要包括反思-冲动模型和社会偏好理论,生物基础主要涉及杏仁核、脑岛等结构以及催产素和睾丸酮等激素。影响经济信任的因素主要包括交流、经验、声誉及面部特征等。未来需从经济信任的理论解释及生物基础、跨文化研究以及生态效度和应对策略等方面展开进一步的探讨。     

共情对亲社会行为的影响及神经基础

亲社会行为是指那些使他人获益的行为,这类行为具有重要的进化意义和现实意义。作为影响亲社会行为的重要因素,共情在认知神经科学领域得到了广泛研究。脑岛等脑区的激活与消极情绪体验有关,是情绪共情的神经基础,利于产生亲社会行为动机;颞顶联合区等脑区参与对他人意图的理解,是认知共情的神经基础,利于个体选择有效方式帮助别人。女性在共情时激活额下回等与情绪有关的脑区,而男性在共情时激活颞顶联合区等与认知有关的脑区,这为男女个体在亲社会行为表现上的差异提供了新证据。未来研究应完善与亲社会行为有关的脑区功能的解释,综合多种影响因素,结合病理学研究考察共情对亲社会行为的影响及神经基础。     

大学生人际信任与主观幸福感的关系:亲社会行为与攻击行为的中介作用

为考察大学生的人际信任对主观幸福感的影响机制以及亲社会行为和攻击行为的中介作用,采用人际信任问卷、亲社会行为问卷、攻击行为问卷、幸福感指数问卷对2256名大学生进行调查。研究结果显示:(1)人际信任正向预测大学生的主观幸福感,人际信任水平越高,主观幸福感越好;(2)人际信任通过亲社会行为与攻击行为的中介作用,间接影响主观幸福感。     

“追名弃利”：权力动机与社会存在对亲社会行为的影响

目前关于权力动机的研究主要关注权力动机的阴暗面, 但是对权力动机的积极面尚不清楚。本研究从公平与合作行为的角度出发, 分别采用最后通牒博弈和公共物品博弈任务, 探讨不同权力动机水平个体在内隐(眼睛线索)或外显(他人在场)社会存在下的亲社会行为是否不同。结果发现, 在眼睛线索或他人在场条件下, 相对于低权力动机者, 高权力动机者表现出更高的公平与合作水平。然而当没有社会存在线索时, 高低权力动机者的亲社会行为没有显著差异。结果提示高权力动机者出于名誉和地位的策略考虑, 也会表现出积极的亲社会行为。     

社会公平感、机构信任度与公共合作意向

社会公平从古至今都是人类追求的崇高社会理想。对社会公平的感知即社会公平感直接决定着个体的机构信任,并影响其公共合作参与。本研究将社会公平感分为分配公平和程序公平,将机构信任度分为工具信任和动机信任,采用实验室情境设计的方法,引入最后通牒博弈和免责博弈范式,通过2个实验系统探讨"公正无私,一言而万民齐"的因果机制。研究发现分配公平与程序公平正作用于个体的公共合作态度与意向,在此基础上建立起公共合作的双路径模型:外部路径由分配公平产生工具信任和动机信任,进而触发公共合作;内部路径由程序公平产生动机信任和工具信任,进而触发公共合作;二者结合构成个体参与公共合作的双动力系统。双路径模型的适用性在组织情境和社会情境下均得到了支持。     

社会公正与政治信任：民众对政府的合作行为机制

胡锦涛在中共十八大上提出：必须坚持维护社会公平正义。对社会公正的认知直接决定着民众的政治信任, 进而影响民众对政府的合作。近年来频发的群体性事件即是非合作行为的典型表征。然而, 国内外研究中至今没有直接探讨社会公正与政治信任影响合作行为的实证支持, 更无法进一步揭示其作用于合作行为的过程和条件。鉴于此, 本研究将社会公正分为分配公正和程序公正, 将政治信任分为工具信任和情感信任, 采用实验室研究、现场研究和问卷调查研究相结合的方法, 探讨社会公正对合作行为的过程机制, 建立其通过工具信任和情感信任作用于合作行为的双路径模型; 并进一步分析结果依赖性对这一路径模型的调节作用。本研究有望提出社会公正与政治信任影响合作行为的双路径模型及其调节变量, 一方面在理论上深化和拓展本领域的研究, 另一方面实践中通过提升公正感、强化过程变量(政治信任)、干预调节变量(结果依赖性)等策略促进合作行为。     

不公平感及相关决策的认知神经机制

公平是人类社会生活的基本规范之一,不公平感及其相关决策则是研究者们关注的重要课题。长期以来,该领域的研究一般采用最后通牒博弈或其变式展开。大量脑成像研究探查了关于不公平感及相关决策的认知神经机制,尤其集中探讨了最后通牒博弈的回应者对不公平提议进行反应的脑区及其对应功能。经常得到关注的脑区包括了前脑岛、前扣带皮层、背外侧前额叶、内侧前额叶、杏仁核和颞顶交界等。对特殊人群的不公平感及相关决策进行研究可以帮助检验或澄清上述重要脑区及脑网络在不公平感及相关决策中扮演的角色,同时也阐释特殊人群的社会认知功能的特点。近年来,相当数量的研究关注了不同情境因素(包括分配方案相关因素和社会情境相关因素)调制不公平感及相关决策的过程,并讨论其背后的认知神经机制。未来的研究更应利用多模态数据分析方法,同时结合基因和激素层面的研究,以期深入对不公平感及相关决策的心理和生理机制的理解。     

最后通牒博弈中的公平偏好:基于双系统理论的视角

在最后通牒博弈中,自利动机与公平偏好的权衡决定着个体拒绝或者接受不公平分配。根据双系统理论,对于个体拒绝不公平分配是系统1中的自动反应还是系统2中的控制加工这一争议,从理论假说、影响因素和脑机制三个方面进行了探讨。自动消极互惠假说和社会启发假说支持公平偏好的自动加工假说,公平偏好控制假说则认为公平偏好是抑制自利动机的控制加工的结果。系统1通过脑岛、杏仁核和腹内侧前额叶皮层识别和评估公平行为;系统2通过扣带回皮层、腹外侧、背内侧和背外侧前额叶皮层,对系统1进行重新评估和调节并做出相应的决策。个体差异因素和实验任务特征可能会影响个体在系统1中的自动反应。未来研究需要进一步完善实验范式,深入探索其中的调节变量及其神经网络。     

惩罚和社会价值取向对公共物品两难中人际信任与合作行为的影响

通过两个计算机情境模拟实验, 采用“取消惩罚”范式, 引入社会价值取向变量, 发现惩罚对人际信任和合作行为具有消极影响, 具体表现为当惩罚取消后, 经历过惩罚的被试的人际信任水平显著低于无惩罚条件被试的水平。惩罚对博弈者合作行为的影响在社会价值取向不同的博弈者之间存在显著差异：经历过惩罚的亲社会型被试在惩罚取消阶段的合作程度显著低于惩罚存在阶段的合作程度, 并且显著低于无惩罚条件被试的相应水平。惩罚通过亲社会型博弈者的人际信任水平对合作程度产生间接负效应, 即惩罚程度越强, 亲社会型博弈者的人际信任水平越低, 进而使其合作程度也下降。     

社会从众的生物学基础

社会从众是指个体改变态度或行为, 与他人保持一致的现象。社会认知神经科学采用社会心理学的实验范式研究发现：背内侧前额叶、纹状体、眶额皮层、脑岛、杏仁核和海马等多个脑区在社会从众中扮演重要角色; 能够提高多巴胺水平、改善大脑奖赏敏感性的某些神经递质可能间接影响从众。强化学习理论的奖惩预期可以部分解释社会从众的原因。未来研究应改进实验范式, 扩大研究群体, 借助神经、生化技术, 利用动物模型, 深入探讨社会从众的神经生物学基础。     

价值取向、自我概念与亲社会行为

一切包括助人行为在内的对社会有积极作用的行为都是亲社会行为。就助人行为来说,其中既包括自愿帮助他人、并不期望得到任何回报(甚至要排除做好事的想法)的利他主义行为,也包括为了某种目的,有所企图的助人行为。所以,亲社会行为是个连续体——从大公无私的利他主义行为到由自我利益驱使的助人行为。社会心理学关于亲社会行为、特别是利他主义行为的大量研究,主要侧重亲社会行为的具体决定因素:亲社会行为受情境(他人在场、环境条件、时间的紧迫性等)、助人者(人     

DRD4基因与亲社会行为的关联及其潜在脑机制

DRD4基因是亲社会行为的重要候选基因,且与环境交互影响亲社会行为的发生发展。通过梳理既有研究,本文从性别差异、亲社会行为的不同类型及发展动态性等角度探讨了亲社会行为遗传研究存在分歧的原因,并在此基础上探索了DRD4基因作用于亲社会行为的潜在脑机制。未来研究应采用纵向设计探究DRD4基因影响亲社会行为的发展动态性问题,并深入探索其性别差异;采用多质多法分析考察不同类型亲社会行为遗传机制的差异性;采用影像遗传学设计揭示“DRD4基因—脑—亲社会行为”作用机制。     

大学生在社会困境中的公平决策:社会价值取向的影响

通过两项研究考查大学生在社会困境中的行为决策及公平感体验,检验社会价值取向的影响作用,有效被试分别为85名和84名。结果表明:(1)亲社会者比亲自我者更倾向做公平决策;信息对称比不对称条件更促进被试做公平决策;女生比男生更倾向做公平决策。(2)性别在社会价值取向与信息对称性对公平决策的影响中起调节作用,社会价值取向显著影响男生的公平决策,信息对称性显著影响女生的公平决策。(3)社会价值取向显著影响个体对不公平的容忍度,亲社会者更不容忍不公平行为。(4)对于利己的不公平行为,被试都倾向接受,亲社会者并不比亲自我者体验到更强的内疚情绪;对于不利己的不公平行为,被试都倾向拒绝,且产生较强的不公平感及气愤情绪。     

损失规避的产生根源

损失规避是指由损失引发的负效用大于由等量收益引发的正效用的现象, 其产生根源能够从神经经济学和进化心理学两个方向进行解释。损失规避的脑机制分为两个系统：主观价值评价系统主要包括纹状体和前额皮层, 与主观价值的评估有关; 情绪唤醒系统主要包括杏仁核和脑岛, 与厌恶等消极情绪有关。在进化心理学的视角下, 通过回顾有关动物决策行为的研究来探索损失规避行为的进化历史, 并结合相关进化理论总结该行为产生的进化原因。未来可探索与行为损失规避相关的神经递质, 进一步研究损失规避的产生根源。     

共享经济对亲社会行为的影响：信任的中介作用

研究从共享经济的态度与实际体验两个层面出发,考察了共享经济与亲社会行为的关系,并探讨了信任的中介作用。研究1以160名成人为研究对象,通过问卷法考察了共享经济态度、信任和亲社会行为之间的关系。研究2以113名成人为研究对象,通过回忆启动范式操纵了个体的共享经济体验（vs.网上购物体验）。研究结果一致表明,无论是共享经济态度还是实际体验,都显著正向预测个体的亲社会行为,并且信任在其中起中介作用。     

父母教养方式对中职生亲社会行为的影响:两类共情的中介作用

探讨父母教养方式对中职生亲社会行为的影响,分别采用问卷法和实验法检验特质共情与状态共情 在这个影响过程中的中介效应。 结果发现:(1)情感温暖、信任鼓励型的父母教养方式对中职生亲社会行为有正向预测作用; 专制、溺爱型父母教养方式对中职生亲社会行为起负向预测作用。(2)特质共情在情感温暖型、信任鼓励型父母教养方式与中职生亲社会行为之间起部分中介作用。(3)经试验操纵的状态共情的中介效应与特质共情的中介效应同样显著。结论:积极的父母教养方式通过影响中职生的共情进而影响其亲社会行为。     

不公平感知对普遍信任的影响（英文）

公平作为人类社会最重要的社会规范之一,对于个人生存和社会稳定至关重要。人类具有不公平厌恶倾向(inequity aversion),当受到不公平对待时,会产生不满和怨恨,并不惜牺牲自己的经济利益以惩罚对方。以往研究发现,不公平感知(unfairness perception)会降低个体对不公平实施者的信任,但目前尚不清楚这种影响是否会泛化到对无关陌生人的信任(即是否出现溢出效应)？此外,除了亲身经历不公平对待,人们还会作为旁观者在日常生活中观察到不公平行为。当观察到不公平行为且该行为没有受到惩罚时,是否也会降低个体对无关陌生人的信任？本研究通过两项实验对上述问题进行了探讨。研究1采用单因素被试间实验设计,通过最后通牒游戏(ultimatum game),操纵提议者分钱方案公平性,诱发公平和不公平情境,并通过随后的信任游戏(trust game)考察个体对无关陌生人的信任行为。研究2同样采用单因素被试间实验设计,让被试作为观察者,观察独裁者游戏(dictator game)中的公平和不公平分配行为,并通过随后的信任游戏考察个体对无关陌生人的信任行为。结果表明：（1）在先前的最后通牒游戏中...